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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人魅力无穷：一副中国人的面孔，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演说精彩异常，要说“句句是真理”，恐怕不恰当，但若说他就204像学校里的一个才高学富的师长，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
只不过，在这个完全中国式的面孔后面，是一个完全美国式的文化体系、道德标准和工作方法。刘挺后来说，他当时对这一点“根本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没有想到”，在日后酿成了他和李开复之间的冲突。
刘挺认识到这一点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当日李开复演说结束的时候，他可没有这样想。那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将不顾一切地去。”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教师身份，不好意思在李开复和学生的座谈会上露面，只是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陈宏刚，教师可以不可以提出申请。陈宏刚说当然可以。
但李开复很谨慎地告诉他，为了避免给人留下“抢人才”
的印象，研究院在大学里主要是招聘毕业的学生。刘挺后悔自己的提前毕业留校，但他已经打定“不顾一切”
的主意，所以还是偷偷把自己的简历交了出去。
现在，李生读罢李开复的信，既难受又兴奋。他是哈工大的最高领导，也是刘挺、荀恩东和王海峰3人所在实验室的主持者。他原本打算要刘挺来实际负责这个实验室，现在眼看就要“折将损兵”，焉能不难受。可是，205自己门下三弟子同时被微软看中，他连称这“命中率太高了”，又挺得意。他试图说服刘挺改变主意，还许诺给予种种特殊的待遇。刘挺心里一边感动，一边回想“读博士时没有出来的教训”，所以去意坚决。
“微软能够让我挣到足够的钱，又能让我做我愿意做的事情，还有最优秀的人带着我做。”他老实地向老师陈述理由，“我要是仅仅求待遇，‘八达集团’的待遇就很好，有个‘三室一厅’，钱也够花。但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只能做人家要我做的事情。在学校，倒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我的研究经费总是不够。”看看没有希望了，党委书记最后叹口气说：“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好事。”是啊。微软在全国1000多个申请者中只招二三十人，李生实验室就占了3个，这也是他的欣慰。人事部门的干部最后给了他一个忠告：把档案留在学校，“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要是觉得微软不好，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他是老师，不是毕业分配的学生，北京不会接收他的户口和档案，所以，这是一个让刘挺和学校“两全其美”的建议。但刘挺说：“我不要退路。”
刘挺把档案拿出来，放在黑龙江省的人才交流中心，206只身来到北京。没有档案，没有住房，最糟糕的是连户口也没有。幸而北京市不久之后有了一个新政策，可以给来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外地人才一个寄住证，让你有一个暂时合法的身份。至于户口，要等3年之后。
于是，刘挺借居在北京的一个亲戚家，肩挑巨大的风险和希望，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就像所有进京打工的民工一样。
然则对于哈工大来说，事情刚刚是个开头。后面还有两个人，晏洁和吴枫，也都是哈工大的博士生，也随着刘挺、王海峰和荀恩东，来到希格玛大厦。还有周明，他像刘挺一样，原来也是哈工大的博士，又到清华任教，资历更深。这样，李开复的手下一下子有了6个来自哈工大的人。哈工大计算机系是全国第一流的，中国人都说它是“工程师的摇篮”，看来真是名不虚传，从这里出来的学生虽然不如清华的学生那样敏捷趋时，但若说到“扎实严谨之风”，国内大学无出其右者。
207微软递出橄榄枝那段时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周立柱也发现自己麾下的人才正在离开，比如计算机系的教师刘文印就提出了到微软去的要求。
刘文印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是个挺好的学生，身后有一大堆奖状。在以色列留学，获得了优秀学生特等奖和博士学位，是国际图形识别研讨会举办的“虚拟识别竞赛”的第一名，还获得了清华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特等奖。1998年夏天他从以色列回来的时候，待遇没有改变，一切都和出去读书之前一样。后来他提出要到微软的时候，人们普遍认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说清华大学不重视他，连他申报的项目也没有批准。也有人说，还是那么几个钱，还是讲师，连个“副教授”也没有弄上，怎么留得住人？刘文印说那是“误解”，项目的确未获批准，不过，和学校无关。那是因为“63计划”的截止期是本世纪末，转眼就到了，所以上面不再想开新科目。
至于待遇，的确不能让他满意，但大家都是这样，清华大学并没有特别亏待他，人家只是在执行既定的规则。
尽管如此，人事部门还是在用“破格”的办法挽留208他。他们告诉刘文印，他的副教授的评审已经通过了，就等着校长签字了，请他耐心等候。这的确已经够优待的了，清华大学无数教师熬到快退休时才弄个“副教授”，他年纪轻轻，却已经伸手可及。
但刘文印还是要走，他离开清华的理由说来和刘挺离开哈工大的理由如出一辙。“你能给我什么，这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能让我做什么。”他说。他从国外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借了一万块钱买了个电脑。想上互联网，传输一兆字节10块钱。想传真，一张3块钱；想复印，一张3毛钱……全都要钱，而他手边就连一分钱也没有，不得不把自己的账记到唐老师的研究经费上。
尽管都是为了研究，但他不想占人家的，没有谁的口袋是宽裕的。当时他想，一旦自己的项目资金批下来，就会还上这笔债。1998年冬天，他知道项目未获批准的那一天，特别失望，这意味着他的“一分钱都没有”的日子还将遥遥无期。“如果有经费，我就不会想到离开清华。”他后来这样说。那一天，他对唐老师说“我想走”。
他还没有说出微软这个名字，唐就接口说：“你要是到别的地方，我不会放你走。除非是微软研究院要你。”真正209做学问的人似乎总能心心相印，这种不谋而合令刘文印走进希格玛大厦。离开清华之前，人事部门告诉他，既然你决意要走，你的“副教授的报告”就不再有效了。
