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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非面对着与“当涂”的“贵重之臣”的变革斗
争，丝毫未提倡国民阶级的自己幻想，反而对于作为反氏族先锋的“智术能
法之士”，提出了“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的必具条件，以求解决
其所谓“不可两存之仇”。所以，韩非的止辩黜智，实不能和思想统制混同
起来，其实际意义，在于拒绝反氏族斗争的空谈。实陈上当时的谈辩，已经
有大部分隳落成为替氏族贵族辩护的御用工具，例如：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
国为之讼（颂）；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
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
邪臣之所以自饰也。”（同上）
氏族贵族一面御用了学士的谈辩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一面又凭其“当
涂”的势位，扼杀贤能，阻挠着智辩与文化的发展。韩非对于此事，则具有
火烈的故意。所以他说：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
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
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
决策于愚人，贤人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
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不能以货赂事人；恃
其精洁治辩，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
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 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
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而
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
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同上）
在这里，韩非以精辩与毁诬相对立，以治辩与近习相对立，以修智与无
能相对立，以智行与愚污相对立，处处强调前者而抨击后者，其不能与思想
统制混为一谈，殊为明显；其所止之辩，所黜之智，固别有所指，其主要目
的在于由政权改革而清除反动思想与隳落思想。此中变革思想的光芒，恐只
有墨子的尚贤篇可与伦比。
当时古代社会的矛盾，已经提出了基于排中律的历史选言判 断：或者
向氏族贵族投降，让旧的绞杀了新的；或者向氏族贵族抗争，将新的从旧的
约束里解放出来；在投降与抗争、生与死之间，再也没有第三条路可走。韩
非的知识论，正是这一古代历史悲剧（“孤愤”）的选言判断里的合理产物。
他无疑问地是走着抗争的前进的路，其批判“无参验而必之”的“愚诬”知
识，其唾弃“微妙之言”、“恍惚之辞”，其否定“先王”传统而“不期循
古，不法常可”，其背逆师法而主张“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等等，所有这
些知识论上的光辉命题，皆由此产生。
韩非的和知识论相连的逻辑思想，也是以这一历史的选言判断为基础而
出现的。如前所述，选言判断以排中律为前提；而排中律则为同一律与矛盾
律的综合。这就是说，战国末年的古代历史的选言判断，是古代社会矛盾发
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在韩非的逻辑思想里，首先普遍地出现了有历史为背
景的排中律命题。
立于礼的儒家，在历史的矛盾前面，要求调和矛盾，而从“礼”的传统
解放出来的韩非，以“智术能法之士”自任，“强毅而劲直”地 致力于矛
盾的解决。墨子面对着这一矛盾，还是循着维新的逻辑，在先王观念的约束
里，仅仅提出了“尚贤”的解答；而韩非却在历史已经提出选言判断的阶段，
面对着这一矛盾，提出他自己的解答。因此，他的悲剧的色彩更为显著。兹
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韩非在唾弃“微妙之言”的抽象知识的同时，已经复活了孔、墨
的知识论，因而，韩非思想里所反映的矛盾，是非常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矛盾，
而不是纯概念的有无、异同、行止等事。例如：
“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之高。设爵位，所以
为贱贵基也；而简（慢）上不求见者，世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
（蔑）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
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
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故世之所以不
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
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也。今下而听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悫纯信，
用心怯言，则谓之窭。守法固，听令审，则谓之愚。敬上畏罪，则谓之怯。
言时节，行中适，则谓之不肖。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者，则谓之陋。难致，
谓之正。难予谓之廉。难禁，谓之齐。有令不听从，谓之勇。无利于上，谓
之愿。宽惠行德，谓之仁。重厚自尊，谓之长者。私学成群，谓之师徒。闲
静安居，谓之有思。损仁逐利，谓之疾。险躁反覆，谓 之智。先为人而后
自为类名，号言泛爱天下，谓之圣。言大不称而不可用，行而乖于世者，谓
之大人。贱爵禄，不挠上者，谓之杰。下之渐行如此，入则乱民，出则不使
也。上宜禁其欲灭其迹，而不止也；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也。”
（诡使）
这里的矛盾，韩非叫做“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下之所欲与
上之所以为治”的“相诡”；即上之所以为治者在于名号、爵位、威利、法
令、官爵、刑罚等，而下之所贵者，则在于虚伪的高、贤、重、忠、烈士、
勇夫，以及所谓圣、杰、长者、师徒、大人等，其相反相诡，殊为明白。
客观的历史要清算氏族贵族，而主观的政治思想却要保存氏族贵族，这
二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韩非十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清算氏族是上之所
以为治的前提，而保存氏族则是世之所以必乱的原因，不解决二者之间的矛
盾，便是“上失其道”，“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便是自陷于矛盾之中。所
以他说：
“凡上所以治者，刑罚也；今有私行义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静也；
