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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
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
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
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经下：
“知其所不知。说在以名取。”
这即是推衍着墨子的这种思想。故本章说：
“知，杂所知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是所知也’，是‘所不知
也’。取去俱能之，是两知也。”
（校注）说文“知”，旧并讹作“智”，据鲁校改。
说文所谓“取去俱能之”的“取、去”，即是选择的“行为”，也即是
实践。对于知识本身说，也就是“致用”。由墨家看来，一切知识，必须名
实悉辨，取去俱能，才算能致用，才可谓为真知识。不然的话，就不算知识，
就等于“瞽不知白黑”，所以说“天下之君子不知仁”。
其次，知识之正确与否以及其正确的程度，尤须从实践中得到证明。墨
子立论，已经有所谓“三表法”。从逻辑的观点说，三表法自然远较墨经的
方法素朴，但它已经充分地包含着以实践为认识真理的检证的尺度。
三表法，推其究竟，前两表仍然是以实际的经验为基础的。所谓“本之
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是根据古时圣王实践所得的经验，所谓“原察百姓耳
目之实”，即是参酌当时百姓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至于第三表，所谓“发
以为刑政，见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要在实践中去检证理论是否适
合于实际，换句话说，就是以实践来做真理的规准。墨经在认识论上，继承
了墨子这种见解，更作出了理论的阐扬。
经上：“法，所若而然也。”
说：“法，意、规、员，三也（者）俱，可以为法。”（校注）毕校：
“‘若’，顺也。”梁校：“‘若’，顺也，似也，肖也。说文法字下说，
‘法，刑也。’刑字下说，‘刑，从井；井，法也。’型字下说，‘型，铸
器之法也。’模字下说，‘模，法也。’范字下说，‘范，法也。’足证法
之本义为模型或模范。”张纯一校：“然，如是也，礼记大传‘其义然也’
注。”“员”同“圆”。“也”同“者”。
“法”即模型或模范。“所若而然”，就是说，顺着这模型制作一种物
件，而产生出来的物件就和原模一样。例如由一个钱笵铸出来的钱，其形状
花纹，都和钱笵相同；同时，其钱也彼此相同。拿“圆”来做例子吧，脑子
里所意（臆）察的圆形的观念、画圆的工具的圆规与画出来的圆形，三者俱
备，就可以为作圆的模范。故说：“意、规、圆，三也（者）俱，可以为法。”
法是模范，引申起来，就是“法则”的“法”。我们要得出一抽象的法则，
第一，必须有“方案”（“意”）；其次，又须有可以实现这一理论的工具
——方术（“规”）；最后，还须能够把这一方案实现为事实（“圆”）。
经过这样的实践的检证，然后才能够成为真理，成为法则。这就是墨经着重
实践检验的明证，也就是墨经作者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见解。这较墨子
的三表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因为它已不仅从政治理论的观点立论，而是从
法则本身的性质上，从认识的理论上，来阐扬这种见解。
这里，依照次序要从墨经的知识论转到逻辑学了。
墨经讲思维过程尚未形成概念时，叫做“虑”，例如经上：“虑，求也。”
说：“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现在我们先研究概念
（名）。墨经把“名”分为三类：
经上：“名，达、类、私。”
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得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
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这里讲的是大共名、类名、专有名。何谓实？上面说过，“所谓”即实，
在思维中即是判断的对象；依据“所谓”的判断给以名，即为概念，故说“所
以谓，名也。”
墨经中所讲的“实”，指主词，所讲的“名”，指叙词，故又说：“名
实耦，合也。”合即成了“辞”，所谓命题。
墨经所讲的命题，皆指事物之外部关联，这是形式逻辑的特点。
战国时的辩者把命题中的个别和一般做了论争的中心。墨家的“坚白楹
（盈）”，在命题上统一了个别与一般，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论，即
分离了个别与一般。
小取篇说的“以辞抒意”，指的就是命题，“以说出故”，指的就是推
理。何谓“故”？何谓“说”？
说即“经说”之说，说其故也。前人以“说，所以明”的“说”释此句
之说，不确。“故”，即理由或前提。这在上面已经有详细的解释，不再重
复说明了。
然而真理却不简单，因为认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改正，才能不断地发
展出更高的理论。墨子有“合志功而观”和“言足以举行者常之”之说。墨
经有“志，行为也”；大取篇有“志功不相从也”之说。然而只有这一些贫
乏的概念，还没有高级的认识，这是古代哲人的局限。经下有“以名取”之
说，发展了墨子所谓“非以其名也，而以其取”之论，但这些也仅是简单的
命题，而没有事物的发展、联结的说明。这也是他们的局限。
经下：“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说：“我有若视曰知。杂所知
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去取俱能之，
是两知之也。”
“去取”虽有分析与综合的成分，也有选择的实践意义，但其公式却是
抽象的。故墨学的推理，又重视形式逻辑的演绎法。
大取篇有“语经”之称，语经必注意推理方法，故小取篇详言思辩的七
法：（一）演绎法的绝对前提，谓之“效”。（二）举他事以明此事之比较
法，谓之“辟”。（三）比较两个同一命题的平行法，谓之“侔”。（四）
援例拟事的类推法，谓之“援”。（五）盖然判断，谓之“或”。（六）假
设命题，谓之“假”。（七）以类取而以类予之归纳法，谓之“推”。（详
见原文，不具引）
后期墨家和各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特别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对当时的