刘挥挥手就走了，朋友们觉得他的样子挺潇洒。其实他比谁都明白：要是到其他单位去，一定要把“教授”和“副教授”之类的东西揣在兜里，它虽然并不能真正代表学养和品格的高下，但却意味着位子、房子、票子，也许还有车子。但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东西根本没有用。人家不看这个，安身立命的关键是真本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汉王”公司里发生的那场风波。前文所述“汉王”的主要发明者李明镜，在1999年1月份向微软递交了他的申请。李开复非常想要这个人，但却怀着深深的顾虑。所谓“抢人才”这样一片阴云，仍在他的头上徘徊，令他不敢理直气壮。想来想去，他只好去找微软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张湘辉。张是李开复的朋友，同时也是“汉王”的朋友。他找到“汉王”
的老板刘迎建说，这一次微软不是要他的产品，而是对他的人感兴趣。
210“汉王”距离希格玛大厦很近，那块“汉王科技”
的大字招牌就矗立在“微软中国”的西边，遥遥相望。
对于微软到处招揽人才的事情，“汉王”听得多了，可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蔓延到自己的领地上来。
震惊不已的刘迎建后来告诉李明镜，这消息让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李明镜毕竟是他的公司中最重要的技术骨干，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请李明镜吃饭，问李为什么要走：是他这个老板不够好？还是待遇不够好？还说，不论李明镜有什么要求，都好商量。李坦率地说，“都不是”。他只是觉得，对“汉王”来说，自己的价值已经贡献得差不多了，就算不走，也不会再有大的作为。刘说：“你即使什么都不做，只要人在这里，就可以稳定军心。”
这话不能说没有根据，那时候李明镜在国内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民族软件”的旗帜，就在不久以前人民大会堂那个会议上，大家不是还在说，连微软也在求我们吗？
但李明镜却不以为然。他说，正是这个让他觉得“压力特别大”。他不愿意成为“民族大义”的象征，觉得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他说：“如果我的作用仅仅是稳定军心，对我个人来说，太悲哀了。”刘比他大不211了几岁，又是他的技术上的合作者，是个明白人，想想他的话，也觉得有道理。又想想，这样一个人走了，实在是“汉王”的重大损失，还是不松口。就这样，从春天到夏天，一个心里想：“他要是真的不同意，我就不走。”
另一个心里想：“他要是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7月，李明镜的合同期满，这对“鸳鸯”终于分开了。
看来事情的发展的确有些像《市场报》所说：“这个研究院将引发国内人才争夺大战，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999年3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快了向国内高等院校渗透的步伐。此前他们已经实施一项计划：微软将每年从中国各大学计算机专业最优秀的博士生中挑选10人，授予“微软学者”名誉称号，所以这个计划也就叫做“微软学者计划”。对于全国每年300多位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博士来说，如果这个机会仅仅限于“名誉”，也就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名誉”之外还有不少诱人之处：每月1200元；每年由微软资助出国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访问212微软总部；免费获得微软软件；暑假可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并获得另外的报酬；有资格参加微软举办的学术会议和活动；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完全属于个人，而研究院不加干预；毕业之后也完全拥有自己择业的自由。这消息在学生当中引起的波澜尚未退去，微软又在向教师们摇橄榄枝了。1999年春天，研究院向中国媒体发布了新的计划：每年向国内10所大学捐赠总价值为1000万元人民币的正版微软软件。首批软件将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10所学校的每一位计算机专业教授捐赠。
一时间，包装精美、五颜六色的微软版软件，在10所名牌大学里面弥漫开来。过去，这些东西在“民族软件捍卫者”眼中，就像是“八国联军的毛瑟枪”，现在却成了“友好的使者”。研究院开始把它当作一种“名片”
213来使用，送给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授和“微软学者”，希望能在树立微软形象的同时，也减少“盗版”软件对大学校园的诱惑。如果这些教授能够发现微软软件的种种优越，那就更好了，须知他们有足够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实际上这种影响力几乎立即就发生了。京城各大学校园，学生们均对“微软学者计划”表示向往。
有个学者说，“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才战略无论其主观意向如何，客观上将会成为未来国内优秀学子的风向标。”《微电脑世界》的记者黄盛萍写了一篇文章，抒发对“微软学者计划”的感慨。说这“无疑又将在数字中国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刮起一阵强劲的飓风”。这篇题目叫做《研究的快乐还是捆绑的快乐？》的文章说：“在微软学者计划中，一再提到这些学者在培养结束后可以自由选择去留研究院工作，但实际上，这真的有点像往‘视窗’上捆绑‘浏览器’。”然而至少有一个人对“捆绑”不“捆绑”的问题并不在意。他是一个上海的小学生。1999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他在电脑上给远在北京的李开复发出一封信：“李叔叔：我想参加你的研究院，从你那里学习电214脑，最终变成第二个比尔．盖茨。可以吗？”李开复当即很认真地回信道：“欢迎你。好好学习！
等你长大了，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一情节在当日被国内外报刊广为使用，显然只具宣传效果，少有实际价值。那时候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刚刚过去，北京卷起强烈的”反美“
浪潮。然而，李开复内心的轻松仍然是确定的。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已经拥有60个员工，另外还有至少1000份申请简历放在他的面前，厚厚的一摞，同窗外一片“打倒美帝”的呼喊形成对照：这真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国家。
无论出现怎样的隔绝、猜疑和对抗，事情的发展确已证实，微软公司的“人才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依然能够通行。高手们喜欢在一起工作，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这场人才的戏剧，看上去只是整个中国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