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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破例聘他来完成检验之责。微软的任何一个软件产品在上市之前，都须先行在自己的阵营中超负荷运行，87以发现其中弊端，也叫“臭虫”。陈的工作，就是专门寻找“臭虫”。陈对自己的第一个成功感到满意，就连微软把他列在“临时工”之列－－只要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就随时可以让他走人，也不在意。
学校只能培养人才，不能培养天才。这样说一定会叫学校的老师不高兴，但在陈的身上，你会发现情况真的如此。上班第二周，这个从来没有学过软件的人，居然发现检验小组所有人使用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于是随着自己的感觉任意行事，结果找到8个“臭虫”。此后一周，30个。又一周，40个。而检测小组的其他人，一个星期也只能找出10来个。他的工作令所有同事惊讶不已，更令软件制作工程师汗颜。先前的“伯乐”如今是陈的老板，他走到陈的身边，问他是怎样做到的。陈支支吾吾，不敢说自己另辟蹊径，但老板对他已有充分信心，说，“不要紧，说说看。”陈于是大着胆子指出那些行家的问题。老板大悦，逢人宣告自己的英明：“你们看，我们有那么多检验员，但是我们的1/6的臭虫都是一个人发现的。可是这个人居然还是个‘临时工’！”然后又对陈说，“我很自豪，他们都不愿88意雇你，是我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雇了你。现在我要再冒一次险，让你成为正式员工，并且来领导这个小组。”陈宏刚开始领导这个检测小组，心里则念念不忘当初对西安交大的老师说过的话。
人人都说比尔．盖茨把世上人才尽收帐下，此话有些夸张，但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说陈宏刚是寻找毛病的高手，那么凌小宁的专长就是创造新的事物。此人70年代是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是北大的硕士研究生，等到他在美国俄勒冈州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的时候，90年代已经开始了。凌出生在江南水乡无锡，长在北京。从根本上说，他经受的是典型的中国教育，而且是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不过，他并不喜欢政治口号而格外热衷于技术。1967年，他随着红卫兵的潮水轰轰烈烈地在全国串联了一圈，回到北京之后，人家背了一大堆红卫兵小报回来，他却把母亲给他的零花钱买了一堆五金工具，包括一把钳子，一个锤子和一个改锥。那一年他15岁。他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露头的。先是热衷于化学。他在商店里寻89觅了一大堆价格低廉的试管、烧杯和酒精灯。回到家里，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把玻璃管在液化石油气炉上烧红，弯成各种形状，又将大大小小的试管连接起来。
天平太贵，买不起，他居然能够自己制作。这一连串奇妙幻想的最后结果是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火药，以及一种袖珍火箭。每当火箭在院子里面拖着火焰呼啸升空的时候，他就会欢呼雀跃。但是终于有一天，三个警察闯进他家，带着搜查证和拘捕证，对他的父母说，有人检举他们的孩子在私造军火。还说，西单商场刚刚发生了爆炸案件，导致死伤无数，警方已经查证，其爆炸物乃是民间制造。父亲惊得目瞪口呆，母亲吓得两腿发抖，他们对儿子的“罪行”一无所知，只知道儿子沉溺于“科学发明”，所以每逢儿子向他们要钱的时候，宁可省吃俭用，也不拒绝。警察听说“作案者”只有15岁，也觉得此事蹊跷，答应暂时放他一马，但还是彻底搜查了孩子的房间。警察留下了孩子，带走了孩子的“百宝箱”。那里面装着他的所有瓶瓶罐罐，也装着他的激情和幻想。
小宁只好改弦更张，学做半导体收音机。那是60年代末期，中国人还不懂得计算机是什么东西。老师在学90校里对学生说，那是“帝国主义的玩艺”，比不上我们的算盘。不过，晶体管已经有不少。小宁看到那黄豆大小的东西居然拥有庞大的电子管的效果，觉得真是神奇。
这时候他已经有了工作，被分配在一个轧钢厂，每天8小时，只是重复一个动作：把沉重的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他干得挺开心，因为这能让他赚到一笔钱－－每月18元。他把钱都买了晶体管，任自己的幻想和激情融在“单晶硅”中。没想到这一“融”，就融入了计算机的世界。
但他真正成为微软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是在20多年以后了。那一年他已40岁，在微软这个年轻人的世界中，未免嫌老，可他总是以20岁的激情和想像力来工作。如果不是那场所谓“革命”耽误了他十几年的时间，他不是也能像周围的伙伴一样，从20多岁就开始自己的创造历程吗？
他是“过来人”，懂得眼前的一切来之不易，所以更加珍惜。他总是问自己：“当我拥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奉献，就像中国人常讲的“主人翁”，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你不仅拥有责任，而且91拥有权力、利益、信用。你付出很多，得到也很多。”他说，“你不断地积累起来你的信用，就成为一个领域的旗帜，也许可以叫做精神领袖。”现在他已经不是那个面对警察的孩子了。假如有人来阻止他，他也一定会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他刚到微软公司不久，就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关于这件事情的传说，已经写进微软研究院的通讯中。实际的情况则更加动人。那次微软正在准备出资100万美元购买一个软件。就在合同准备签订的时候，凌小宁来了。他说这笔钱不用花了，他自己就能做。老板问他有多大的成算，他说：“60％成功，40％失败。”老板愿意看看他的方案，但却心存疑虑，所以只给他3天时间。凌小宁3天没有睡觉，写了3张纸。一大群专家聚在一起讨论，不禁大感兴趣。在经过一番认真修改之后，凌小宁对老板说，“现在我有80％的成算。”老板说：“好，我们听你的。拒绝合同。”此后的事情整个微软的人都知道了。凌小宁在3个月后拿出了他的设计，果真能够取代公司原来打算购买的那套东西，看上去更漂亮，更容易操作，所以成为专利，成为微软很多产品的一部分。不过，它的英文名92称很拗口，译成中文，叫做“图形自动化显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人能做出比这个更漂亮的东西。凌小宁也就成为这一方面的权威，像他本人后来说的－－“旗帜”。
那些想要探索这个领域的人，大都来找他询问一些难解的问题。“如果我再多做一年，我就会成为这方面公认的专家。”凌小宁说。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微软并不少见。从技术上看，凌小宁的“图形自动化显示”比起李开复的语音识别系统、张亚勤的多媒体压缩与传输、沈向洋的“同心拼图”、张宏江的视频检索，要简单得多，其理论的地位也会差上一个档次，所能节省的100多万美元，在微软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营销额当中，更属九牛一毛。就凌小宁本人来说，过去岁月中的精彩成果还有很多。不过，那些事情都是别人要他做的，这一回是他自己想要做的。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就非同一般。退避三舍，并无任何损失。
