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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打击金融寡头的原因和启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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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工业结构和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日趋严重,社会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当前,我国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启动内需,克服通货紧缩增加社会就业,加快关键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加强国防工业抗衡美国霸权威胁,国有企业都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单纯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勇于采取力挽狂澜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降低国有企业比重,而只有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才能摆脱困难。我国进入局部的动员经济状态,不仅能动员闲置的社会资源,迅速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难,还能提供大量新发展机遇,促使国有企业重振昔日雄风。
  有些人认为当前必须依靠民间资本,但实际上,民间私人资本属于敏感的跟进资本,经济繁荣时可能导致过度投机,而通货紧缩时则纷纷撤退加剧萧条,如37年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私人投资立即下降了50%。因此,当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扩大公共投资来克服经济困难,这正是大萧条、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大力推行国有化的原因。二次大战后的重建时期,无论西方或南韩、台湾,国有企业都起带头军作用,公共投资充分拉动了经济增长,民间私人投资才纷纷跟进。当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民间私人资本正纷纷撤资,正是国有企业拉动着经济增长。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行业。实际上,几乎所有关键性产业都属于竞争性行业,包括金融、机械、冶金、高科技等,这些产业对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防建设至关重要,倘若国有企业退出所有竞争性行业,意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可能落入少数富人或外国资本手中,而中国新兴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因此,命运很可能是重演解放前的悲剧,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在市场夹缝中苟延残喘。由于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财政支柱,其瓦解还意味着国家丧失凝聚力,国防建设失去强大的物质基础,科教、文化和社会保障失去经费来源,不念养育之恩却鼓吹私有化的学者,也会失去衣食父母和工资来源。
  前苏联曾经依靠国有企业的力量,支撑着超级大国的强大国防实力,向全体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却促使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工业科技和国防力量严重衰败,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瓦解。去年俄罗斯竞选中最时髦的口号,已不再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是“反私有化”收回被掠夺的资产,非共产党的党派也以此拉拢选民。普京前不久也说,莫斯科电视台大火等灾难频发,暴露了背后隐藏的更广泛问题,即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正处于危急状态,俄罗斯再不能将真实情况隐瞒下去了,他还说工业金融寡头趁私有化之机,掠夺资产是造成灾难的重要原因,是破坏国家和军队的罪魁祸手。许多长期在俄经商的中国人也反映,由于工业金融寡头掠夺资产转移海外,出口的外汇截留在国外回不来,甚至著名的秋明油田也十分困难,俄罗斯各个行业的设备正急剧老化,这是十年长期缺少投资的必然结果,前景不容乐观甚至可能出现大衰败。正是出于挽救国家危难的迫切需要,普京正采取强有力措施打击金融寡头,调查丘拜斯等主管私有化官员同寡头相互勾结,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大肆掠夺国家财产的罪行。由此可见,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退出和私有化,将导致难以逆转的历史性灾难恶果。许多俄罗斯学者在对华学术交流中,也对某些中国学者主张推行国企私有化,效仿俄罗斯的灾难道路表示惊讶。
  有些人认为凡是经营困难的行业,国有企业都应采取各种方式退出,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困难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而是92年泡沫经济造成数千亿元损失,超过了国有企业80年代亏损十倍以上,引起一系列泡沫后遗症的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失衡和市场疲软造成的。国有企业顾全大局的社会稳定功能,恰恰有利于缓和泡沫后遗症的各种症状,而国有企业退出必然导致经济的恶性循环,美国29年大萧条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通货紧缩的困难形势下,私营企业正在纷纷退出,国有企业一有困难也要退出,宏观形势必然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触发经济萧条。倘若凡是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退出,那么就几乎要退出所有的行业,但是,这样不但加剧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而且退出之后便毫无出路可言,结果不但是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还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国有企业的退出应该作为个案处理,以免形成“兵溃如山倒”之势,引起需求萎缩和宏观形势恶化,加剧各类企业的经营困难。机械、冶金、化工、通讯等行业,具有技术复杂和固定投资大的特点,需要进行产业间的密切协调合作,私人资本缺乏进入能力和动力,倘若推行了国有企业退出的错误主张,意味着失去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产业。
  实际上,几乎所有竞争性行业中,都有大量经营出色的国有企业,包括纺织、家电、饭店、餐饮等等,因此,不必人为设置不准国有企业经营的障碍。实际上,国际上并没有行业进入或退出的标准,80年代,美英大肆鼓吹的私有化浪潮,恰恰是国有企业退出垄断战略性行业,包括煤气、水电、通讯和交通等公用事业,是出于意识形态和谋求私利达的目标,许多发展中国家受骗上当,如乌克兰将国有工业企业廉价卖给外国,拉美国家出售战略性国有企业偿还外债,结果乌克兰的工业城市变成了死城,拉美国家公有事业收费标准猛增数倍,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由此可见,倘若我们将西方国家作为规范标准,盲目地追随其鼓吹的所谓国际潮流,也会重蹈拉美、前苏东国家的灾难复辙。
