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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吕东莱晋论说：
“晋室南迁，士大夫袭中朝之旧，贤者以游谈自逸，愚者以放诞为
娱，庶政陵迟，风俗大坏。”
宋叶适水心文集说：
“世之悦而好之（庄子）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
泊俗者遣其虑，奸邪者济其欲。”
叶适此说，多指魏晋六朝。明人杨慎则一反过去评价，为魏晋六朝学风
辩护，其说颇颠倒辞理，但可备参考：
“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
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一曰尊严家讳也，二曰矜尚门第也，三曰慎
重婚姻也，四曰区别流品也，五曰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
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
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资，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
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故虽居
偏安之区，当陆沉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非此数者补救之功、
维持之效也。”
明末顾炎武对杨氏之说不以为然，在日知录正始条，详斥魏晋清谈足以
亡天下，举山涛荐嵇绍仕晋的例子，指为无父无君的诡言伤行。亭林立论，
颇欲明末士大夫有所借鉴，故主观上的好恶倾向，溢于言表。他说：
“孟德。。崇奖跅弛之士，。。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
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
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
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
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西汉风俗）
“（正始）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
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
祖述。。。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
贤之咎而谁咎哉？”（正始）
按清以前各家对清谈的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多不究其学术内容，
而将之与所谓内乱外患相系在一起，以明因果。这个弱点，到了清代汉学家，
便起了反动，多为魏晋学者辩诬。朱彝尊王弼论说：
“孔颖达有言：‘传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
汉儒言易，或流入阴阳灾异之说，弼始畅其义理。惟因范宁一言，诋其
‘罪深桀纣’，学者过信之，读其书者，先横高谈理教、祖尚清虚八字
于胸中，谓其从老庄解易。”
钱大昕何晏论说：
“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
修边幅，在家则纲纪废，在朝则公务废。。。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
王何不可。。。（按下引何晏奏言）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儒林，若
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
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范）宁既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
顾诬以‘罪深桀纣’，吾见其蔑儒，未见其祟儒也。论者又以王何好老
庄，非儒者之学，然二家之书具在，初未尝援儒以入庄老，于儒乎何损？”
朱钱以为王弼的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在宋以前说经家中地位颇高，实
为的论，但其他辩护之文皆不能成立。清末章炳麟以钱氏为何晏辩诬，堪称
千载难遇之知己，他在五朝学一文中，比较汉魏晋唐之得失，极贬前人数责
魏晋学风之过当，因而他不顾及学术之支配性质，以清谈玄学不但非六朝所
专有，而且值得重视。他说：
“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
知风之自，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夫经莫穹乎礼乐，
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
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
理出其性（按此二句引庄子语），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
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
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
他复在菿汉微言中，称道魏王弼、梁皇侃（论语皇侃义疏，即根据何晏
集解），说：
“周易、论语，辅嗣之注、皇生之义，近古莫能尚也。余说胜义，
复更玄远，。。若夫专家说经者，自有仪法，当如王皇而止。”
刘师培更说：
“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祟尚自然，独标远致，
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
浮荣所束，不为尘纲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虽
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何则？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
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
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
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左
盒外集卷九）
刘氏此论近于独断，比章氏称引史实以佐其强辩者，相差更远了。近人
因了清代学者对于玄学的辩护，颇有为玄学说教者，有的说它是“几百年间
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比美于西洋忠的文艺复兴思想；
有的说晋人人格之美，使他“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有的说魏晋思想