揽到手里又没有十足成算，其中失败的风险他自然知道，即如后来的结果如愿以偿，他本人也不会因此得到任何实际的利益。尽管有这些因素，他仍然非常想拥有这个项目。“说不清楚为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做。”他后来这93样说。也许，理由已经存在于多年以前那个孩子的被湮没的激情中。
尽管只是一次小小的成功，他却说，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他终于能够将自己的智慧和热情发泄出来。不过，他的等待有点长，30年！这时间甚至比微软公司的历史还要长。今天回看这些往事，举世清明在躬的人们都不免想到，和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这一代人相比，凌小宁是不幸的，他失去了最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年龄。但是，和那些同龄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在进入中年的时候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将那15岁孩子内心中积蕴的潜力发挥出来。
1998年夏天，微软公司里的这两个中国人几乎同时做出结论，应当跟随李开复到中国去。先是陈宏刚，当李开复来到雷德蒙的时候，他们见了面。陈说：“我就是想回中国看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然后是凌小宁。
黄学东当初把李开复介绍到里克．雷斯特面前，现在又把凌小宁介绍到李开复面前。李开复对凌小宁说：“考虑一下回国去吧。”凌小宁说：94“不用考虑，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的意义，看起来就是李开复的“人才滚动理论”发生实际效用了。
事情果然出现转机，几个月后，也即这一年秋天和冬天，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有了人气。雷德蒙微软总部里，不断有人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把微软在全世界3万多职工的眼光都吸引过来了。
他们再也不用为父辈的悲剧操心感怀现在回到本章开头，1999年2月2日，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终于有了第一批年轻人，大家聚集一堂，面对会议室名称这样一件本属于枯燥无味的文案，有说有笑，如此情趣盎然，又由情趣盎然而至于感受到一种全身心投入一个事业的激动和兴奋。这些年轻人当然不会知道，当他们点击键盘抒发想像的时候，京城深处也在经历一场激动与兴奋，只不过性质完全不同。再过20个小时就是文坛一代伟人老舍先生诞辰百年。所以这一日从早到晚，怀念者由京城内外赶来，络绎不绝，鱼贯进入丰富胡同老舍生前居住的“丹柿”小院。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人的世界亦不能例外。现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世人争相缅怀其“生的伟大”，只不95过，没有后面那半句－－“死的光荣”。然则老舍先生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却不是他的生，而是他的死。
他在1966年8月23日只身来到京城北郊，在距离今天希格玛大厦不远的太平湖中，自沉而死，其原因乃是不堪忍受受蒙蔽的红卫兵的凌辱，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由失望而终于绝望。在他留下来的数百万字的作品中，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有一句话最为震撼人心：“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它更由于巴金先生在一篇短文当中连续四次呼吁国人倾听此话，终于能够广泛传播。
将这同一天里聚集在丰富胡同“丹柿”小院和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两群人加以对照，一边在“怀旧”，一边在“催生”；一边是一曲绵绵无尽的悲歌，一边是一套满怀激情的新词。这两群人都是智者，但一边的智慧是掌握在他人手中，一边的智慧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一边的智慧给自己带来苦恼甚至绝望，一边的智慧给自己带来快乐和希望。可见历史已经走了多么长的一段路程。眼前这群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只需把眼睛盯着现在和未来，似乎再也用不着为他们父辈的喜怒哀乐操心感怀了。
96第二章BestofBest－－天外有天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人，或许比一个一般的工人能多生产20％或30％。但是，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一个最好的软件研发人员，能够比一个一般的人员多做出500％甚至1000％的工作。
－－李开复李开复的精英哲学和比尔．盖茨的“未来小屋”
1999年开始的时候，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有一个故事流传开来：一位不留姓名的女子打来电话，希望得到李开复的精子。她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对陈蕾说，她与李开复素未谋面，但她已从国内公开的出版物上知道其人其事，所以幻想着自己未来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像李开复那样聪明的大脑。她的态度如此认真，以致陈蕾不敢怠慢，当即将那女子的要求转告李开复。李开复既好笑又好气，敷衍道：“我已经结婚了，恐怕不行，请她找别人试试看。”那女子并不气馁，再接再厉：“谁的都行，反正我知道你们那里的人都是精英。”这时候陈蕾也要笑97出声来。她后来在饭桌上把这件事说出来，询问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中有谁可以满足那位女子的愿望。众人笑道：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精子库”啦！
微软中国研究院当然不会建立什么“精子库”，所以这件事听上去有点荒唐，不过，故事本身却是真的。它既然出现，就反映了21世纪即将开始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望子成龙”乃是中国所有父母的通例，自从人工授精技术成功以来，在欧洲和美洲那一边，一直有很多人在谈论以最聪明最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