  当前,众多国有企业仍面临或刚摆脱经营困难,不具备大规模股票上市的条件,采取包装上市办法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强迫推行产权行多元化只能“拉郎配”,必然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因此,所谓引入民间资本是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应根据股票市场的资金供应能力,有条不紊地通过股票上市筹集资金,但是,其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而不是以出售国有产权的方式退出。无论经营好或坏的国有企业都要退,无论是国有实物资产或股票都要卖,但是,这样必然造成政府税源的重大损失,还会堵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出路,结果必然是动摇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隐蔽地用民间私人资本取而代之。所谓以民间资本取代国有资产,股权出售和“靓女先嫁”等主张,用社会化或多元化来包装私有化,实质上是对公有制丧失了信心,寻找各种隐蔽借口变相搞私有化。
  其实,这些人是将私人资本看作民间资本,而将全体人民拥有的公有产权,看作是与人民利益对立的官僚资本,但是,私有产权单纯为了谋求最大私人利益,而国有资产才是全民所有的民间资本,从其一贯的经营目的和行为来看,始终是为了全社会和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脱离了狭隘产权利益的高尚品质,绝非许多人隐晦认为的官僚资本。旧中国公司制、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曾广泛存在,却未能实现工业化并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以撑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和保障人民生活为己任,仅用数十年实现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建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实力,因此,国有企业不是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而是成功挽救中国命运的现代企业制度。
  有些人主张国有企业的退出方式,应通过股份化和公司化改造,采取出售股权、多元法人投资,贷款购股或持股基金会等形式,还认为这样做不同于俄罗斯的私有化,后者只采取了“分”和“送”形式。实际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私有化的初期阶段,是对股份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私有化凭证的形式分配股权,而后来则偿试了所有上述产权改革方式,包括出售股权、法人购股,以及贷款购股和持股基金会,用社会化或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等等。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进行“贵族强盗式的野蛮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续下降,大量资金被非法地转移到海外,形成了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阶层。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撰文最近指出, “俄罗斯在95年后在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立钦上台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沸沸洋洋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族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帐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
  斯蒂格利茨还批评了西方鼓吹的持股基金会,“当认识到股权过于分散问题时,西方通常建议成立投资基金,就象华盛顿共识在捷克推行的,这个‘解决问题方案’的明显问题是,凭证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凭证投资基金将完成监督的任务,但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改革的结果是凭证投资基金,变成了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
  由此可见,任何出售国有产权的改革方案,尽管不是采取直接分或送的形式,都必然给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提供的谋求私利的动力和机会,促使他们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间接通过不透明的暗中交易,以合法形式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改革者即使最初可能是纯洁的,产权交易潜在的谋私刺激和机会,也会促使改革者忘记社会初衷,丧失关心企业经营的动力和耐心,而倾心于利益更大的资产掠夺,最终导致改革者的变质和堕落。产权改革者的腐败寻租行为,会远远大于国有企业经营者,一个是水渠管理人一时多用些水,而另一个是永久掠夺整个水库资源。近年来我国进行产权改革中,尽管中央反复强调不搞私有化,各种改革形式不以出售为主,但是,各地领导总是误解中央的精神,廉价出售赠送现象泛滥成风。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宜过快推广,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并总结经验。 
  由于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广泛流传,中国人误认为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乃是世界各国舆论达成的一致共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美、英凭借着殖民扩张时代的遗产,操纵英语垄断传播媒体造成的假象。八十年代初,美、英右翼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遇到了明显阻力,因为,欧洲大陆各国文化传统不同于英美,价值观念更为强调维护社会利益,法国就推行了同英美恰恰相反的政策。80年代初,正当美、英大肆鼓吹私有化之时,法国密特朗总统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却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高潮。法国推行同新自由主义相反的政策,是因为历史上推行国有化成效显著。二战后,戴高乐为了促进法国经济的现代化,维护大国独立地位不受美国支配,推行了政府指导性计划和国有化运动,经济增长比20世纪前半期加快了2~3倍,显著高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特别是英国。与之相似,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瑞典等等,也围绕究竟是坚持战后社会改良,还是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左、右翼势力进行了反复的激烈斗争。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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