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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但国家因此来直接统辖的劳动人户却比汉代大大地减少了，“流民”从
编户名数里逃亡，形成了“流民”暴动的组织形式，严重地威胁着封建统治
权。其次，按法律规定的对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和对于社会劳动组织领有
的关系，并没有缓和皇权与豪权、豪权与豪权、皇权与皇族之间的内部矛盾，
相反地，所谓“魏晋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四百
年的内讧，豪门和豪门之间的杀戮、强宗对皇族的篡代或美其名曰“禅代”
以及特权势力的割据，都是异常明显的。同时北方落后民族的入侵，更形成
长期的社会动乱。有名的北魏均田制，实际上是依靠着军事组织的所有制形
式，甚至连“奴任耕、婢任绩”（魏书食货志）的法规，耕牛和奴婢的等价
以及间接和匹夫匹妇家族成员的等价的法规，都见之于律令了。在“均田”
的美名之下，骨子里通过“租调”或“课调”的劳役或工役式的地租形态，
巩固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
（同上，张普传）从劳动组织上来讲，如魏书高祖纪说，“遣使者十八，循
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从租调的
剥削形态来讲，如资治通鉴梁纪引高欢的话：“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
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
一斛粟，一匹绢。”这显然说明，南北朝统治者继承了汉魏以来的租调制，
而更把自然经济的基础巩固了。
第二节
魏晋至北魏土地国有制形式的发展
三国时代，经过统治阶级对农民的镇压和统治者内部的混战，人民或死
于锋镝，或毙于沟壑，或变成流民，或沦为奴隶，能够安于乡土者盖甚稀；
以致良田荒芜，人烟稀少，而统治者也感到财政上的窘绌。晋书说：“魏武
之初，九州云扰，攻城略地，。。军旅之资，权时调给，于时袁绍军人，皆
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食货志）这从天下户口的减少，也可概
见。史载东汉桓帝时，天下的户口计户一千万，人口五千六百余万；到了晋
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的调查，仅有户二百四十五万，口一千六百
万而已。由此可知自汉桓到晋武的统一，约一百二十年间，户口比前减为四
分之一左右。这种骤减的程度，不完全是由于人民的死亡，实在是由于豪门
剧烈的兼并。随着土地的占有，自然会争取到劳动人口的荫附，结果从国有
土地流亡出来的农民或逃役畏罪的叛户，变成了豪门的佃客或奴隶。因此，
逃役逃课而托庇于豪门势族的户口就被隐蔽起来，所谓“抱子并居，竟不编
户”。当时漏户的名目很多，到了后来，“僧祗户”也出现了。特别是在政
治混乱，兵戈迭起的时候，豪族的部曲家兵或宗部武力，也形成了地方的武
装势力，他们利用农村公社的家族的经济因素，夺取了乡里的劳动户口，以
筑坞自保，打击农民起义，并进而成为政治的资本。
劳动户口的编制所谓编户名数，是汉代的传统。不但魏晋继承着这种传
统，而且北魏颁布的有名的均田制，也继承这种传统，魏书食货志说：“晋
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
又说：“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
所以，取消宗主督护制而实行三长制，主要在于实行重新编制劳动力的政策，
从而相对地阻止了“逃户”。因为最高地主在把一国占领之后，接着就是占
领一国的劳动人口。
现在分别论述魏晋南北朝的屯田、占田、户调与均田三长诸制度。
第一、屯田制。秦汉移民屯垦，特别是汉武帝经营西域，尝令屯田车师、
渠犁，当为屯田之始，它是土地国有制的一种形式，也是军事体制影响所有
制的形式。垦田的性质也属于这一类型。经过东汉光武的对这一制度的发展，
屯田施行于内地；及汉末大乱，四方豪杰的坞壁家兵的组织更是这样军事体
制的豪族化的形式。因为“部曲”在国有土地的屯田中或豪族占有土地的割
据中，都是统治阶级集团所领有劳动力的形式。曹操募民屯田内地，兵屯之
外，又有民屯，其目的固然在于解决军食，而更主要的则在于利用军事体制
以完成土地国有制以及巩固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晋书司马孚传说，“关中
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五千屯上邽”，魏志司马芝传说，“武帝特
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吴蜀尤而效之，推行渐广。后来，晋武帝的
占田制及北魏文帝的均田制，其形式虽然不同，但犹隐然本其精神，师其经
验。晋书食货志说：
“魏武之初，九州云扰，攻城略地，。。军旅之资，权时调给。。。
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许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岁有数千万斛，以充
兵戎之用。。。于时三方（三国）之人，志相吞灭，战胜攻取，耕夫释
耒，江淮之乡，尤缺储峙。吴上大将军陆逊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
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
亦欲与众均其劳也。’”
“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食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食。魏武既
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祇建置屯田议。魏
武有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汉）
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前世之良式也。’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
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
廪皆满。”
其后又以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
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历代为利。贾逵之为豫州，颜斐为京兆太守，
郑浑为沛郡太守，徐逊为凉州，皇甫隆为敦煌太守，都修水利，课佃耕，因
此，屯田制在全国范围推行起来。而典型的则为邓艾的屯田两淮：
“正始四年，宣帝（司马懿）又督诸军伐吴将诸葛恪，焚其积聚，
恪弃城遁走。帝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
寿春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
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
