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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素质很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00名中国来宾和100名记者接着看到，奈森．梅尔沃德出现在屏幕上。此人是微软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谈笑风生，常有精彩之论被作为“奈森定理”在美国广为传扬。现在，他显然要把他的“定理”搬到中国来：科学研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当你开始进行一项研究时，你要求研究人员做一些难以实现的事情，因为以前从没有人做过这些事情。迎战这些问题的主要资源是智慧超群的优秀人才。科学研究管理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这些人才，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的好奇心和专业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创造出新的、了不起的发明。因为人才是成功研究的先决条件，我们决意追随人才，到人才济济的地方开设研究分院。
把奈森的“追随人才”，同我们国家所说的“吸引人才”相比较，就会发现，其间有着微妙但却重要的区别。
对于这一点，李开复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不能等待人才找上门来，我们应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又说，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初衷，就是“汇聚中国本地的优秀人才和微软公司自己的专业人才，汇集其思想”。此话说得直截了当，扼要简明，可是无论来宾还是记者，当日都未给予足够注意。只有王选在这中间隐约发现：微软公司志不在小，“有眼光”，还有“远大战略”。此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计算机教授，也是中国计算机领域过去20年中最有成就的计算机专家。感同身受，一语中的。
然则他的话在当日会场上淹没在一片空泛的祝词中，犹如大海里面投入一粒石子，涟漪不惊。直到好几个月之后，人们才能明白，所谓“追随人才”、“汇聚思想”，恰为1998年11月5日国际俱乐部二楼大厅杯觥交错中的一束耀眼光芒，更在日后引发了无数的争端与机缘，承前启后，因果相连，也是本书所要叙述的重点所在。
记者们那一天所关注的事情，无非“8000万美元”和“100人”这两件。微软公司说：“将在今后6年投资8000万美元于中国研究院，并且将研究人员增加到100人。”作为研究院的院长，李开复还补充道，他在中国将“只花钱不挣钱”。记者追问，“8000万”将如何花？李开复说，其中大部分将用在科研人员身上。又问，100个人从哪里来？李开复说，将主要来自中国。看来中国人应该为此满意，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微软公司自1985年进入中国，13年来似乎只关注其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营销。李开复现在的话意味着，此后微软将不只是“卖产品”，而且也会“买人”。对西方人的动机一向敏锐的中国记者，全都惊讶起来，其中两位当场在心里盘算，结论是，“诱惑力显而易见”。北京《晨报》记者陈曦算出来的结果是，“每个人平均将得到数十万美元的投入”。这消息在第二天早上立即传遍京城。普通百姓看了未免咋舌，见过世面的人却说：“这算什么？还顶不上人家微软一年挣来的一个零头！”这天午后出场的可不止一家《晨报》－－78家中国的报社电台电视台和10家外国报社电台的记者都来了。
那时候微软对待中国记者真是热情，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记者的本事特别大，可以让微软这样傲慢的公司也放下架子来，而是因为，研究院创建伊始，已经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气氛。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心里到底在担心什么，反正谁都能感到他们拚命想把自己扮演成无害的角色。里克．雷斯特喋喋不休地说：“这个研究院将只进行基础性研究，并不做产品开发，科研工作方式是开放性的。”李开复则说：“微软中国研究院将支持中国政府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的举措，帮助吸引本地的优秀人才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防止人才外流。”这意思很明白：微软中国研究院一不抢市场，二不抢人才，所以中国人尽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不过，记者们的眼光里仍然充满怀疑，《电脑生活》杂志的文章，把美国《商业周刊》记者格雷姆的一句话以大号字排出，异常醒目：“微软是谎言大家，他们成天说‘我们不做这个，我们不做那个’，但最后大家发现他们是无所不为。”回想起来，当日这研究院充其量也不过6个人，虽然个个聪明绝顶，傲骨雄心，但却逢人点头，对官员陪笑脸，对记者说好话，无论对谁，都是仪态谦恭，不敢16怠慢。他们力量薄弱，似乎很难成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威胁。那一天记者们紧追不舍，如临大敌，小题大做，似乎是由于平日的北京过于平淡。这倒不是说这座城市没有新闻，而是说记者们没有机会去施展才干，他们内心中的批判精神，在国内事务中难得发扬，现在逮到了一堆美国人，当然要尽情施展。政府的官员们就不会那样感情用事。他们人人显得矜持，表现出有节制的祝贺。
科技部部长朱丽兰闭口不谈“抢什么”的问题。她说她最感兴趣的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个宗旨：“提供开放的环境。”还说现在是“脑力激荡”的时代，所以微软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欣赏”。这位女部长是那天到场的最高官员，说出来的话听上去没有敌意，让美国人松了一口气。不过，她也没有热烈地赞誉。她甚至还在演讲一开始就表示，自己对于在这个场合讲话并无足够准备。言外之意，她是面对一种突然而至的邀请，以至不能左右自身，只好勉为其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说：“希望今后能够加强合作，共同做出更好的工作，为人类服务。”这话让任何人听来都会觉得无懈可击，只是不疼不痒。另外一位女性，教育部副部长韦钰，说出来的话显然含有更多的真诚。她说，中国人一提到知识经济，便17提到微软。“微软是一个十分有影响力的公司，比尔．盖茨是中国年轻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还许诺说，她将支持微软中国研究院。然则最引人注目的是信息产业部。
