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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但后来他听说新加坡在3年中招去了1000多个中国博士的时候（国立大学有300多个，南洋理工大学也有300个。张宏江那个研究院，一共120多人，那一年就招进来15个中国留学博士），还是不免吃惊。
在新加坡的工作很顺利。张在第一年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二年又发表了16篇论文。但这时候他发现他已经不喜欢这个国家了。他对那里的文化非常失望：“是市民文化，也是殖民地文化。”又说：“新加坡天气不好，还崇洋媚外，我特别不舒服。”张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369一边要求有志气的中国学生都到外国去学习，一边尖锐地批评对外国人的崇拜。他认定“新加坡的企业没有远见，怕冒风险。他们想把自己的企业升级，花钱雇中国博士，但搞出来的成果，他们不敢使用，还是被别的国家拿走了。结果，需要我的技术的企业，都是在美国”。
1995年夏天，他向老板提出要到美国去工作。老板是出生在新加坡的印度人，理解他的想法，却千方百计地说服他改变主意。他说可以把张的工资涨30％，还可以给他免房租3年。又给他写信说：“留下来。我们会给你提供一切条件，帮助你成为亚洲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信让张很感动，但他想的不是“亚洲一流”，而是“世界一流”，所以还是走了。他去了美国硅谷的惠普公司。4年之后，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周游了一大圈的张宏江，又回到中国，进入微软中国研究院。
没有一个公司能青春万岁说来挺有意思，张宏江在1999年5月进入微软时的第一个感觉，就像他在1996年进入惠普公司时的感觉一样：“大家都在说转型，但提出的方法都好像不沾边。”
370没有一个公司能够“青春万岁”，这是变化万千的市场世界中惟一不变的事。比尔．盖茨在很多场合说到微软的“危机”。所以张宏江说，他相信“比尔．盖茨有危机感”。还说，“微软的最大危机是，如何认识到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操作系统。人人都可以上网的时候，本地的操作系统就不那么重要了。”张宏江领导的多媒体计算组，直到6月才组建起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张宏江的姗姗来迟。那时候，张亚勤小组的“视频压缩”已经展开，李开复小组的“语音识别”已经有了基本的框架，沈向洋小组的“纹理合成”已经在速度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国际上最好的水平，王坚小组的“新界面”已经能够工作，黄昌宁小组的“中文语料库”里已经有了20亿字；凌小宁小组的工程师们分布在所有这些研究小组当中，做了数不清的事情，惟有张宏江的身边冷冷清清，只有江灏一个人。
张宏江心里着急，他的计划表上已经铺开一大堆研究题目：“搜索引擎”是一个，也就是让你在网络浩瀚的数据当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多元操作环境”是第二个，这意思就是让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不同的工具371－－个人电脑、掌上电脑、电视等等；第三个是让计算机拥有识别人的相貌的功能；还有第四，专门针对“视频”的分段、摘要和查询。总计4大项目、七八个题目。
现代软件所囊括的内容日益庞大，其中又会分成很多部分，既有横向分割，也有纵向分割，一个人通常只能做其中一个部分。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前人失败，后面的人再来做，前赴后继。所有人做成的东西集合在一起，也就成为最后的发明或者产品。张宏江小组的研究计划，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每个题目本身可以独立，研究者有了成果，也就有了论文、有了专利。所有人的成果连接起来，全都不离多媒体数据搜索的大方向。
不过，对于张宏江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人才搜索”。那几个星期，张宏江满脑子就是找人，有如猎鹰搜索兔子。江灏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计算机博士，性格孤僻，不愿意与别人说笑。做事节奏也有些缓慢，这些都不能令张满意。他看中了文继荣，又觉得陈向荣解决问题的时候有创造性。还有陈劲林，也是他需要的那种人。
还有晏洁，也许在他的小组比在别人的小组更合适，但还需要下功夫。这几个人虽然都和研究院签了合同，但372都是还没有毕业的博士生，其中一个在中科院计算所，两个在清华大学，还有一个在哈工大，要等到几个月以后才能来上班。幸而夏季来临，学校放长假。张可以请这些人来研究院“打工”。
学生的“假期打工”，在微软乃是一个成例。公司内部有一个专门词汇来描述这种情形，叫做“part…time”，意思是“部分时间”，也即我们国家到处存在的“兼职”。
微软公司本身需要这些人来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定这些学生中有他们最需要的人才。北京的研究院因袭这一制度，在这个夏天请来的“兼职学生”多达30人，占据了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一半空间。学生们有机会进入这样一个环境，与一些世界著名的人物比肩而处，又能按小时取得酬金（每小时本科生15元，研究生20元，博士生25元），自然乐意。当然，如果他们的工作真能取得成果，那就全都归研究院所有。
这样一来，这个夏天张宏江的手下有了一大堆学生。
有陈向荣、文继荣和陈劲林，还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清华的、一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中科院自动化所的、一个中国科大的。总共9个，373全是博士生。张宏江小组最初的研究，几乎全是由这些短期兼职的学生做成的。张只需把他想做的事情分割开，一个大方向分成三个层次，再把三个层次又分成7个题目，每个题目交给一个或者两个人来做，他自己则时刻关注研究进展，将成果逐步收拢。9个人就这样分开了。
江灏做基于“音频”的语音；陈劲林做“变换内容传输”；伊利诺伊的学生做“视频处理”；自动化所的学生做基于形状的数据检索；北大的学生做场景分类；清华和卡内基梅隆的两个学生做“人脸的识别和检测”；还有一个学生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看体育节目的时候，挑选最有价值的部分。
我们此前已多次批评我们国家的教育方式阻滞人的激情和创造性，现在又不得不赞叹其光彩夺目的一面。
