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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问楛（恶）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
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
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极）。”（劝
学）
这样的名辩方法，无疑地是儒家（士君子）生活态度里“崇德”或“隆
礼”意识的反映。所以荀子又说：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廉而不见贵者刿也”），辩而不争（“辩
而不说者争也”），察而不激，寡（直）立而不胜（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
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不苟）
“君子行不贵苛难，说不贵苛察，名不贵苛传，唯其当之为贵（杨注：
“当，谓合礼义也”。三“苛”字今本作“苟”，按文义校改）。”（同上）
这种以“言仁”为内容、以当“礼义之中”为方法的名辩思想，在荀子
看来，是非常值得宝贵的。其所以宝贵，在于他人据士君子的名辩方法发为
批评，可以促进自己的进益；自己据士君子的名辩方法发为忠告，也可以合
文而通治。例如：
“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
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虽欲无进得乎哉？
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
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
欲无灭亡得乎哉？”（修身）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
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
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导）于下，正（政）
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谏）救是也。”（非相）
总之，荀子对名辩方法的这种规定，不但用以自别于各家，而且也用以
自别于所谓“腐儒”、“俗儒”、“贱儒”等“不好言，不乐言”的卑屈态
度。他所谓“君子必辩”，实即用大儒之辩以止百家之辩。所以说：
“语曰：流丸业于瓯臾，流言止于知（智）者。此家言邪学之所以恶儒
者也。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
死焉。”（大略）
“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实）而喻，辨异
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墨以持
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正名）
荀子名辩方法的规定，虽出于儒家立场，不免有其局限；但他既然肯定
了名辩，既然对于儒家立场运用着自己的名辩方法“坚强以持之”，对于自
己的论敌运用着“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
的方法而投身于名辩的活动，自然也就替自己的逻辑思想开辟了发展的土
壤。
（二）对于墨家“类”、“故”两概念的承藉与修正
荀子的著作里，“类”字、“故”字均多；其所表示的概念很清楚，其
逻辑的性格很明朗，其意义也很重大。凡此等等，如前所述，都是在墨家逻
辑思想里早已出现的范畴；但其在荀子逻辑思想里重新出现，在内容与性质
上又有不同。荀子虽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但又是墨学的批判者，所
以，荀子的“类”、“故”两概念虽承藉墨家，却作了儒家的修正，染上了
儒家的色彩，变成了儒家思想有机的一环，并且用“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
的方法，转而成为批判墨家的武器。
为了叙述方便，先说荀子逻辑思想里的“类”概念。
我们知道，“类”概念在荀子这里，与在墨家那里同样，都是遵循着判
断的重要环节，而成为逻辑思想里首先出现的范畴。因而，荀子在“明贵贱，
辨同异”，决是非，判正乱，别智愚的逻辑活动上，也以把握“类”概念为
首要的前提。所以他说：
“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 时迁徙，
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言行已有大法矣，
然而明不能齐（济）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以
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墨；
倚（奇）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
无所儗■；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儒效）似此，
他以“其言有类”与“其行有礼”相提并论，二者兼备，才是“大儒”的特
征；他认为能“举统类”而解决疑难才是“大儒”的方法；知而“能类”才
是“以一持万”的前提；“知不能类”就是“明不能济、法教之所不及、闻
见之所未至”的感性局限的原因。总之，荀子以知类为立言之本，这一点是
很显然的。所以他又说：
“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元刻本“使”作“接”），则儒道毕矣；
虽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子道）
荀子肯定了知类即可打破感性认识的局限，这思想显然是得之于墨家由
“知类”而“以往知来”的理论；但荀子又进了一步，阐明了“知类”所以
能打破感性认识局限性的最根本的理由或原因，他说：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
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
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
者，门庭之间犹诬欺（今本作“犹可诬欺”据俞樾校改）也，而况于千世之
上乎？圣人何以不可欺（今本作“不欺”，“可”字据王念孙校增）？曰：
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
观尽。古今一也（今本“一”下有“度”字，据王校删）。类不悖，虽久同