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
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
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
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
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田兵，鸡犬之声，
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
而无水害，艾所建也。”（晋书食货志）
这样地屯田开垦出来的淮南淮北诸地方，后来都入司马氏之手，成为他
用以代魏的资本。在这种屯田制度之下，田兵之外，也用奴隶。例如：
“咸宁元年（公元二七五年）十二月，诏曰：出战入耕，虽自古之
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
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同上）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其一，魏初屯田，募民为之，所谓“于是乃募民
屯田许下”，“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募”是强迫式
的劳役，从“昔破黄巾，因为屯田”以及魏志任峻传说的“及破黄巾，定许，
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看来，这是一种迫使流民回归劳动组织队伍的方式，
尤其在户口散亡的时候，这又是解除农民武装的毒辣的方法。汉末豪族所组
织的“家族部曲”起过分散农民战争力量的作用，这是曹魏所深知的。其二，
屯田起自兵屯，富有军事性质。如它的首长为“典农中郎将”，为“司马”，
通称“农官”。在农官管制之下，把所得的黄巾的“资业”，包括土地、劳
动力和劳动工具如耕牛农具等，都加以编制起来，特别是“屯田客”的劳力，
完全被控制在军法之下，成为“领客”（魏志梁习传）。如用奴婢“代田兵
种稻”时，也是“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如屯田法”。由此推
知应募百姓，当然也“如屯田法”，是以军法来部署的。这样就使“百姓”
“奴婢”，在土地国有制之下国家农奴化了。其三，屯田的国有土地制，并
没有完全防止了豪族的兼并，相反地由于军事组织影响了所有制形式，不但
曹魏亡于督军制，而且三国的统治者都受制于领兵和役客的制度，例如“孙
权已殁，。。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魏志邓艾
传）其四，屯田的结果，也使曹魏成为三国的首霸，当曹操下江南时，便使
刘备和孙权不得不联合起来抵抗；也使司马氏凭借以代魏及削平蜀吴，统一
中国（司马昭代懿为魏相，公元二六○年封晋公，领有十郡，二六四年进为
晋王，封二十郡，几占魏郡三分之一。这封地包括着淮北的屯田，西晋权力
之充实和统一的基础实在于此）。这是因为在魏晋的屯田制还能由最高统治
者支配的缘故。
现在我们再看屯田制之下的剥削率。晋书傅玄传说：
“秦始四年（公元二六八年）以（玄）为御史中丞。时颇有水旱之
灾，玄复上疏。。上便宜五事：其一曰，。。又旧，兵持（用）官牛者，
官得六分，士（即田兵——引者按）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
施行未久，众心安之。（安固未必然，但要请求增加士分，故如此说—
—引者按）今一朝者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
牛者（以人力代牛力——引者按），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
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得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
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即是感到劳动的兴趣
——引者按）。。。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所觉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
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
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
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
由傅玄这疏，可以知道两件事：其一，国有土地制的屯田的剥削率，越
来越高。汉初田租，大抵是对分的，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租十五”。魏
时屯田租率，犹是“旧（时），兵持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
者，与官中分”，用官牛者，已不止“十五”的了。及玄上疏时，官分又提
高了，即士分减少至：“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及无牛
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了。所以，“人失其所，必不欢乐”的。
按成分配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基本上是两汉以来的劳役地租或工役制
的形态，即傅玄所陈第四事指出的魏初的“不务多其顷亩，但务多其功力”，
功力就是劳役的代名词。劳役制或工役制是野蛮的剥削形态，特别在军事组
织指挥之下，它必然要产生使劳动力难以维持其再生产的结果，故“日增田
顷之课”，而“田兵为甚”；以致收获减少，“或不足以偿种”。魏志司马
芝传也说，“宗田计课其力”，以致产生了额外剥削。同时，劳动农民既处
于极端贫困之下，由于田兵生活太苦而“不欢乐”，而逃亡，结果一部分必
然为豪门地主所诱致。
屯田国有土地制之下的剥削率，从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一百五十，竟然达
到百分之二百又三分之一或百分之四百，这就说明劳役地租的粗暴形态是如
何地惊人了。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失去它的作用，就是说，已经不能达到束
缚土著农民和增加租入的目的，官也无利可图了（甚“或不足以偿种”）。
所以，及晋武平吴（公元二八○年）之后，屯田制便不能不为占田制所代替
了。
又：魏晋推行屯田制时，还有“户调”制，留在下面和占田法一道说明。
第二、晋武的占田法，现在只能知其大略。据晋书食货志载：
“及平吴之后，有司又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
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
之。国王公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