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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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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因为农村艰难的条件，很多父母都盼望着自己的孩子能来个“鲤鱼跳龙门”，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工作，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不逼着我学习，但总是采取各种方法引导我自觉学习。例如，每周的必给的零花钱是他们定下的规矩，但他们总能想出很多办法把零用钱与学习联系起来，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这一毛钱就能看出你的未来，用到学习上才是有出息的孩子。”而我恰恰是一个想“出息”的小孩，除了平时买学习用具以及元旦给老师同学买明信片以外，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父亲想让我学习的时候，也并不直接的给我讲道理，而是经常问我这样的话，“你想穿皮鞋吗？想看彩电吗？长大了想当科学家吗？”当然想，皮鞋和彩电是每个孩子的梦想，谁不愿意拥有；而长大以后当个科学家是孩子们的最终梦想，谁不想实现？“学习就能穿上皮鞋，看上彩电，将来当个科学家，不学习就只有穿草鞋，听收音机，跟我一样当个农民。”于是皮鞋和彩电成了我的奋斗目标，当个科学家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
在我努力想做个有出息的孩子的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实事求是精神换来了老师的训斥，这严重地打击了我的积极性。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同学们在“大雨”的前面加一个词，来形容雨下得大，同学们都说是“倾盆”二字，而我却偏偏说了“滂沱”一词，刚好课本中要学习“倾盆”这个生词，我没有迎合老师的心意，却不知从哪儿学到了这另一个词。为此我受到老师的训斥；后来在四年级的时候，一次思想品德课上，老师讲到松树和柏树的区别，说“松树和柏树不一样，我们村里坟前种的就是柏树而不是松树”。当我听到这句话我开始置疑老师的话了，在我的印象里坟前的就是松树，大人们都是这样说的。我这一惊禁不住发出了声音，又招来了老师的训斥，说我扰乱课堂秩序，结果让我罚站一堂课。老师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法本来就无法让我们分清松树和柏树，还让我罚站，我赌气就跑回了家。
从此，觉得自己无人理解，课堂上只听不问，就如老师常说的“没有为什么，只有是什么”。可能有些知识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做作业时遇到困难后自己解决，也不去问老师。直到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前，父亲去学校询问我的学习情况，看能否考上中专，老师的回答是，没把握。让父亲很失望。那时候考上中专比现在考上大学难度系数还要高，中专毕业后有国家分配，能吃上商品粮，家里人也就满足了，而我也懂得科学家只是儿时一个美好的梦想。
中考时，我以全校第二名考上了中师，让父亲和老师们大吃了一惊。毕业后我又被分配到这所学校当老师，穿了皮鞋，看上了彩电，只是，科学家的梦想再也无法去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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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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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铁饭碗一个一个地被打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国有商店也开始买断经营，国家干部退休后允许孩子顶班接替……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正常梦想。小时候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没想到碰到了不得不接班的命运。
那是一个相信“西方的月亮比东方亮”的年代，一个原子弹不如茶叶蛋的年代，一个金钱、利益意识开始萌发的时代，一个父母开始为子女奔波的年代。孩子们的愿望并不是以自己的理想为目标的，通常是由父母决定。孩子们真正做到了父母生命的延续，不仅需要“子承父业”，甚至要圆父母年轻时未实现的梦。
我的母亲是个农民，父亲在一个纸箱厂工作。我念初中的时候，哥哥已经成家立业，承包了村里的水塘，开始发家致富，姐姐早已嫁做人妇。等到父亲快退休的时候，他们把焦点放在了我身上，希望我能接替父亲的班，端上铁饭碗。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做父母的也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父亲在工厂干了三十多年，足以有资格让我做个小工人，所以他并不需要我能考个学校，念个好书，将来再找个工作。他有自己的优势，对于他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为生活而工作，不关理想任何事。
在懂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的理想并不是像他一样读着毛主席语录，积极地加入先进的工人阶级。我的理想是当个画家，虽然他们把我对画画的热爱叫做涂鸦，但我仍然坚持把家里所有的图片都临摹一遍。我喜欢观察动物，然后把它们画下来。我没有课本，也没有老师，却兴趣盎然。在心底，我希望初中毕业后能去学习画画，虽然不奢望将来成为张大千、齐白石那样的大师，但我知道我喜欢做什么，而这对父母看来似乎是个歪门邪道，是不务正业的体现，在他们面前根本行不通。初中毕业前夕，跟父母打了一场理想保卫战。好多人都争取的机会，父亲怎会轻易放弃，他甚至拿断绝父子关系威胁我，“被你气死不如自己死了算了。”母亲也在旁边添油加醋，就像在一个十字路口，年幼无知的我不知道究竟自己正确的未来在何方，看着父母双鬓的白发，我相信了他们。
初中毕业后，有的同学继续念书，上中专、高中，也有后来考上大学的，也有的同学在家种田，或是下海打工，不知道他们最终是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父亲因为我的顺利接班，吃上商品粮，而感到很满足，“总算可以安心的闭眼了。”他们真的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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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锁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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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写日记流传着这样的诗“日记，日记，天天要记，一天不记，不算日记”。小学时写日记是一件让人烦透了的差事，如果有一天忘记写，后面的几天也要模拟当时的心情来补上，哪里懂得自己用文字来直抒胸臆。
对于连隐私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来说，日记与隐私毫无关系，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直到高一，我开始由被迫转为自发写日记了。班上一位男生吸引了我，他让我第一次体会到羞涩的甜蜜，这种心情又无法为外人道，只能记入日记本中，那时我才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是有秘密的。我是一个内向的女孩，即使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会很含蓄地表达出来，他的举手投足都能在我的日记本中化为一首小诗，让我回味许久。我喜欢看他思考时眉宇间结成的细纹，也喜欢看他微笑时脸上浅浅的酒窝，他几乎让我神魂颠倒。
