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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到了司马晋禅代，颁布了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的占田制度与
防止“藏匿”劳动力的户调制度，对于豪门大族更加妥协起来，这才更暴露
了如葛洪所讲的“交游”“品藻”的歪风。
从人物方面着眼，汉末从来的浮华交游，正是为品题身分性所不可缺乏
的条件，所谓品题，在身分性地主阶级看来，是“公论”，实质上却是中世
纪名族范围内之斗争手段。因为形式主义争辩的发展，清议的政争，又逐渐
变成了清谈的思辩。加以社会历史的矛盾，来自外部的民族关系也好，或来
自农民战争也好，都迫使着统治阶级的思想修正汉代的神道，而代之以概念
化的神道，故建安七子（孔融、陈琳、徐干、王粲、阮瑀、应瑒、刘桢）的
幻觉，竹林七贤（嵇康、山涛、刘伶、阮籍、向秀、阮咸、王戎）的错觉，
食散饮酒，都是历史的，而不是天才的。到了晋室南渡以后，超感觉的形式
玄谈也变质了，剩下来的只是王谢袁萧（侨姓）与朱张陆顾（吴姓）的门第
品价了。
由“一贯三之谓王”的汉代统一帝国，到了七嘴八舌的三国多门割据，
思想上人物的脚色出场者，好像古代晋之“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楚之“尾
大不掉”，在名族内部也就各自为了“兴宗”“立家”而和命运苦斗了。这
个形势，经过曹氏父子尚刑名崇放达的权变，更由九品中正制度的法度，使
名族年少的舆论，从汉末不合法的清议，变成魏晋合法的清谈。人物的出演
者，在名族的宇宙中（“国士门风”），也就把握住一种社会风习，叫做“品
题”——中世纪的特种形式的舆论或公论。“公论”二字见于史者，例如：
“王大将军（敦）下，庾公问：‘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
家中郎（庾顗），我家太尉（王衍），阿平（王澄），胡母彦国。阿平
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
‘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世
说新语品藻）
此所谓“公论”，限于名族之间的形式的争辩，换言之，这是贵族争取
身分的舆论。其源应溯于汉末党锢时代，范晔论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
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
直之风于斯行矣。。。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
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太学。。
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
疑乱风俗。”（后汉书卷九七）
关于党锢思想，在第二卷已有专章研究，这里要指明的是，中世纪品题
的渊源是发生于名族宾客之间狭义的公论。然而就是这种多门评政，也不允
许在中世纪合法地存在，党锢之祸，就说明了问题的内容。只有当形势开始
有变态的转向，即只有从清议向超现实的空谈转变后，公论才成为合法的思
想。这种转向应从郭林宗讲起，葛洪的正郭篇在这点有部分价值，后汉书郭
泰传说：
“林宗曰：‘吾夜观乾象，书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
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范滂曰：
‘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林宗虽善人
伦，而不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
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
千余人，皆来会葬。”
郭林宗“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实开从清议转向清谈之风，嵇生
以其知人则哲，崇为亚圣，葛洪则以其影响独大，著正郭以斥其机辩风姿，
而纠正当世之景慕。因此，后来林下谈风，避实就虚，不能不说导源于林宗
品题的学风。名族狭义的党派的公论变为狭义的概念的公论，这也反映了皇
权对豪族的某些优势。世说新语首标德行篇，特举陈仲举郭林宗李元礼以开
宗明义，例如：
“郭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
深广，难测量也。’”
“李元礼尝叹荀淑锺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锺君至德可师。’”
“正始之音”和人伦品题是分不开的，文帝崇放达，便与陈群吴质朱铄
结为四友，同书品藻篇说：
“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实，荀靖方陈谌，
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顗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
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
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按荀陈裴王都是当时的豪门名族。形式公论在理趣方面是概念的论难，
在人品方面则是典型的方比。除了概念与典型的平等往来或平等攻难，其所
谓“美”就乌有了。所谓九品论人，其制度的形成，是和这种“公论”，相
互关联着的。姑不论“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已经表示身分门第的局
限，即以品题而言，主观的同异爱憎，则又如锺嵘所说，“九品论人，七略
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中央专制主义的皇权就利用了门阀之间的党
同伐异，而在矛盾中运用统一政策。
在前节我们曾说到“正始之音”的概念论难——形式的平等理赌，也涉
及“正始之音”的另一面，即典型批判——形式的平等估价。如何晏评夏侯
玄为“深”的典型，司马师为“几”的典型，而自许为“神”的典型，而何
等三人少齐名，善清谈。又如傅嘏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评何晏
“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评邓扬“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
而傅等齐名不睦，亦善清谈。此外，如傅嘏评李丰“多疑”，荀粲评傅嘏锺
会“识劣”，都自“文学”以外之“德行”而为价值的判断。魏志卷二八诸
葛诞传注引：
“是时为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扬之徒，共相题表：
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
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
豫’，凡十五人。”
