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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但却只会把它做成鞭炮用于庆典或者祭奠。
外国人把火药引进他们的国家－－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引进”，但却把它做成枪炮打进我们的国家。悠悠岁月中种种惨痛的故事，难道仅仅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这样的教训么？为什么我们中间种种杰出的智慧，竟不能造就杰出的历史？而种种蒙昧愚蠢的行为却能够发扬光大？
“当我们说‘让我们去火药库讨论吧’的时候，那该多棒！”徐迎庆立即响应李开复的想法。他在给全体同仁的电子邮件中，还特地用中文提出了新的建议：“试想一下这几个名字吧：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在新近加入微软的副研究员中，徐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此人身材不高，大脑发达，既聪明又勤奋，总是冒出形形色色奇特的念头，从来不肯循规蹈矩。比如他会坐在湖边一连几个小时观察水波的荡漾，又会拿起床单，在微风轻拂之中数百次地来回摆动，藉以体会它那飘飘欲飞的感觉，然后就想像着怎样把这些感觉描绘到电脑屏幕上。诸如此类的念头，在过去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创造性的成就，有时候反而会带来麻烦；但这却是微软对自己员工的最重要的要求，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就好像是“鱼归大海”。李开复说，徐迎庆的这种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性格非常“美国味”。奇怪的是，徐在来到微软之前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他本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层出不尽的念头和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他在50年代“大跃进”的年代中出生，在“动乱的十年”中长大。“文革”结束后，他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受益者，从数学学士一直读到计算机博士，其间还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工作多年。这样一个人，对于中国传统中种种利弊无疑有着更深的感受，所以才会想到把自己祖先的“四大发明”拿来作一个外国公司会议室的名称。
然则根据研究院的档案记载，徐迎庆并不是第一个对李开复的“征名活动”做出响应的人。至少郑薇就在徐迎庆之前发出了一个建议。郑薇是当时研究院里惟一的行政助理。这个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女孩子，似乎格外崇尚古代中国的文化哲人，所以建议使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这样一些人的名字，并且在相应的会议室里面挂上这些人的画像。这一想法一度得到徐迎庆的赞同，所以他后来又在自己的邮件中补充说：“忘掉'火药库'吧！”张高满脑子装的都是外国人。“我想到了一些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的名字。”这个刚刚毕业于中科院软件所的计算机博士写道：阿伦．图灵－－“图灵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阿伦．伯利斯－－第一个获得“图灵奖”的人。
约翰．卡斯和马温．明斯克－－两个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
道格拉斯．英格伯特－－鼠标的发明者，1997年“图灵奖”获得者。
吉姆．格雷－－1998年“图灵奖”获得者。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研究院中电子邮件频繁往来。
后人如果有机会阅读这些邮件，必会惊讶这些人对这样一件简单的事竟会倾注如此热情，当然还有严肃、幽默，以及一两句插科打诨。徐彦君想起了“雅典娜”。他说，研究院的女性们做出极大贡献，故此以“智慧女神”的名义向她们表示敬意。在向身边的女性同仁大献殷勤之后，徐忽然严肃起来，他说他想起了电影《罗马假日》中主人公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罗马。”所以建议用“罗马”作为另外一个会议室的名称。他的用意既含蓄又明显：“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象征我们在此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李江是到2月3日才发现有这样一场讨论的。大家已经如火如荼地争辩了一天，而他一无所知。原因是他的名字居然忘记登录在陈蕾的“电子邮件名录”上。“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博士一边抱怨一边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应当把“司南车”变成“指南厅”。
“我喜欢你们的想法。”李开复也加入了讨论。他说他也喜欢徐迎庆的“四大发明”，但他想起中国人在数学领域里发明了“零”的概念。“这等于是半个计算机啊！”
他在给所有研究员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里这样喊道，“我们应该把一个会议室叫做‘ZeroRoom’。”接着又插科打诨地说：“但是中文怎么说呢？零堂？那会在口头上念成‘灵堂’的。”这个美国人的中文造诣其实能够胜过很多中国人，他能够顺口说出“象牙塔”、“无为而治”、“赴汤蹈火”
一类的中国话，还知道用《半夜鸡叫》里面的“周扒皮”来比喻那种刻薄的人。但现在，他也有了黔驴技穷的感觉。这一大群熟悉英语也熟悉中文的青年人，开始在中文和英文中间寻找合适的过渡。当陈通贤和孙宏辉找到下面两个词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事情终于有了眉目：）ZeroRoom*：灵感屋；AbacusRoom：算盘室。
“哇－－呜！看看这些想法和争论，多么精彩！”李开复在电子邮件中禁不住欢呼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拥有所有充满活力的思想。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有趣的讨论吧，这将指导我们去思考我们未来的研究。”2月3日下午，到了陈蕾规定的时间，事情有了结果。
会议室的名称确定如下：指南厅－－研究院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大致可容50人。
火药库－－面积仅次于“指南厅”，一门古代火炮的模型放置在这里。
造纸坊－－面积较小。只有一个圆桌和几把靠背椅。
灵（零）感屋－－其中一面墙全被书写白板覆盖。
印刷厂－－最引人注目的装饰物是一块活字排版盘和一大堆散乱的铅字。
算盘室－－李开复使用的会议室。
李开复想到了最初的承诺。在给陈蕾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中，他写道：“我想，奖励应该给徐迎庆，因为是他最先提出了四大发明的想法。”“你是对的，老板！”陈蕾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给大家写出一句中国特色的口号：“咳！全体同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们大家向迎庆同志学习！向迎庆同志致敬！”这几行字从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时候，徐迎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摸了摸自己蓬乱的头发，手指在键盘上弹出：“这事好像被夸张了！”
