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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论，盐铁论说：
“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中
国名山通谷以至海外。”（论邹）
激变把统治者吓倒的时候，就产生了五德终始之说，贡献“终始之运”
的安心丸。宗教的神秘的观念支配了崩溃期奴隶制的思想，中国也不是例外。
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际，还产生了一种杂家。如吕氏春秋、淮南鸿烈，
它们集合了各家的矛盾思想，汇为庞然无统的凑合物。吕不韦、刘安（淮南
王）养客，并不像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而是调和他们各派的意见于一炉。
这种折衷主义在古代希腊的末世也同样作为思想倾向的特徵出现过，其代表
者即西塞罗。矛盾增加了，吓得统治者头昏脑胀的时候，就有折中说，提左
携右，调和出一个中庸之道。
秦国之灭六国，犹之乎古代希腊之被征服于罗马。奴隶制晚年的思想成
果，都没有了从前繁荣期的独立性。研究秦、汉之际的思想，不要忘记了它
的历史性。
这也无怪乎荀子眼看无知的“沟瞀儒”横行，而“怀将圣之心，蒙佯狂
之色，视天下以愚”（尧问）了！他痛斥“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
枭乱天下”（非十二子）。史记孟荀列传重视荀子反对邹衍的思想。刘向校
孙卿书叙录也记载着荀子反对纵横家的一段重要史料：“苏秦、张仪以邪道
说诸侯，以大贵显。孙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进者，必不以其道亡。。。
孙卿。。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乎巫祝，信襪祥；鄙
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
言而卒。”
总结诸子百家的荀子思想已经显示出百家思想的结束，荀子就成为战国
思潮总结的历史证件。
第三章 殷代的宗教思想
第一节 殷代世系的名号与古代思想探源
一
我们知道文字是由野蛮末期进入文明社会的指标之一。中国古代的文
字，最早是殷代的卜辞，我们不能超过卜辞来无中生有。卜辞时代包括武丁
至帝辛初年，据现存甲骨，其文字约有三千五百字左右。而研究此门文字学
最有成绩的有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著，大体上，经他们的考释，如王国维所
说，由文字可以探求制度了。
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究明。
第一、殷代卜辞中有令“众”、“众人”黍或劦田的记载。这无疑地可
以说明殷代有奴隶存在的现象，但殷代奴隶社会的构成是低级的。恩格斯说，
奴隶现象早在野蛮中期就发生了，要知道，古代制度的潜移默化是很慢的，
古人的千年过程比之今人不过十年八年。我们以为殷代奴隶社会的构成
（formation）是以家长式的经济为主，大略相当于马克思讲的这样时代：“在
家族制中潜伏着的奴隶制随着人口与欲望之增殖，随着对外交通之扩张（不
管是战争也好，通商也好），才逐渐地发展起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群
益出版社版，页一四八。）
第二，农业是发达的，卜黍、卜年是其证据。但牧畜或家园牧畜，还是
殷代的产业基础之一。这里，有人会说，盘庚以前凡入迁，至盘庚即定居而
不迁徙，似乎盘庚以下二百余年并没有游牧的生活了。其实不然，试观周人
东下，公亶父定居于岐山之胥，已经“周原膴膴”，“筑室于兹”，但仍东
迁，经过公刘、太王、王季，直至文王，才有了文明社会的条件；武王又由
丰迁镐，到了周公，才可以说由渐变而突变，建立起古代文明制度。所以盘
庚以后并无一定不迁之理。郭沫若曾破此疑问，他由殷王世系的研究，得知