然而，有一天，我对自己表白的一切终于落入了母亲手中。母亲是个传统的教育工作者。在她眼里，学习成绩好才是硬道理。因为我含蓄的文字，让她无话可说，但是她还是感觉到了一丝的不安。她没有当面斥责我，只是以后对我的教育都会旁敲侧击地告诫我，学生的任务是学习，而不是异性间的相互吸引。我当然了解母亲的心思，但也无法控制对那位男生的喜欢，而那种喜欢不需要有多么的靠近，多么的暧昧，只要能看到他的笑脸，听到他的声音就好，甚至只要他能充当我日记中的主角就好。或许对现在的高中生来说，喜欢一个人是他（她）的权利，没有人能阻挡，而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喜欢一个人会有一种负罪感。
母亲也因为上次在我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些不安的因素而对我的生活越来越严厉，她也会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秘密？”“让我看看吧，等你以后谈恋爱了我就不看了。”无论如何，秘密应该是属于自己的。一本再也无法公开的日记开始了它东躲西藏的生涯，因此，我换了一个带锁的日记本来维护自己的隐私。有时候，只要母亲走近日记本藏身的地方，都会使我全身紧张。就像做“贼”一样地防“贼”，我甚至像侦探小说里写的一样，在日记本中的某处夹上一根细小的头发来判断是否有人翻看过它。
我越藏得隐蔽，越能勾起母亲的好奇心。当她再次偷看到我的日记时，我怒了，她也怒了。我抢过日记本，“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而已，我错了吗？”我第一次对她顶嘴，对她大吼大叫。母亲全然不理我的感受。“一天到晚写些乱七八糟的事，成绩怎么会好？”最难受的是每次考试不理想的时候，她总要与我的日记扯上关系，然后我们母女半月没有说话，我搬到学校去住了。从此，我也失去了写日记的兴趣，而那位男生现在成了我的丈夫，或许母亲也忘了当初偷看我日记的事情。
现在看到一些人拿出自己的隐私到处炫耀，网上的博客任人浏览，想想自己当初为了所谓的一点秘密而坚守，不觉有一丝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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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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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年穿新衣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新衣服是孩子过年盼望的首要物品。不管家里有多少个孩子，不管平时家里是否分配小孩子穿大孩子的旧衣服，到了新年，每个孩子都有漂亮的新衣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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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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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过新年穿新衣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新衣服是孩子过年盼望的首要物品。不管家里有多少个孩子，不管平时家里是否分配小孩子穿大孩子的旧衣服，到了新年，每个孩子都有漂亮的新衣服穿。新衣服早在过年前一个月就准备好了，但大人就是不让孩子们穿，一定要等到大年三十晚上，父母们忙着做年夜饭，这时候才能穿上，显得很隆重。穷人家的孩子一年就这么一次穿新衣的机会。
美食：家里的食物过年的时候最丰富。过年前夕，家家户户都要办年货，家里会花上半个月的时间准备土特产，糍粑、米糖、花生、地瓜、腊鱼腊肉……更重要的是平时难得吃到的副食品，糖果、罐头、桔子等也出现在家中，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的食欲。
鞭炮：过年放鞭炮是中国人表达心声的特有方式。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放鞭炮，胆大的孩子一手拿着鞭炮，一手拿枝点着的香，鞭炮点燃后扔出去，“嘭”的一声，让孩子们欢快雀跃。胆小的孩子站在旁边看，等鞭炮扔出去后，就捂着耳朵逃离现场。隆重的春节气氛就在断断续续的鞭炮声中出现了。
压岁钱：过年时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来表达一种关怀的心意。也是一种鼓舞，“拿着，买个文具盒。”喜欢串门的孩子压岁钱总是不少，两元、五元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了。不过，辛辛苦苦拜访亲戚好友攒下来的钱终究要交公，给父母们保管，一直到忘记。
特殊待遇：春节要图吉利，讨好兆头，父母们总会满足孩子们的合理要求，譬如不用看书，给钱买鞭炮。父母一般不轻易打孩子，犯了天大的错误也会等到春节完了以后再处理，在新年里挨打是个不好的兆头。
春节晚会：自从有了电视，春节又多了一盼。春节晚会是春节最重要的娱乐节目。很多孩子与其说在看晚会，不如说在看稀奇，魔术、马戏、杂技是孩子们的最爱；后来有了名人意识后，开始关注名人，喜欢上了陈佩斯和朱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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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欢庆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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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每到除夕吞食牲畜伤害人命。每年除夕这天，人们都扶老携幼逃往深山避难。
一年除夕，从村外来了个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乞讨老人。由于村里的人们正赶紧扶老携幼上山避难，都无心关照他。只有村东头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那老人说只要让他在村里过一夜，就一定把‘年’兽撵走。
等人们都上了山，“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里气氛异样：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灯火通明。它浑身一抖，怪叫一声，朝婆婆家扑过去，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
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的家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蹿了。从此，“年”兽不敢来犯。
第二天，避难回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奇。乡亲们一齐拥向老婆婆家，只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炸响，屋内几根红蜡烛还发着余光……
欣喜若狂的乡亲们为庆贺吉祥的来临，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
庆幸我们这一代人享受过普天同乐、举国欢庆的中国年。
过年气氛最浓烈的是乡下。腊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