而譟险谗谀者任。四封之内，所以听从者，信与德也，而陂知倾覆者使。令
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俭听上也；而岩居非世者显。仓廪之所以实者，
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广者，
战士也；今死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赏禄，所以尽
民力，易下死也；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沾，而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
于前者日赐。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杀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
不得见，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
诛奸人，所以为上治也，而愈疏远；谄施顺意从欲以危世者近习。悉租税，
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
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夫陈善田利宅者，所以利战士也，而断头裂腹，播骨
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
择田而食。赏利一从上出，所以擅制也；而战介之士不得职，而闲居之士尊
显。上以此为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无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从法
令，有二心、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
而尊之，用事者过矣！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厉（励）下也；今士大夫不
羞污泥丑辱而宦，女妹私义之门不待次而宦。赏赐，所以为重也；而战斗有
功之士贫贱，而便辟优徒超级。名号诚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近习女
谒并 行，百官主爵迁人，用事者过矣！大臣官人，与下先谋，比周不法，
威利在下，则主卑而大臣重矣。”（同上）
以氏族贵族与国民阶级的矛盾为时代的危机，这是诸子的共同看法。但
儒家把危机的责任委之于破坏礼乐的小人，而法家则以危机的罪过归之于亏
法擅为的氏族贵族；儒家以礼乐为调和矛盾的平衡器，而法家则以法术为解
决矛盾的手段。古代社会思想的主潮之由礼到法的递变，正是历史的逻辑。
由于调和矛盾的维新路线所遗留下来的氏族贵族与国民阶级之间的矛
盾，到了战国末期已成了社会危机的枢纽。韩非坚持着国民阶级的同一律立
场，洞察了历史所提出的现实的选言判断，在清算氏族制的斗争里，明察而
劲直地主张矛盾律的逻辑原理：
“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
学）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五蠹）
“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誊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
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 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
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难一）
“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
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
应也。以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
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
之不相容亦明矣。”（难势）
从“矛楯之说”之与先王观念的否定及任贤不如任势的思想相连来看，
可知韩非的矛盾律实是基于清算氏族制的原理，主张古代社会成为国民阶级
的同一社会，而不容氏族贵族仍作为“当涂之人”混迹其间。这不但是韩非
逻辑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是其整个体系的灵魂，其思想的与现实的批判，也
从这一方法出发。
古代逻辑史上的矛盾律，肇端于孔子的“攻乎异端”或“叩其两端”，
形成于墨子的“明故”与“知类”，混乱于庄、惠的齐一同异，僵化于公孙
龙的“两明而道丧”，复活于墨经作者，发展于荀子的“类不可两”，而完
成于韩非的“矛楯之说”。其间的迂回曲折，固然是螺旋式的发展的范例，
但其形式的晚成，则为维新古代的特徵之一。
第十七章 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
第一节 纵横家思想
一
战国时代的纵横家，自社会的背景而言，是在“礼堕而修耕战”的环境
之下，是在商业资本发展之下兴起来的。本来游说诸侯的风气，并不源自战
国，在春秋战国之交已经有孔、墨倡之在先；但他们犹在“兴灭国继绝世”
或“存小国之礼”的形势之下，或主张“以礼为国”，或主张弭兵“非攻”，
还没有如后来纵横策士的那样风气。到了战国中叶，孟子就有“处士横议”
之讥，而和孟子同时的张仪惠施也都先后说梁惠王，故史记孟荀列传说：“孟
轲，。。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
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
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退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战国中叶以
后，文学之士起自田亩市廛，大都自称“贱人”、“鄙臣”、“微芥”、“羁
旅之臣”，“蹑跷担簦”而显于诸侯，受封受土。他们或号称“智士”，或
被推崇为“智囊”（樗里子），以左右时局，翻云复雨，于是身荣名显，“贵
极富溢”。这种风气如韩非子所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
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里所谓文学之士，即指出言谈不
劳动而取得富贵的人。或又如苏秦不从习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
为务”，“释本而事口舌”（史记苏秦列传），以取尊荣；更如吕不韦本来
是“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商业
资本家，反认为做商人利不过百倍，不如立国定主，其利无穷，舍本行而作
“奇货可居”的大买卖。
我们由此知道，所谓纵横策士的支配风气，约在战国末世。说苑所记荀
卿痛恶纵横游士（见前引）以及韩非子斥责不事耕战而仅以说干主之人，可
为佐证。苏秦其人，现考大有问题，大约合纵之说，在战国末年是六国抗秦
的一个原则，主张者并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