比起美国学生来，中国的学生既聪明又听话，张宏江一分配，大家就那么痛痛快快地响应起来，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算心里别扭，嘴上也不会抱怨。这情形连李开复也不免惊异。张宏江告诉大家，这些题目，几乎全都属于多媒体数据搜索的内容。专家所谓“搜索”，不仅仅是让你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中把你需要的东西找374到，而且还要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它，分析它，识别它。7月和8月，学生们干得如火如荼，多有进展。场景分类，形成动态，还实现了三维空间；人脸不仅能够在正面识别，而且也找出了侧面检测的方法。还有一些问题：怎么让机器知道，你扫瞄的图像是正的，而不是侧的或者倒的？怎么让机器知道，你照相的时候焦距没有调好，以致照片模糊？这问题全都由陈向荣解决了。陈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当初到研究院来申请工作的时候，学校对他评价不很高，但张宏江并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他要自己来判断。在一番面试之后，张说：“我看这个人相当不错。”就坚持要他来。对于陈向荣这个人的评判，导师虽然长期相处而张不过凭借短暂的感觉，现在看来，后者的评价更加接近事实。当然研究院并非一概“以成败论英雄”。李开复早就说过“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现在张也说：“有的题目，我知道可能要失败的，但失败的不一定不好，不一定不能出文章。”结果，有一个学生的工作真的完全失败。他把张想到的方法和他本人想到的方法全都试验了一边，一共7种，先是分别试验，后来又采取不同的组合再试验，全都失败。事实证明，张不是那个好龙的“叶公”。因为他从心底对那个“失败者”给375了很高的评价：“他证明了所有这些方法行不通，这就是收获。”当年秋天从加拿大来了一个访问研究员，名叫杨强。张宏江请他继续做这个题目。他就避免了这7种错误的方法，另觅他途，取得的结果令人满意。张说：“后面的成功中，有前面失败者的功劳。”在以一个科研经理的立场说话时，张宏江锋芒内敛，娓娓动听，善于为他小组里的每一个人出谋划策，争取利益，也为每一个人的贡献辩护。他说：“我们在强调团队精神的时候有一个游戏规则，那就是每个人的责任非常清晰。”有一次他在哈工大演讲，结束之前依照惯例请大家提问，有个学生很刁钻地问道：为什么微软的软件有那么多“臭虫”？计算机行业所说的软件“臭虫”，轻则会让软件失灵，重则令电脑“死机”。所以这个学生的问题，其实是对微软的尖锐批评。张反问：“我们中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航空母舰？”接着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我们常常有能力造出某一个部分，但却无法解决一个庞大系统的问题。”话到此处，他有点收拢不住，一会儿批评中国自己的软件人员孤军奋战，不懂得合作，所以根本不可能写出有水平的软件来；一会儿又批评中国376几十年来号召“集体主义”，其实是在“大锅饭”里一块掺合，把个人创造性全都淹没。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其实包含着他的很深的体会。他说：“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日益疏远。每个人都不认为与别人协调是他自己的事情。
这是软件研究的大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来正面回答学生的质问：”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操作系统有多少行程序，有多少板块，有多少结构。当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没有一定的能力就不能协调它。微软的软件就好像是一个软件业的‘航空母舰’。把无数人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衔接的问题。“所以，他的所谓”个人责任“，就包含了团队的内容。他说：”从个人的责任来说，我完成自己的研究就是完成责任了。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但这不能保证不出‘臭虫’，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和别人的工作协调在一起，在系统中实现，才能看出价值，才是最大的成功。“这是在替微软辩护，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样的话从张宏江嘴里说出，就更多了一分可信。因为此人是微软里面很少有的、能够公开自我批评的人。比如他曾经对微软一些人的自高自大和傲慢态度给以严厉抨377击。他说他在微软的一次大会上看到，主持者将另外一家公司的软件拿来当作”靶子“，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这令他非常不舒服。他还说微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妥协，所以才会惹上一身官司。这样的批评，在过去几年中撒满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但出自微软员工口中，却是罕有的事。
美国式的“主人翁”：忠诚是双向的微软员工通常会对自己的公司发出由衷的赞叹，极少说出对公司不满意的话来。这和我们国家有些不同。
在我们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人不对自己单位牢骚满腹，不是抱怨如何对不起自己，就是痛诉如何厚待了别人。
1999年春天，陈宏刚在上海的一个人才招聘会上碰到的一件事情，就让他感叹不已。
那一天，一位女士看见他的微软招牌，过来问话：“你是微软的？”
“是。”
“你觉得微软好吗？”
“好。”
378“你觉得你的老板好吗？”
“好。”
女士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说：“我觉得微软最厉害的东西不是产品，而是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对老板的信心。”“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陈宏刚后来说。作为高校关系及营运部经理，陈在微软中国研究院主持招聘的事情，曾与无数应聘者交谈，现在回想起来，便感到那女子的沉默意味深长。微软的人没有谁说自己的公司不好，他觉得这很正常，可他很奇怪：“在中国，为什么大家都骂自己的单位呢？”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凌小宁的那次演讲。
他在那天讲述的微软文化，实际上也是一个“忠诚”的问题。演讲地点在希格玛大厦的“指南厅”，还故意安排在一个午餐时间，也许是要让紧凑的工作节奏不至于因此减慢。事先有人打电话给中关村的肯德基快餐店，请人家送了两大箱子汉堡包来。一大群中国青年，随随便便，见缝就坐，吃着汉堡，喝着可口可乐，听他讲述美国人所理解的“忠诚”。
379他为这次很不正式的演讲做了精心的准备，还刻意找出一个英文单词来吸引大家的注意：OWNERSHIP他按动计算机的键盘，大幅屏幕上显示出这行大写字母。他问：“谁能告诉我，这个词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下面纷纷应对，提出许多中文词汇，最终一致认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