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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经济学理论假设，市场参与者是依照充分完全理解事物的基础而从事活动的。这个假设在索罗斯那里是站不住脚的。参与者的思考影响着他们参与的市场，而市场行为也反过来影响着参与者的思考。这些人不可能得到对于市场全部的知识，因为他们的思维永远影响着市场，市场反馈也会永远波及他们的思维。这就会使得对于市场行为的分析比起如果能够全盘了解的假设站得住脚的那种情况，要难得多。
索罗斯惯于向美国的经济学界发出各种挑战，他扬言，“经济学理论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因为在经济运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仍元人间津的不确定成分，没有任何门类的社会科学能够指望获得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无可非议的结果，经济学也不例外。所以，索罗斯宣称，对于思维在影响事件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人们必须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索罗斯的理论认为，人们习惯于将事件看成是一连串的事实；一个系列伴随着一个系列，永无止境，没完没了。当有头脑会思考的参与者进入局势之中，事物的环节并不会将事实直接联系上事实，而是将事实与参与者的思索连为一体，然后又将参与者的思索引向下一系列的事实。
要了解参与者扮演的角色，索罗斯宣称，必须首先弄清楚，参与者的思路不能深陷于具体事物当中而不能自拔，参与者也还得考虑其他人和他自己的思考。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换言之，此时参与者的思考就不再与事实保持一致，但却可以在影响和塑造事实方面起到某种作用。思考和事实不仅有所出入，而且参与者的认知力和实际情况之间也会存在差距，更不用说参与者的盘算和实际结果之间的误差了。索罗斯认为，这种误差正是了解历史过程以及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所在，他宣称，错误观念和举止失误在人间万事方面所起的作用，一如变异在生物学领域所起的作用。
索罗斯十分着重他的那套反映理论，并极力加以宣扬，上述想法就是他自我标榜的核心概念。他承认，这种概念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而这些影响对于旁人未必重要，对他却意味深长，他的一切都来源于此。
索罗斯觉察到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点，与芸芸众生所持的流行看法，在许多方面都大相径庭。
其中一个的广为流传的看法是，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均衡状态之中，只是其中存在有各种差异，事物的结症就在于市场并非天衣元缝，其性质有如随机扩散一样，到头来还会受到其他随机事件的影响。索罗斯曾对这种看法口诛笔伐，认为看法错误的来源就在于错误地套用了牛顿物理学中的原理。
索罗斯认为，出现差异本源自不完整的理论，金融市场的实质之一就是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力与实际情况存在多重隔阂，有时这种差异尚可视而不见，但有时人们却必须考虑到这种差异，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弄明白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在金融市场中，这种状况可谓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它们通常都以大起大落的顺序呈现在人们眼前，虽然，并非永远都是这样。索罗斯所提及的这种大起大落不是均衡对称。加速的过程是渐迸式的，随后才以灾难性的逆转到达事物的高潮。在《点石成金》一书中，索罗斯提及过一些事例，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集团化浪潮；堪称经典案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问题；源自70年代，后终触发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国际借贷浪潮，等等。索罗斯不甘寂寞，一夜之间就炮制了一套关于外汇汇率自由波动的理论，外汇汇率易于狂升狂跌，但总算还能相互抵销。索罗斯在书中也还讨论过一些并不单纯的情况，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球的收购企业大风暴。在这些例子中，风行一时的偏见和盛极一时的趋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反馈的作用机制。当然，这些事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过特殊挑选过的，在任何连续的事件中，都有很长一段时期，相互之间的交互作用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点，索罗斯在其《点石成金》一书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述。他用“反射”这种表述方式来说明双面性的交互作用，以及存在着这种交互作用的事件的结构。索罗斯虽然意识到了他所借用的“反映”一词给他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但是他却不敢抛弃这种说法，因为那有可能会导致其整个引以为豪的理论解体与崩溃。
在所谓的通常情形下，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其间也有别的力量在起作用，能够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能够从经验当中获益菲浅，另一原因则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或塑造社会。这就是索罗斯惯称的准平衡状况。
然而有时人们的想法和现实距离很近，只是不会最终完全合二为一，索罗斯将此称为极不平衡状况。这种状况又可以分成两类，其一是所谓动态失衡。当动态失衡的状况发生时，广为流传的偏见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潮流相互强化，直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扩大到足以导致一场灾难性大崩溃的地步；其二是所谓的静态失衡，其特点在于极端僵化、极端教条化的思考方式，加上极其僵化的社会局势，但双方都不会出现变化，因此各种陈规教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一直都很大。假如社会出现了变革的迹像，而各种教条却不相应地进行调整，那么，即使这些变革的速度十分缓慢，思维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也会愈来愈大。这种局面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事例就是前苏联。相形之下，前苏联解体则可视为一个动态不平衡的实例。
索罗斯把动态失衡和静态失衡视为两个极端，而准平衡则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况，索罗斯喜欢把三种状态比拟为物质的三种物理状态：气态、固态和液态。这三态性质相差泅异。以水为例，水在这三种状态中都有不同的特点。相同的原则在市场参与者的思考方面也可适用，在正常状态下，索罗斯认为，他所称谓“反射”的双向反馈机制并非必不可少，相反，倒是可以置之不理的。然而，当这些人趋近或达到所谓极度失衡状态时，反射就变得重要了，大起大落的场面就会接匠而至。