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非相）
“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王者之人（佐），
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王制）
因为在客观上凡同类的事物皆具同理，所以说“类不悖，虽久同理”。
从这里出发，荀子的逻辑思想在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成就，并打破了他的立
场的偏狭的限制。这些我们打算在下文分别论究。现在我们只指出：由于将
“类”与“礼”及“法”相结合，荀子使“类”概念成了儒家君子立场上“听
断”的工具，使“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演绎方法成了“有原”
的思维规律，使“法后王”的复古政治思想取得了方法论上的根据。
在叙述了“类”概念以后，我们进而分析荀子的“故”概念。
荀子与墨家同样，将“故”概念作为“知类”的说明而加以强调。正名
篇所说的“辨则尽故”，与墨经小取篇所说的“以说出故”为同义语。但是，
作为儒家的荀子，对于“故”的理解，与墨家也有出入，或对于墨家的“故”
概念有显著的修正。兹为易于明晰起见，特择其言“故”的重要章句分录如
下：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十二子引此句凡五见）
“因其（暴君）忧也，而辨其故。”（臣道）
“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正名）
上引“故”字多数与“理”字同义对举，这也是墨经的固有文法。大取
篇所说的“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即为一例。但“故”、“理”
二概念在墨家同为判断或命题所从生长的客观根据，在荀子则基于“以辩止
辩”的儒家传统，修正成为只有主观意义的范畴。所以，“持之有故，言之
成理”的思想，即列入于被批判的对象。
荀子的这一修正，恰和其修正“类”概念同样染上了儒学的色彩；此由
其以“辨”与“故”相结合的文法，即可充分说明。因为荀子所说的“辨”，
分析到最后，是归结于“隆礼”；所以“辨其故”，或“辨则尽故”，实质
上不是在客观存在里找寻“礼”的原因，反而是以“隆礼”为“明故”的前
提。例如：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以、故）也？曰：以其有辨也。。。夫禽兽
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
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非相）
似此，依辨而求故，实即以执礼而限制所以明故之道。在这里，礼是第
一义谛，“故”是“礼”的附庸；因而荀子的逻辑思想与墨家以“辨故明类”
为首要的方法，就大有分别了，荀子是以逻辑从属于儒家道德的体系的。所
以他又说：
“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不
以明故为第一），而致善用其材。。。故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仁厚兼
复天下而不闵，明达周（今本作“用”，据王念孙校改）天地理万变而不疑。”
（君道）
反之，如果明故而不以隆礼为本，不能使逻辑受道德的约束，或使逻辑
脱离了道德而独立活动，则荀子即以为非君子所应为。所以说：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非相）
“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
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
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故有知非以虑是，则
谓之攫（今本作“惧”，据王引之校改）；有勇非以持是，则谓之贼；察孰
（熟）非以分是，则谓之篡；多能非以修（涤）荡是，则谓之知（王校知即
智，智谓智故。今按：孟、庄、宋、尹诸人之书皆有以“智”为“智故”之
解；管子心术篇“恬愉无为，去知与故”，似即为荀子所本）；辨利非以言
是，则谓之詍。。。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
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案强钳而
利口，厚颜而忍诟，无正而恣睢，妄辨而几利，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
相推挤，此乱世奸人之说也，则天下之治说者方多然矣。传曰：‘析辞而为
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此之谓也。”
（解蔽）
“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
别，则日切瑳（今字作“磋”）而不舍也。”（天论）从“类”、“故”两
概念的儒家观点的修正上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在荀子的思想体系里，减损
了墨家的智者气象，而发展了逻辑思想的儒术作风。并且，此不仅儒、墨的
分水岭，而且也是亚细亚古代的思想的一般限制。
（三）荀子的分类法与定义法的特点
在第七章里我们曾说，类故两概念的发现与运用，武装了墨子的思想。
这里，“类”、“故”两概念的承藉与修正，规定了荀子逻辑思想的具体面
貌，这首先表现出分类法与定义法的特点。此所谓特点，一方面指其由于
“类”、“故”两概念的把握，在逻辑的分类与定义上有了独特的成就，另
方面指其由于儒家立场的修正，在这分类与定义上又有了种种的偏见与限
制。兹分别评述于下：
“故”是事物的实质，“类”是事物的属性。人们对于事物有了实质的
与属性的知识，当然就可以辨明事物的同异。所以荀子说：“制名以指实，
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
困废之祸。。。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
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今本作“异”，依杨注改）实莫不同名也。”
（正名）
此所谓“明贵贱”，是伦理学或政治学上的课题，荀子以此为逻辑思想
里的首要课题（“上”），这也就是儒家正名主义的传统；其制名以指实之
说，乃是属于知识论或世界观的范围，至于辨别同异，则是逻辑学上的分类
问题。他所说的“同则同之，异则异之，。。不可乱也”，除有一部分认识
论的意义而外，尚有分类法的意义。
就分类法方面的意义来看，荀子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不可乱也”，
首先与孟子的“僻违而无类”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