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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得到的股票期权可达数万甚至数百万股。
在通常情形中，从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一个月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员工“认股权”的价格。
每工作一年，“认股权”即获得一定数量的增加，也可以像股市上的投资者一样，享有“配股”的权益。员工只599需记住你的股权数额以及股权价格，而不必花任何钱来购买，一年之后，可以卖掉“认股权”当中的一部分，以后逐年卖出，在公司工作满四年半的时候，即可全部卖掉首批“股权”。原定“认股”价格与当时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员工的收益。如果股票升值，每年都可以通过出售股票来获得现金。如果股票贬值甚至低于你认股时的价格，员工也可以不要。当然员工如果并不急需用钱并且对公司有足够信心，也可以把股票一直攥在手里不卖，但不能超过7年。另外，每个人还可以用工资10％的部分，以市场价格85％的折扣购买微软股票，另外15％由公司出资补偿。
公司每年都会给员工分送新的“认股权”。同“老权”
一样，“新权”也必须到一定期限方能认购。所以，员工无论在什么时候离开公司，手中都会有或多或少尚未到期的“认股权”就此作废。这样看来，一个微软职工，无论什么时候离职他去或者退休，都会造成直接损失。
所以“认股权”又有“金手铐”之称。
本世纪最后20年中，“认股权”可以算作美国公司600制度一项划时代的改革，其意义决不次于1914年亨利．福特所实行的“日薪5美元”。很难说这是谁的发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微软是实行这一制度的最成功的范例。其成功的要点，一个是公司给予员工的“认股权”数额较多，一个是公司股票在过去10年中的成长幅度，最高时可达33倍。
90年代初期的两三年，微软股票每股价格浮动在4元左右。而在1999年，微软股票每股在100元上下浮动。
在1993年以后的7年间，微软至少有过4次“配股”。
有了这些基本情况，我们就可以大致估算，一个在1993年进入微软的员工，可能有的股票收益。
假如一个员工初入微软时的“认股权”为平均数量：1000股。这个员工在以后这些年始终没有出卖股票，那么他现在手里的股票，经过“配股”之后则应为：1000×2×2×2×2=16；000股假如这个员工在1999年的某一时间想要出卖全部股票，那么他可以用每股4元的价格，到股市上购买16000股，而以大约100美元的市场价卖出，其中96元差价，为本人所有。这样，其首批“认股权”的总收益大约为：60196×16；000=1；536；000美元这种计算与实际的情形必定相差很远，但我们已能从中估量一种趋势：“认股权”给微软员工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薪金。由此可以大致想像，“认股权”对于职工的吸引力之大，远非一般待遇可比。
“认股权”的本质，与凌小宁反覆提到的“Ownership”
概念有关。它让每一个员工分享公司成功带来的利润，以一种确凿无疑的利益来激励员工尽心尽力，同时又能约束优秀员工的离心倾向。它在无形当中构成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联系：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做好，公司才能好；公司好了，股票才能涨；股票涨了，每一个人都得利。
这个逻辑既简单又清晰，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比尔很聪明，”微软的一位经理这样说，“正是因为他愿意和几万人共享公司利润，他才能成为‘世界首富’。”只要举出《微软通讯》上刊登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知道，让35000人都来关心公司，会产生怎样的力量：一个员工给公司老板发出一个电子邮件，批评洗手间里的卫生纸还没有用完就被取走，是一种严重浪费。有关经理赶忙出来解释说，他不能让洗手间在任何时候出现没有卫生纸的情602形，所以只好不管纸架上有无，一律定时更换。
“认股权”制度的基本逻辑，是相信人的行为乃由物质利益所驱动。员工对公司的忠诚，也是源于公司能够满足员工对于物质利益的期待。正如李劲所说：“收入永远都是人们选择工作的一个理由。”但在研究院中，如此直截了当地用利益动机来解释自己行为的人，并不多。
大多数人是期望在“利”与“义”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不过，这种平衡会随着本人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比如凌小宁现在对于钱的看法，就同过去大不一样：“当你没有钱的时候，钱的份量会很重，钱越多，就越不值钱。”他说：“对我来说，钱已经够了。所以时间是最宝贵的。对从国内招聘来的人来说，钱可能还很重要。”不过，他又说：“美国人非常看重自己能不能愉快。再多的钱，如果不开心，也不干。那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也能挣到钱。可能少一些，但很开心，他宁愿这样。”如果美国人真的是这样，那么李开复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在各种场合无数次谈起微软的科研环境，以及身边这些优秀的人，说他从中得到无穷乐趣。只有一次，他与一位记者谈到了收入问题：603如果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工作不好，但物质很好；一个是工作非常好，物质方面勉强可以，那么我会接受后一个。但如果这个工作的物质非常差，差得我的家人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我会先接受前者，等到把钱赚够了，然后再做我喜欢的工作。我还是觉得不能因为个人的爱好让家人长期过一些不能接受的生活。我希望中国员工的工资会更快地增长。
当然，“认股权”的力量，须有一个前提方能凝聚而成。那就是，股票市值不断成长。倘若股票不能如所期待地增值，甚至还要贬值，那么“认股权”就等于废纸一张。那些在1999年春天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依据规则，已经可以在2000年春天出售自己首批“认股权”的一部分。大家在一种期待当中度过一年之后，却发现微软股票的价格与一年前相比，不仅没有增长，而且下降，自己虽无直接损失，但不能从“认股权”中获得好处，本身已是损失。这情形有些像张宏江在半年前说的，“微软的股票不涨，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了。”他那时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如今，“潜在的问题”
已经浮到水面上来了。