索罗斯认为，区别准平衡和极度失衡两种状况，对于投资者来说极其重要。然而，索罗斯又说，两者之间的分野十分模糊，常常有一些力量和势力，将人们投入到极端失衡的状态中。尽管存在有某种抗衙力量与之对抗，而且抗衡力量一般都能如愿以偿，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抗衡力量也会抵挡不住，于是就会发生改朝换代或革命流血之类的变化。生性好斗的索罗斯对这类情况自然深感兴趣盎然，但是，他又承认这并不能说明他已经掌握足以清晰地解释或预测这种情形的成熟理论，他还只是处于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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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扫荡东南亚
“ 自由浮动的货币有某缺陷，因为市场总会发生过度偏差。”
第一节 不幸的预言
大约一年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但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预言：按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危险信号衡量，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从而有可能出现墨西哥式的经济大灾难。接着，他又坦言，泰国的墨西哥征兆比其他亚洲国家多，换言之，如果东南亚发生金融动荡之类的危机，那么，泰国将首当其冲。
戈尔茨但及其所代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南亚国家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前者被亚洲的后起之秀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言人和装饰品。在这些昔日的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看来，相信他（它）们无异于出卖本国的民族利益。
这是一道由历史编织的隔阂，人类从此失去了相互信赖、相互协助的可能。偏见使人的思维狭隘，愚昧又让人难以面对现实。
戈尔茨但先生并未得到东南亚诸国的重视，尤其是在泰国，朝野上下都为一道描绘未来的蓝图所陶醉，如何又能接受得了前途未卜的预言。
就这样，戈尔茨但被赶跑了。然而，被他所最先预言的灾难却如期降临了。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和金融当局在手忙脚乱之中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顿时一泻千里，处于无人救助、无人敢救的悲惨境地，并创出历史最低点的黑色纪录，货币风暴终于在一夜之间爆发了。随即而来的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金融市场也开始剧烈动荡，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新加坡元、甚至连经济闭塞的缅甸货币也纷纷走软下滑。人们不禁担心，东南亚诸国会不会重演一场由索罗斯担任导演而一手策划的类似于墨西哥式的金融大危机？
直到此时此刻，泰国人乃至整个东南亚诸国人才认识到戈尔茨但先生的预言是何等之准确，当然，对于戈尔茨但本人而言，东南亚危机只是被不幸言中罢了。
第二节 泡沫中的六色光
进入1997年，一直风平浪静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动荡不宁，5月以来，外汇市场更是倾刻间狂风大作，波涛汹涌。泰铣、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不断大幅贬值，印尼盾、新加坡元等国货币也未能逃脱这一大劫难，均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有关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了种种应急措施，打击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货币投机行为，千方百计地维护本国市值稳定，却事与愿违，屡施各种方策之后仍无法解脱困局。7月2日，泰国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一天之内泰铢即狂跌20％。与此同时，眼看就要倾家荡产的泰王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美国等金融大户发出了求救紧急资金援助的申请，使得在泰国酝酿已久的墨西哥式金融危机终于浮出水面，让世人一睹其面目。
90年代前期，当西方发达国家在衰退中苦苦煎熬，西方文明的殒落似乎就在眼前闪现之时，东南亚经济增长却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令世界为之惊叹，连那些一向眼中无人的白人老板也自愧不如，心中充满着嫉恨。
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场大跃进，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以求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并想当然地认为，21世纪即是亚洲的世纪，而亚洲的世纪即是东南亚的世纪，世界权力的重心从此将向这个渐露雏形的地区偏移，云云。然而，被舶来的葡萄酒灌了个头重脚轻的东南亚人却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东南亚过去几十年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延投入的增加，而非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因而在如此局限的增长模式基础上竟相放宽金融管制，与世界顶尖金融强手争吃大金融市场的“蛋糕”，无疑是在沙滩上兴建摩天文厦，隐患重重，极易被外力击破。
这一点，老谋深算的乔治·索罗斯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索罗斯是一个惯于钻牛角尖及吹毛求疵的人，东南亚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他的掌心。他一直在等待着最后机会的到来，他要捞一大笔，创造出另一个类似于击跨英格兰式的奇迹。
其实，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劳工素质低下。贸易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上扬，正面临经济过热的危险；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因超额生产能力、企业债台高筑以及缺乏高等教育和技术劳工等，将遭遇“成长性的衰退”（Growth Recessi0n），有可能陷入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之中。克罗斯比公司认为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东南亚企业普遍高估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能和公司人员规模，因此造成了“乐观的错误”。有关当局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往往又会对“乐观的错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届时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泡沫经济四处膨胀，整个市场被蒙蔽在一片虚假繁荣的七色光圈之中，从而为诸如乔治·索罗斯这样的“金融苍蝇”创造出绝好的进攻机会。
然而，沉浸在“东亚奇迹”的喜悦和梦幻之中的东南亚诸国，对上述忠告均置若罔闻，态度类同于对待戈尔茨但那样。这一切，索罗斯一直在心中暗暗高兴。
早在1992年，泰国的经济界人士，特别是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