世说新语赏誉说：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见锺士季（会）‘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
幽然深远。’”
品题有标榜的，如荀氏“八龙”，也有设喻的，如诸葛三子“龙、虎、
狗”。管辂神鉴何晏邓扬，更近于辱骂：
“邓扬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
‘鬼燥’；何晏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
谓之‘鬼幽’；故鬼燥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魏志辂传注
引）
复次，竹林七贤的人品识鉴，如魏氏春秋说：
“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才’，于时之谈，
以阮为首。”（世说新语品藻注）
他们相互间的标榜，则如同书所说：
“山公（涛）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赏誉）
“山公（涛）目嵇康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独立，其
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
“王戎目山巨源（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赏誉）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
见其父耳！’”（容止）
品藻人物的风气至晋益盛。从上面所述，我们知道在取辩的论难理赌时，
所通的音旨有“题目”；现在应该指出，在评价人物的品行识量时，也有“题
目”，或“目”，或“道”。例如：
“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彝）以问周侯（顗），周侯曰：
‘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著。’”（赏誉）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场谀浚┲笙茫卸�
梁之用。’”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赏誉）
品题时或“方比”或论胜，例如：
“桓公少与殷侯（浩）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
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
“王长史曰：‘（刘惔）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品藻）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品藻）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
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
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
‘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
‘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
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
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品藻）
品题末流之最下者是争名流的等级与门第的身分，例如：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耶？’刘曰：‘极
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
我辈耳！’”（品藻，晋书略同）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谢神意不
变，。。王之恐状，转见于色。。。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雅
量）
至于以颜色容止，评价身分富贵，以神童机敏，夸示兴宗骐骥，更是名
族舆论的封建制的商标，这在西洋中世纪也不是例外。
品题人物，在魏晋时代的重要文献，是人物志。刘劭所作，邢昺所注的
这一部书，详细分析了人品秉赋的先天殊异，特别着重内藏器度及其外现风
貌的关联，这是九品论人制度在理论体系上最完整的反映。
总之，魏晋人物的“题目”至关重要，“公论”入于上品，既可以立致
富贵（如锺会目裴楷清通，文帝即用裴为吏部郎），推许一登龙门，又可以
名列玄谈胜场。故凡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要经过标榜，才能列入上
品。“公论”在名族纷争的关系之下，是党同伐异的工具，品题与政派是相
互依存的。有人以为“公论”赋予了魏晋人士一些自由学风，但因了名族暗
斗明争的残酷历史，此“自由”便走向空虚的概念世界，而成为自由一般，
把具体的自由升化烟散了。这“自由”使当时的人物早熟，同时也使他们早
衰，宗教性的“神理”好像是永恒的，然而名族的“气运”却悲观了！悲观
的人生态度，就是不健康的“自由”，我们在大量的魏晋墓志铭中很少发现
有六十岁的人物，一个四十几岁死了的人，居然可称“高龄”。曹丕与吴质
书已经说：
“昔日游处，行则同兴，止则接席。。。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
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
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东晋的感伤更深远了，
世说新语伤逝说：
“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
不与气运俱尽耳！’”
第四章
魏代天人之学的“新”义首创者
第一节
何晏王弼的经学形式及其对汉儒经训的玄学改造
魏晋玄学首创的代表人物，史皆推崇何晏王弼，已见前引。学者间又以
他们推翻汉人经学思想，而别树义理，尊称为“新”学。自乾嘉学者以至章
炳麟刘师培，为了打破支配学术的宋学程朱经义，大都在汉魏古人中寻求重
言，汉学与魏晋学重新在当时提倡起来。汉学重在“由辞以通道”的训诂，
魏晋学重在“天人之际”的义理，前者是宋代“心传”之学的死敌，后者是
宋代“理学”的祖宗，从反对宋学的人看来，汉魏之学，宋人皆未能或之先
也。钱大昕章炳麟都以为何晏王弼对于论语易经所发挥的义理之玄远，后人
莫及。照这样讲来，所谓宋学就成了陈旧不堪的货色，不足以“理学”宗派
自豪了。即令说义理之学是新的，它的渊源也发生于魏人，而不能说始自宋
人。日本皇侃论语义疏新刻序说：“世好事唯新是贵，乃积薪之情，率以后
世为尚，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旧，宋人之弊乃尔。”
汤用彤以魏晋玄学承借于荆州之学的渊源，关系至为密切。刘表割据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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