帝乙之世确曾迁沫，所谓殷这一地名，地在今沁阳，周人称之为衣，武王伐
纣，由孟津渡河，即先攻此殷地。有迁移之事，至少可以断定殷末农业生产
是与游牧牧畜业互相混合的。这里，还得究明财产的所有形态。“所有”这
一概念在卜辞中没有显明的痕迹。“田”字之贞卜，只对祖宗之祐，故“受”
只用作“受祐”的“受”，而没有像周金文所载的“受土”、“受民”（生
产资料与劳动力之所有）。因此，殷代的生产关系的支配形式是家族制式的
奴隶制。
第三，卜辞有“邑”字、“鄙”字，更有“大邑商”之明文，这指明城
市和农村的对立已经形成。不过封邑、作邑，如“■■”（封土），还是在
低级阶段，即在封树界土的阶段，其封疆界的方法，乃是以树木作于田土之
上；故城市与农村的分裂，还在国家成立的萌芽期，与周代太王、王季时代
“作邦作对”的文明程度是相似的。而且所谓“邑”，开始并非一下子即能
树起城市＝国家的文明，如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说：
“像德尔希或阿格拉那样的城市全体，几乎是靠民兵生活的。当国王于
某一期间出征战场时，城市即有随之迁移的必要。因此，这种城市，决不是
而且也不能是巴黎的都市，不过是较原来的荒野设备得稍舒适一点之野营而
已。”
这种城市古文献中叫做“京师”，农村叫做“京师之野”，城市是和军
事组织分不开的。
由以上三方面主要论证讲来，前二者是论证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关
系——生产方式，后者是论证城市国家的起源，它们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据
我们的研究，殷代可以与古巴比伦对比，而不能与希腊比较，即：
古代巴比伦在青铜时代，殷代也到了青铜器时代；古代巴比伦发明了圆
形文字，殷代也出现了图形文字；古代巴比伦在两河流域开始从事农耕，殷
末也在黄土地带有了卜黍的记载；古代巴比伦牧畜的记载遗说很多，殷代牧
畜业也为主要生产；古代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战争频繁，殷族也和当时的鬼方、
土方等常有战争；古代巴比伦杀人的方法颇进步，殷代卜辞所载伐人的数量
也多；古代巴比伦曾大伐犹太人，把他们当作俘虏，殷末卜辞也有俘获的记
载；古代巴比伦有了历法，殷代的历法也进步。
二
现在我们要研究殷人的意识生产了。殷代的世系称号，可以说是意识生
产的最特征的符号。研究殷人的思想，除了人名，似没有更重要的文字可资
凭证。我们且根据卜辞所记的世系分做四期：自高祖夔以至王亥为第一期人
物；自上甲至示癸为第二期人物；自大乙至小乙为第三期人物；自武丁以后
为第四期人物。这里，参证各家的研究，先把殷代世系表列出（见下页）。
我们从此表来发现殷代的意识生产，就比较容易了。一、王国维在殷礼徵文
中，首先指出殷王以十干的日为名。这一条铁则，打破了三代谥法的传说，
直至周人还沿袭此制。以日为名的殷制显示出什么意义呢？它说明时间观念
的发现，是人类最初的意识生产。殷人自上甲微才入于有史时代，郭沫若说：
“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
此在殷时已然。观其祀典之有差异，即可判知。”（卜辞通纂考释，页七四。）
事实上，殷之先世以日名，也是从上甲开始的。为什么有史时代开创者首要
以日取名呢？牧人生活对于一定的气候测验是最重要的，尤其风日雨日对于
畜群至关重要，在卜辞中尚保存风雨灾异的贞卜，以测吉凶祸福。同时，季
节性的自然气候，对于耕植的生产，对于征战的“王事”，对于本族的繁殖，
其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故殷先人之以日为名，反映了对于自然环境变化的把
握，特别是对于时间概念的掌握。
二、殷人以日为名，在世系表上是起自上甲，而何时始用此类概念，则
无可确考。王国维曾比较过殷人祀典之异同，他以为上甲至示癸六示合祭，
似示癸以前不会使用此项抽象概念。他更断定唐（汤）以后才逐渐进化，用
甲乙丙丁的名字才确定起来。据此，殷人之使用此项意识形态还不能够说在