各派思想给了有力的批判。所以经说下说：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常（当）者胜也。”
小取篇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
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
这是因了和各派斗争而得出的总论。其关于明是非、审治乱、察名实三
者，上面已有详述，今就其特别提出的“明同异之处”约述于下，因为这是
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思想。墨子所争论的“兼”与“别”二义，以“兼”反
对儒家之“别”（儒家主张的族类）。庄子在兼别二者之间发为“两行”论。
诡辩学派把兼别纳入于命题的同异（个别和一般）。后期墨家在形式逻辑上
承认了墨子的传统，得出了归纳法的同异论。这个方法论的优点是，否定先
验的类别，而依据客观对象的类别，分析事物的规律，这是墨子理论的发展。
此一学术的价值，前人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小取篇说：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他者同也，
吾岂谓他者异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命题）之侔也，有所至而
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
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
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
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此段后期墨家最珍贵的推理论是墨学理论的综合。大取、小取、经与说
之中的举例，多沿用当时庄子的“有无”与“是非”，诡辩者的“坚白”与
“马”“石”，但在经上讲“同异交得”的经说中，所举的例子就丰富了。
如拿有无的概念讲家族，拿故的概念讲姓氏，拿贵贱的概念讲商业。今就墨
子的中心思想，把上面小取篇的推理形式在理论上返原一下。
例如墨子的阶级论，对于贵贱贫富展开了一系列的说明（参看尚贤诸
篇）。他指出了一般人只知道富贵贫贱是“其然也”，而不知道为什么其然
即“所以然也”。一般人只看到其然的现象，即富者贵者和贫者贱者，而看
不到富贵和贫贱的所以然的理由。把这样的现象个别地取为对象来考察，一
个一个现象之间可以相同，而对象的理由则不必同，故他主张“以类取”。
何谓“类”？西周以来传统的观点，是以氏族的地位来区别的，即“氏所以
别贵贱”，荀子还有大套“礼”论，说明“始贵”之义，把一个不许怀疑的
类范畴，在人类行为方面规定而为序贵贱之礼，所谓“礼者别也”。这是儒
家演释法的大前提，其推论便是：凡人都有贵贱之类（大前提），君子大人
为始贵者，小人野人为无天爵者（小前提），故人类社会是治野人（安荣）
与养大人（安辱）的富贵与贫贱对立的社会（结论）。墨学的归纳法便不然
了。首先我们根据小取篇所综结的“取予”推论，来看“非命下”怎样应用
方法论以类“取”：
取1。“王公大人不敢怠倦者何？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
（听政）
取2。“农夫不敢怠倦者何？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
（耕稼）
取3。“妇人不敢怠倦者何？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
（纺织）
取4。5。6。“百工”、“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强必贵，
不强必贱。”
上面所“取”各例里，背后有一个客观的类，这类不是先天的氏族，而
是后天的“固以其力也”的理由，所谓“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这在墨子叫做“义”，（反之，谓之“不义”）而在方法论上谓之“所以取
之者”。
根据这样的类标准，便得出了富贵贫贱的断案，即劳力之“强”者为富
者贵者，反之劳力之“不强”者为贫者贱者；而在方法论上谓之“以类予”，
“以其所不取（未举例者）之同于所取者予之”。
基于这命题，便推论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结论。
从这种归纳法所得出的人类概念，在社会史讲来，固不是如这样贫乏的
内容，但其在古代社会的思想史中却为破天荒的进步思想，因而多方、殊类、
异故的归纳法则，同样是人类思维史的进步思想。我们拿这个方法，也可以
研究墨子兼爱篇的“兼是别非”论和非攻篇的义与不义论。这里，我们再依
据小取篇的“取予”论，以非攻上为例，说明推理的方法：
取1。“窃桃李者”，不义之一例。
取2。“攘犬豚者”，不义之二例。
取3。“取牛马者”，不义之三例。
取4。“杀不辜者”，不义之四例。
取5。“杀百人者”，不义之五例。
取6。“攻国者”（？），不义之六例。
前面五例所取者，当时是人人皆知的，故说“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
谓之不义”；第六例就有问题了，当时人对“所以取之者”，则以为殊类异
故。因为攻国，正是“远而失，流而离本”的难以认识的事物，所以“天下
君子，谓之义，从而誉之”。然而墨子认为六例都是同类、同故的对象，因
为类与故皆在“不以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所有取之。”（天志下）
“以类予”之断案如何能得出来呢？未取者虽然很多，但同于所取者，
只要知类，他者（未取者）亦同。因此，就归纳出凡非其所有而取之者皆为
不义（攻国亦然）。
以上所述二例，是墨学反对氏族贵族的对内专政与氏族贵族的对外混战
的理论。后期墨学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墨子的理论，这就是小取篇的一段名文。
因此，著者前面说“返原”二字，实质上后期墨家的逻辑学是更把墨学系统
化了。
墨经同异之辩，以明类为其前提。更详言之，同异可从四种性质来区别，
如下所说：
经上：“同：重、体、合、类。”说：“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
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
经上：“异，二、不体、不合、不类。”说：“异，二，毕异，二也；
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
经上：“同异交得，放有无。”（说文错落很多，从略）
以上所讲的同异，都是以四种性质来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