604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斯蒂夫的补偿政策。对于微软35000名员工来说，这一政策中所包含的意味，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假设1999去年公司平均每一个员工拿到1000股股票认购权，按照斯蒂夫的政策，在2000年4月24日，以大约66元的价格分给员工大致同样数量的股票。股票今后如果涨上去，利益是员工的，跌了，亏损则是公司的。照此看来，微软需要出资：66×1000×35000=2；310；000；000美元有了这样的估计，我们就可以理解斯蒂夫．鲍尔默所说“不希望我们的员工对他们未来的报酬有疑虑”这句话的含义：用数字来衡量，那就是，一夜之间把公司第一季度的全部利润（23亿美元）掏出来，就是为了稳定人心；用逻辑来衡量，那就正好应了微软的“以人为本”
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钱。只要李开复张亚勤这样的人还在，钱就会失而复得，而失去了人，微软才是真的完蛋了。
难怪李开复和张亚勤全都感慨不已！
605自由软件与自由创新“稳定”这个概念，在微软的词典里是没有的。有“危机”，有如李开复所说：“微软永远有危机感。”也有“竞争”，就像里克．雷斯特说的：“微软的竞争者，就是我们自己。”走进希格玛大厦的那些稍有阅历的人，对于微软的第一个感觉，通常都是，这公司正在心急火燎地“转型”呢。王坚说：“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建立在‘危机意识’基础上的。”陈宏刚每次回到雷德蒙总部都能发现，大家谈论成绩一语带过，谈论危机聚精会神。“我们从不否认自己有缺点，”陈这样说，“我们都明白自己随时可能被别人取代。”比尔．盖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更早，也更加直截了当。1999年初，他在接受英国BBC电视台的记者专访时承认，“有人可能正在致力于带来某种具有石破天惊意味的创新”，就好像他自己在70年代对电脑行业做的那样。他对记者说：“所有企业最终都会被取代。”还表示，他“能够正视一个没有微软的未来”。
在另外一个场合，比尔．盖茨重复了他的“微软总有一天会被取代”的说法。但他又说，他的任务就是推迟这个日子，而他的辞去首席执行官，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606希格玛大厦里面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似乎也都是为了“推迟这个日子”。“时间可以证明我们是对的。”张亚勤说。
2000年1月的最后一天，也即微软中国研究院“龙苑会议”所规定的“一月目标”截止期，一支来自中国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进雷德蒙，包括李开复和张亚勤，其他小组的经理张宏江、沈向洋、黄昌宁、王坚、凌小宁，还有好几位研究员和工程师。上午10点钟，这些人来到总部112号楼的会议室，向微软的产品部门报告他们15个月来的进展。
在微软总部编制的会议文件上，这个报告会被称作“微软中国研究院多媒体研究成果检阅”。就事情本身来看，是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克瑞克．曼迪将这些中国人从太平洋那边引过来的。两个星期以前，他来到北京，在希格玛大厦转了好几圈，李开复请他指点，他说他“非常满意”。
李开复问：“你看哪个项目最好？”
他说：“每个都很好。”
607李开复又问：“有没有哪个项目不很出色，或者是方向不对头？”他想一想说：“没有。”
克瑞克．曼迪带着一种既惊且喜的心情回到美国，立即发电子邮件，对属下各个部门的经理说：“你们都应该到北京去看看。”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李开复接到更多的电子邮件，微软总部的产品部门纷纷提出到北京来看一看的要求。
李开复掰着手指一算：自己手下6个经理，那边可能有20个部门要来，这样，就要开120个会议啦。倒不如索性把自己的经理集合起来，到雷德蒙去开一个会，不论谁有兴趣都可以来听。
这一天，报告会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午后1点30分，连午餐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相继站到前台，摆出证据说明微软在中国的政策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次带来的13项成果也可以证明，研究院的基础研究已在多方面取得进展。在过去的6个月中，研究院已经发布49项发明，估计每年可以获得50…60项专利，其中有一些马上就能用在产品中，有一些608要在两年以后才能用，还有一些则是5年以后的主流。
但是，最重要的东西还不是已有的成果，而是将要有的成果：多媒体研究已经在三个方向全面展开。
李开复的阐述充满专业术语，让微软公司产品部门的几十位行家听得两眼放光。但李开复接着告诉那些美国人，在北京的工作刚刚开始，机构初创，只有大约60个研究人员和几十个实习者。他还说，他的19个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中，有“11个来自美国，8个来自中国”，另有26个副研究员和10个工程师和来自中国的2000多个申请者。他一边说一边驱动电脑，巨大的屏幕上呈现出一行字：“来自13亿中国人中的100个最聪明的学生。”
他们组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智慧塔”。
演说当场引起震动，其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前述那组“考评数据”。公司里那些关注中国的人了解到这些，不免惊讶万分，他们没有想到，太平洋那一边的形势变化得如此之快。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说，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很好的东西”，其中有一些“不仅仅是技术成果，而且是理论上的突破”。但是，还有更加让他兴奋的东西呢。他是当初力主尽快建立中国研究院的人之一。
609以其华人的背景，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工作，困难是明显的：一个是语言和距离，怎样与美国总部沟通和合作；第二个难题是，微软能在中国找到一个很扎实的班底吗？一年以后，再来回顾这些问题，凌大任说：“我们非常兴奋，我们发现我们找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希望他们继续把他们的效益发挥在中国。”另一个兴奋不已的人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他的工作非常优秀，非常出类拔萃！”他这样谈论李开复，“凭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知道这非常困难。”他甚至认为，李开复在一年里面做的工作，在别的地方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话当场就引起一位中国记者的怀疑，他问里克．雷斯特：“真的是这样吗？”“让我再把我的话说得精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