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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虽然因其阶级立场而有时代的限制，甚至有曲解的缺点，但是在当时
说来是精密的。因此，他的批判的总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这里，我们不
但可以看出思想发展的痕迹，而且也可以知道学说继承的条贯。
第十六章 法家的悲剧历史和韩非子的思想
第一节 前期法家及其历史的觉醒（上）
在希腊、罗马，“法”是随着氏族灭亡、显族土地私有者的出现而发生
的；在中国的古代，没有典型地形成梭伦式的变法，最初只是在氏族血缘纽
带中出现了区别贵贱的礼制，所谓“礼不下庶人”。“一之于法”的制度，
在土地非私有的条件之下既难出现，在氏族贵族专政的政体上，也不容出现。
到了春秋时代，郑国的刑书，才出现对于氏族贵族专政的一个改革运动。
“礼”是古代的法权形式，“法”也是古代的法权形式，二者所显示的
财产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形式则有性质上的区别。郑铸刑书，晋叔向曾贻
书于子产，表示反对。他所反对的就是财产关系和阶级地位的变革。因为“礼”
是讲上下尊贱之别的，是不能在所谓一个标准之下来“齐”的，然而“法”
却不然，“法”是要讲一个标准的，所谓“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之于一”（说
文）。所以，礼在于“别”，而法在于“齐”。中国古代社会的刑是与礼对
立的；而古代末期的法与其说是对于贵族“刻薄少恩”，毋宁说把贵族的“别”、
“分”降低了。因为“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左
传僖十一年）以法代礼，岂不是把氏族贵族置于与国民同等的地位了么？
叔向所争的在于前者之“别”，所以他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
而“惧民之有争心也，。。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有了刑书则上下不别，“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
徵于书（刑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国将亡，
必多制”。所谓“多制”，即指区别上下的礼以外，又有上下无别的“刑书”。
左传正义这样写道：“古者分地建国，作邑命家（即国家的起源），诸侯则
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孙不绝。皆知国为我土，众实我民，。。故得设法以待
刑，临事而议罪。。。自令常怀怖惧。”这确实说明了叔向之所以必争的阶
级成见。
子产答复叔向的书，承认了这个道理，对于公族子孙有点抱歉，他说他
只是想“救世”，通过妥协的政策使将要没落的贵族世祀不能一旦而亡罢了！
他说：
“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
惠？”（左传昭六年）
这可与叔向别处的话相证：“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
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
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左传昭三年）
但是，客观的形势发展是阻挡不住的。历史总是走着自己的路，才经过
二十三年，叔向自己的祖国——晋国，也铸起刑鼎来了。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
宣子所为刑书”，孔子也曾表示反对，孔子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诰），以经纬
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
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
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这话是非常明白的，指出了礼是以氏族组织为标准来区别贵贱的，如果
以法与刑“齐之”，便破坏了古旧的阶级制度。
到了战国，土地财产关系已由公有向私有转化，因而发生了财产法上的
身分平等的思想。这是和商品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法家的法的定义即借用
商品等价交换的术语，例如慎到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
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意林卷二引）由此看来，法的平
均观念是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在权利义务关系上的反映，法家可以说是中国古
代商品关系的理论完成者，他们和亚里士多德的商品论有同等的价值。
一、李悝据说曾为魏文侯相（汉书艺文志），一说为文侯师（晋书刑法
志），或许兼而为之。他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详悉。汉书艺文志法家类，首列
李子三十二篇，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儒家类著录李克七
篇，注云：“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又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均记“李
克务尽地力”。故章太炎断李悝、李克“当是一人”（检论原法注）。因他
曾著法经，故列入法家，曾师子夏，故列入儒家。由儒入法，本无足奇，后
有荀、韩师弟关系可证。
现在先说他的尽地力之教：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
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
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史记平准书）
这说明了财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地位的转变。汉书食货志说：“李悝为
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
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臣瓒曰：当言三斗），不勤则损亦
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这说明了生产条件的进步，
因此，分配关系也有了变化。又说：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
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
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
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
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
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
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
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三