部长吴基传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软件技术主要是依靠人的智慧来推动，人才至关重要。”还说，对微软等世界着名的公司在中国设立科研机构，“我们应给予支持”。但这肯定是在另外什么地方说的，而与微软研究院的成立庆典无关。在11月5日这一天，这位部长根本没到会场上来。事实上，尽管里克．雷斯特和李开复曾专程去那里拜访，但那里一个部长也没有来，只有两位司长和两个随行人员来了，带来一个花篮表示祝贺。几个人全都不讲话，也没有在签到簿上留下电话号码。这又让在场的记者猜疑，不免追问缘由。其中一位官员的回答挺实在：“信息产业部开始也与微软进行了接触，但是没有谈拢，后来他们和科技部谈成了。”又问，为什么这个部能“谈拢”，而那个部没“谈拢”？这一次，官员说：“科技部自然有它的想法，它们是从科技研究的角度来看与微软的合作，而我们更多的是从整个产业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18看来，与微软这行当越是接近的部门，对微软的感情也就越是疏远。尽管如此，李开复仍然感受到鼓舞。
他后来说：“我们没有想到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这么大的承认。”可是，要说微软长期以来挺进中国市场，步步为营，则有事实的根据。
微软的英文名字写作“Microsoft”。前半部分“Micro”，中文意为“微”和“小”，后半部分“Soft”，对应中文为“柔”和“软”。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中至大或至小的例证无数，但由小而大、以柔克刚、名“小”
实“大”、外“软”内“硬”的例子，莫过于微软。
这个词的诞生既偶然又必然，它不过是25年以前两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比尔和保罗，灵机一动写下来的。那是1975年冬天，地点是在比尔狭小的宿舍里面。
两个年轻人坚信“一场革命开始了”，进而就像朱迪．加兰和米基．罗尼电影里的人物一样，高声呼喊：“我们要在谷仓里面演出！”微软的“革命”就这样开始了。那一年，我们的国家也在演出一场“革命”。两种“革命”都需仰仗激情，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一个是科学技19术，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依靠智慧，一个依靠愚昧；一个依靠自由，一个依靠专制。那时候7亿中国人的理想是那样豪迈：走向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然后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而两个美国青年的期待则要简单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办公桌上以及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计算机。”然则到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微软”的标志昂然飘扬在人类世界十分之九的地方。
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州……凡有现代文明之处，便有“微软”标志，就像上个世纪的“米字旗”和这个世纪的“星条旗”。世界上无论口说何种语言的人，都会说“Microsoft”这个词。人们谈到计算机，就说“Windows”，或者“Office”。说到财富，就是比尔．盖茨。1995年夏天，微软“视窗95”一夜之间风行全世界，3年之后是“视窗98”。当时一套“视窗”批发132美元，零售商会卖到241美元。“办公室97”批发250美元、零售499美元。价格不菲，但全世界使用计算机的人，每100个中就有95个买了微软的软件－－不是买正版，就是买盗版。在美国，微软的股票价格在过去9年当中增长了大约32。33倍。在中国，一位年轻的歌手，朴树，随着一阵轻快的电子音乐唱出一首新歌－－《新男孩儿》：20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它代替我来思考。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Windows98！
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倘若比尔．盖茨本人能够听到这首《新男孩儿》，必会笑出声来。此人对中国也许有着特殊的兴趣，不然他就不会在过去几年中连续5次来到中国。不过，只是当江泽民主席接见他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在椅子靠背跳上跳下的“世界首富”。他的新书《未来之路》的中文版，这一年在中国大陆发行45万册。微软在中国的事业看上去真是一帆风顺。当然，更加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比尔．盖茨在那里受到国家元首般的欢迎。不过，至少有一位大学生认为：“他比国家元首还要棒，因为世界上元首无数，而比尔只有一个。”1997年12月12日，比尔的“中国梦”达到了高潮。
21那一天，清华大学的报告厅盛况空前。学生会似乎已经料到会有此种局面发生，所以事先在每一个学生宿舍发一张票，让一个屋子里的6个甚至8个学生抽签决定，谁去观摩那个世界上最有钱也最不拘小节的家伙。但是，没有抽到签的学生不甘心失去机会，所以大家不论有票还是没票，全都蜂拥而来。报告大厅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再后面进来的就只好坐在讲台上，仰面向上，目不转睛，只听见比尔．盖茨说了第一句，“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生命中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满堂喝彩起来。
但是这一天里最令学生激动的是比尔．盖茨说的另一句话：“我们一直非常幸运地从清华招收了大量的人才，我们的核心人员来自清华。”他后来说过，中国大学的院墙里孕育着未来的真正希望，可能还说过他喜欢清华大学那个报告厅之类的话，中国国内的不少报纸说，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诞生与比尔．盖茨此次清华之行有着直接的关联，说比尔．盖茨被学生的睿智折服，所以在回国的飞机上下决心，在北京设立一个世界级的研究院。
这样的评论广泛流传，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平添一道光环，22实则多属夸张不实之辞。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证明，报刊舆论中关于微软的诸如此类的夸张屡屡发生。
李开复后来解释微软何以将研究院设在中国的时候说，比尔．盖茨对清华的那次演讲大有好感，这是不错的，但这只是部分原因，更加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人很优秀。这当中既有中国大陆上的年轻人，也有美国计算机业里的那些华人（在美国微软总部的18000名员工当中，华人大约有800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清华大学）。
不过，有一点虽然从来没有人提及，但肯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比尔．盖茨的决定，那就是他在中国所受到的英雄般的款待。
细检我们国家1997年以前的舆论记录，极少见到后来那种尖刻抨击微软的文字。那时候，无论在中国官方和民间，微软都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就连对微软抱有强烈敌意的方兴东也说，微软在中国“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大有一呼天下应的气势”。
但是，比尔．盖茨并不总是这样走运。自从“视窗95”成功之后，他在全世界的坏名声就越来越多。微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