代表精神自由的自然主义；有的说魏晋玄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尤精微者；有的
说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本体之学。这些论断都是偏见。
历史的兼理论的研究，和上面古今各家的批评或崇拜都不相同。我们将
要在下节试作综合的答案，看清谈和玄学是封建制社会的什么精神生产。
第二节
玄谈思想的历史背景
我们在上面曾说到章炳麟的五朝学为文甚辩，他指出魏晋社会的腐朽现
象，在两汉社会并不例外，以范书崇汉，近于耳食，如果拿抱朴子汉过篇的
史料来看汉魏两晋，则前人以为晋过者，同时可为汉过，不能以史家盛世衰
世的成见，来区别汉晋。这个论断，在清末确是新奇之说，批判了囿于汉唐
盛世的偶像崇拜的历史见解，因此纠正了传统的观念的谬失。然而，中世纪
社会在一般的特征之外，更具有各时代的特殊的特征，因此，各代社会以及
社会思潮都有它的特点，与前代相比较，即显示出种种区别。故经学之于两
汉，玄学之于魏晋，各有其历史背景的特别所在。如不把各代加以辨别，则
对于问题只有会暧昧不解。著者认为章炳麟在近代有开创中国学术史研究的
功绩，但我们认为他所主张的魏晋“玄学”“其言循虚，其艺控实”的理论，
是错误的。首先，我们就要从章氏所特别论究的社会史，剥抉汉晋封建制社
会之异同与其思潮所以异趣的历史原因。
魏晋南北朝玄学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根据本篇前章所论，我们知道汉
末有魏晋的前行现象，但我们应从“法典”形成来区分时代。
秦汉的县乡亭制，以农村为出发点，给封建制社会打下了法制的基础；
土断人户的户籍制度则为汉代奠定了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稳固的物质条件。
土地所有制的国有形式和豪族占有形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各种集团，他们
通过法律道德的折射，创立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术，政治思想的大一统春
秋对策、神学思想的灾异谶纬、伦理思想的孝弟力田、经学思想的章句烦琐，
凡在古代第一次以悲剧出现者，都可以在汉代编成喜剧为第二次的再现。所
谓“为汉制法”的经义“复古”是以春秋的形式教条做了蓝本，方正博士就
披上“摚稹币鹿冢拔杭矣谩薄Ｃ挥邢艉蔚姆桑挥惺逅锿ǖ睦窭郑�
没有武帝的法度，就没有董仲舒的春秋学；没有光武的谶纬国教的法律，就
没有白虎通义的神权典章；没有贤良博士，就没有经学师法。
汉末三国之陈，经过农民暴动，户籍制度大坏，农民离开户籍而逃亡，
这就便利于所谓“宗部”和“部曲”领民的组织。这种豪族半军事半生产的
游离经济，由于“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
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魏志曹操传注引魏书），
瓜分了劳动户口，推翻了安土重迁的汉县乡亭的旧法，因此，曹魏不得不实
行“相土处民，计民置吏”（魏国渊语）的临时办法。显然的，“屯田”以
至“户调”，就在于争取流动的农民人口，通过军事的编制来满足统治者的
“课调”。其理由正如毛玠对曹操所说：“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
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毛玠传）因
此，游离失所的部曲农民，被游离播迁的豪族地主领带着，随军事的变动，
而暂时和土地相结合，以最高的租佃制度来养育军事首长兼地主豪门的生
活。三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不依仗这些率领部曲的地主，并从他们的领民方式
学会了一套经验，产生了屯田的“领客”制，这样世界，和两汉的乡县亭制
度不同，必然要使得安固形态下的摚鹄褚墙バ纹撇厝灰┦恳馐吨�
的古典章句的师法以恶梦的打击，代之而兴的意识形态，就是清谈玄虚了。
魏晋社会名门博士受了农民战争的打击，于是，通过法律道德的门阀标榜以
及名门品题，反映于思想，便成为浮华任诞。不要说魏晋代表人物，就是汉
末经学章句主义的集成者马融郑康成，已经在思想上要变卦，“通古今学，
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了。后汉书马融传说（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马融自叙略
同。）：
“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
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
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邓）骘召。”
范晔论曰：
“马融。。既而羞曲士之节，惜不资之躯（注：庄子曰：曲士不可
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固知识能匡欲者鲜
矣。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原其大略，归于所
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
学无常师的马融，不为经典所束缚（达生任意，不拘儒者之节），以“生
贵于天下”，归于所安，不能不放下有汉一代的师法，去寻出“老庄所谓”，
这不是由汉代师法有常（通过博士弟子制而反映县乡亭制的农村编制），转
化而为天地无常（通过九品中正制而反映土地财产的流动不安）的意识反动
么？物质的条件经农民暴动拆散了一次以后，地主阶级的保障有些不安，因
而通过统治阶级九品中正的法律，从品题中产生了意识上的虚诞清谈，以代
替汉代的经学烦琐。
郑玄戒子书说（后汉书卷六五）：
“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而黄
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
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
乎！”
萍浮南北的并感到“日西方暮”的郑玄作了袁绍的上宾，也就清谈起来
了。同书本传记着：
“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
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
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
焦循解释说：“盖以儒者执一不能通，故各为异端以难之，是为竞设异
端。康成本通儒，不执一，故依方辩对，谓于众异之中而衷之以道也，是即
康成之攻乎异端矣。”（论语补疏卷二）按“依方辩对”，以驳所难，就是
“正始之音”的清谈方式（见后说）。由这里可以知道，郑玄综合了经学笺
注之后，在萍浮的环境中，居然清谈“玄”理，“通”而“达”之，把经学
自我否定，形成魏晋的先趋人物。
“浮华不务本”之本，即汉代“强本”之本，原来是本于县乡亭制之下
的农村自治体，由这一本源处选拔的士大夫贤良方正，便也有“本”了，其
本在于思想传统上有一套“师法”“家法”的基尔特规矩，不能逾越。到汉
末以至魏晋，这个“本”被农民战争所打破了，农村自治体的组织离开了相
对安固的土壤，借助于军事体制而游离起来，尤其到了所谓“衣冠南渡”，
侨居江左，完全依于血统宗族纽带之相接，来维持身分性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