殷代全般如此，在各阶段是有区别的。
三、由第一期的人物看来，我们可以确定两种人物的观念。（1）表示“图
腾”族帜的动物，如高祖夔（还有见于卜辞的虿、虎、熊等）。这与殷人称
其四围部落马方、龙方、林方、虎方等同样，自己对于祖先的族神，并不神
秘，一直保存着部落图腾时代的孑遗。人名所用的字皆象形，一望而知。此
外在卜辞中尚未考定的，还有羊羔形的人物，也似殷先王的名称。（2）表示
气候明晦的原始测验，如季、王恒、昭明、昌若，他们都是根据月之盈亏而
命名的，这证明在牧畜或农业庭园耕作时期，时间表象例如明晦的区别是十
分重要的。至于相土之“土”字是与祖字示字属于一源，象生殖器之崇拜，
还不能说有土地之意义。
四、由第二期的人物看来，上■、■、■、■四人，王国维断为上甲微、
报乙、报丙、报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甲乙丙丁以日为名的原始
形态，四人正相应于郭沫若说的数字之第一组（一二三■［四］），即甲乙
丙丁居首的原始表示；（2）甲乙丙丁之所以加以囗或叄А觯跏隙衔材�
地的象形，还没有宗庙墠壇之制。示壬、示癸是最早以示称的人名，示即祖
先神，且先妣之祭亦从示壬妻妣庚起，这说明到了氏族公社阶段，还遗留对
偶婚的迹象。这时虽然有了历史，但都是后人追记的。在后人的意识回顾之
中，留下了时间观念（甲乙丙丁）被确定的始基，留下了地域范围观念（□
叄А觯┍蝗妨⒌脑巍�
五、由第三期的人物看来，和前二期比较，有以下的不同诸点：（1）如
彖甲、■甲，还冠以动物名号，犹存氏族标志的孑遗。（2）大丁、大甲、大
庚、大戊、小甲、仲丁、小乙、小辛，都冠以“大”“小”“仲”等名称，
表示数量观念的普遍化。若证以卜辞对于数字使用的规矩化，更可了然。（3）
唐、戋甲、南庚、般庚的意义是这样：“唐”、“戋”、“南”、“般”都
是象形的器物名。唐即成汤，书上传说，汤放桀，武功彪炳，为有殷一代划
期的人物。“唐”字作■，与庚字作■相似，“庚”字郭沫若释为乐器，初
断为钲，后疑为鼛，似以后说为是。“唐”也是鼓属，象两边系鼓锤，以手
持柄，摇动成声，“唐”“庚”之声以得。这种鼓类器相当后世什么器物，
尚难判断，但可以知道，它与征战有关，征战用鼓，鼓励杀伐。大乙（天乙）
名唐，正表示唐是最初扩大殷族武力的崇高人物。戋甲之“戋”从二戈，亦
以武器命名，与唐相类。“南”、“般”都是祀祖所用，或为乐器，或为祭
器。从而可知大乙以后殷人始强大，在部落氏族战争中，建立了庞大的氏族
社会，以繁殖本族，故意识生产出现了“唐”、“戋”等原始的武力概念和
最初礼器的概念，然“唐”、“戋”诸字还是原始的；“唐”字的道德皇大
的意义，固然后起于周人，至于“■”字之转为“警”、“敬”诸字，“般”
字之转为磐石之安定义，就更后起了。
六、由第四期的人物看来，般庚为两面过渡人物。迁殷以后，殷人的生
活比较入于相对的定居时期，人名出现了“武”字、“康”字、“文”字。
“武”字从“戈”，乃是“唐”、“戋”二字的发展，并没有周武王的“武”
字的道德意义，仅象征征伐权力的宗教崇拜。“康”字，据郭沫若释，和“庚”
字相类，不过康字多从“∷”，表示鼓声，与“彭”字之从“彡”相若。“M”
皆以声取，故读作“康”、“彭”之声。至于“康”字转为道德义如周康王
之“康”，则在卜辞中没有痕迹。末了，殷王系最后出现的人名的“文”字，
字从“心”，从大“人”，作■。这是近于道德意义的字，也出现了含有思
惟（从“心”）的意义，这是个人权力超过族长公共职能的象征，殷末开始
有文明，开始作邑，是和这一意识生产有必然的关联的。但是所谓“文”，
尚没有如周文王之“文”字表示“允文”之德义。从这里，我们可以讲，殷
代诸王的名称，没有道德字义的意识生产，即没有文明社会的权利义务的关
系，直到殷末始出现了“文”字，作为“文”明的起点来做证件。周代诸王，
如文、武、成、康，“文”、“武”、“康”皆继承殷末的文明，接受了殷
人的思想意识，扩大而为道德概念。“成”字即“城”字，成王营邑，兴作
了古代的大城，意识上表示着奠定之义。
七、殷代世王名字也有共同的特点，即祖先的崇祀意义。从高祖夔以来
之祖、示、王、父、土诸字都具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