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
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
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
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
而民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这几段记载，从文字看来，显然经过后人的润色，粟价恐怕也是经过汉
人换算的。但其主要内容，则颇可靠。这时上距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时，
已一百九十余年，下距商鞅入秦不过数十年，古代经济可能已发展到需要“尽
地力”的政策的阶段。贫富阶级已有变化，旧贵族已趋没落，法经得以产生
的物质的条件也已具备了。
李悝的书——李子三十二篇、李克七篇及法经，都已佚失。关于法经的
详细内容已不可确考，幸赖晋书刑法志的记载，还给我们保存了它的篇目：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
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
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
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
合为九篇。”（晋书刑法志）
据唐律疏议，李悝“造法经六篇，即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
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受，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户
婚律）、兴（擅兴律）、厩（厩库律）三篇，谓‘九章之律’”。“魏因汉
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
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由其盗法贼法（唐律疏议原注谓：“盗法，
今贼盗律是也。”“贼法，今诈伪律是也。”）篇名所指看来，法经的主要
目的在于保护私有财产。而其杂法中包含“淫侈逾制”项目，可见“尽地力”
的结果，已有不少暴发户了。所以说：“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这样，李悝的法经，实为秦、汉以后法律的滥觞；而按照“著书定律为
法家”之说（章太炎语，见检论原法），李悝是可以当法家的开山祖而无愧
的。
因此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就不是开明的，而是革新的，不但有作有为，
而且敢作敢为。然而在这些国家，如三晋，进步的思想家虽敢作敢为，但受
制于贵族，不能为所欲为。这就表现出新旧变错的矛盾。例如韩非子评申不
害：“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
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
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新故相反，前后相
悖。”（韩非子定法）
这样的矛盾便是新的和旧的相拮抗而新的束缚于旧的。大事变法的还是
秦、楚。
二、吴起和商鞅是秦、楚变法的两位主角。他们都获得君主的信任，都
敢作敢为地实行自己的主张，也都遭受法家的悲剧的运命，或被杀害，或遭
车裂。但是商鞅因用秦久而成功，吴起因用楚暂而失败，在效果上说来是不
同的。
吴起是卫国人，司马迁史记虽曾替他立传，但关于他的身世记述不详，
并有不少错误。吴起被楚国的氏族贵族杀害于楚悼王殁的那一年，即悼王二
十一年，当公元前三八一年，其生年可就说法不一了。据说他曾学于曾子，
师事过子夏。他曾事魏文侯，为魏守西河，后被谗走楚，为楚谋改革，即以
法家的政治家姿态出现。但他的兵学家的声名却掩盖了法家的地位，可惜兵
权谋家所列吴起四十八篇也失传了。
吴起是一个战国时代扬弃了管仲、子产思想的政治家。他舍身与楚国公
族为敌，越过了“惠人”阶段而走向“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亲
亲尊尊之恩绝”（司马迁语）的“刻暴少恩”阶段。他敢废公族之疏远者，
敢收封君之爵禄，敢令贵族开荒。“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
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
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練之士。’”
（韩非子和氏）“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
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
苦之。”（吕氏春秋贵卒）这样，他没有像子产享受“舆人之诵”，而反被
贵戚所害。史记本传也很扼要地说：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
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
他的思想见解可以考见的只有这一些断片，然由此也可见他和商鞅是走
着同一的励耕战与变法的路线。
商鞅的身世，比吴起清楚得多。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者，卫之诸庶
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
痤，为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素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乃遂
西入秦。”（时在秦孝公元年，公元前三六一年）相秦二十余年，孝公殁，
为反动贵族所车裂。商君书不传，现存者都是后世法家所假托的记载，但间
也留着当时的史影。
商鞅的口诀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一开始就和秦国的贵族甘
龙、杜挚展开斗争。他主张“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站在先王之度（礼）
的反对地位。他的要政见于史记者有以下几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
其赋（小生产者）。大小僇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半自由农民）。令
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农民身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
者各以轻重被刑；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宗室
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藉（财产关系的军事编制）。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
富无所芬华。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废公族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