如果除去这件事当中幽默和说笑的成分，李开复就不会认为有任何夸张。6个月前，李开复接受比尔．盖茨的邀请，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主持者的时候，5个月前，他变卖在美国的家产，携妻牵女来到中国上任的时候，只不过是孤身一人。徐迎庆还在中科院计算所当他的副总工程师，张高是软件所的一个尚未毕业的博士生，陈通贤在一个公司里谋职，刘文印在清华大学当教师，李江在浙江大学当教师，日后围绕在他左右的那些人，全都没有踪影。那时候，李开复的情景真是有点凄凉。才过了几个月，就有这么多优秀的人相聚一室，议论风生。
刚刚出版的《微软研究院通讯》中，也可以辟出栏目《我们的大家庭》，并且喜气洋洋地宣布“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了。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事，李开复希望在这个“大家庭”
里营造“智慧至上”的气氛。作为一院之长，他当然可以使用他的权力来处理诸如会议室名称这样的事，那会更加简单，依据惯例，也无不妥。但他早就说过，他来到中国是“期望和一些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他也说过，他是在“追随智慧”。他懂得那些最优秀的人尽管性格各异，但几乎全都具有藐视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并不总是有道理，但这就是他们。看到有权势者门庭若市，从早到晚乱哄哄地围着一帮人，他们会说缺乏智慧的权力永远不会造就进步的力量。看到思想者冷清孤寂，门可罗雀，他们会有惺惺相惜的感叹。他们会说，点子最值钱，而架子最不值钱；智力最值钱，而权力最不值钱。
李开复明白，在他身边聚集着的，正是这样一些人，他需要他们。他们和他一样，是冲着他的智慧而来，而非追随“权力”。在这场关于会议室名称的讨论中，每一个人代表的都是智慧、热情和想像力，他们能够赋予冷漠的电脑以炽热的感情，用自己的头脑判断这个世界的好与坏。
世人皆知微软公司一向信奉“脑力胜过体力”，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信念看作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个世界生产“权力”的速度还是超过了生产“智慧”，不免形成深厚而又广大的权力海洋。我们虽然还不能断言权力与智慧是成反比－－权力越多越无限，智慧越少越有限，但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弘扬智慧的最大障碍是权力。对于那些敢于幻想和善于思考的人，权力带来的损害，远远超过了迷信和愚昧。智慧被压抑、被扭曲、被侮辱的种种记录，乃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即将开始的21世纪，智慧必将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功，更不会甘于昔日的耻辱。它也许会在自己的旗帜写上一个新的信念：“脑力胜过权力。”今天我们回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历史，可以认为，“会议室命名”是李开复激发员工热情与幻想的首次尝试。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后来都说，那是他们经历过的第一次“脑力激荡”。风气即开，必会发扬光大，这就难怪李开复要欢呼“哇－－呜”。现在，他坐在这蔚蓝色的大厦里，想像着未来岁月，难免有些得意，似乎已经知道历史从什么地方来，又将到什么地方去。
摆脱“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1998年7月9日，微软公司正式宣布李开复博士加入微软。李开复在这一天说：“我现在相信微软研究院是实现我的梦想的地方。”但是，微软公司首席软件总工程师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那时不一定会赞赏这样的“梦想”。他曾经说：“让一个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变成一个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不一定是个好主意。”李开复是个优秀的研究人员，这在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时候就已得到证明，有如当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后来的微软公司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所说，“那时候他是一个明星学生，做出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牵涉，现在来看李开复的职业历程。
此人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离开卡内基梅隆大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那时候他踌躇满志，自信天降大任。五姐开敏说他“从小聪明过人”，他对自己的智慧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不过，从那时起直到1998年7月进入微软公司的8年中，每当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投入研究的天地，总是无往不利，而当他把心血用在管理的领域，情形就格外复杂。他的上级和下级都说他是一个好老板，可惜的是，他作为一个“好老板”的才能从未得到回报。事实正像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是一个“失败的历程”。
1990年进入硅谷的苹果公司，是他职业历程的第一个起点。那时候，他在语音识别领域取得的成绩已为世界瞩目，所以不用像其他毕业学生那样为了找工作而发愁。他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苹果公司的一位总监就找上门来，先是给他演示了一段录像：一个装饰讲究的办公室里，一台电脑和一个男人在对话，声音真切，有如一对亲密伙伴。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人是真的，电脑却只是一个关于“未来电脑”的梦想。但李开复深受感动，内心惊叹那位制作录像的幻想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远见的人”。此人名叫阿兰．凯，在李开复之前23年毕业，有人说他是“个人电脑之父”，因为他的论文对整个计算机业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他构思了20世纪个人电脑的模样，又在施乐公司做出世界上第一个图形界面。就在全世界都按照他的构思生产个人电脑和“视窗”操作系统的时候，他却坐在苹果公司里描绘出21世纪的电脑，时在1990年，恰是李开复毕业的日子。
阿兰．凯后来成了李开复的“忘年之交”。那录像则在当场就对李开复发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这段录像反覆演示了30次。这个人和这个“幻想”使李开复相信，苹果公司真的很想把语音识别技术放在产品里。这时候，那位总监开口了，他说，苹果万事俱备，有幻想，也有足够的钱实现幻想，就差一个语音专家。
这以后的事情可想而知，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切手段表明自己的诚意，请来一些深孚众望的人打电话到李开复家里游说，还给他送来鲜花。这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宠若惊。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公司，很有人情味。那时候，微软还不是一个既令人生畏又令人羡慕的公司，员工也远远不是35000个，而是4037个。尽管“视窗2。0”已经诞生，但没有人注意，大家还是在用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