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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但他到大学做演讲的时候经常是空着肚子上台的。此刻他一手提着自己的便携式电脑，随着学生走进楼中。楼内没有暖气，他身着单西服，禁不住有些冷，但大厅里拥挤着的学生让他感到温暖。他的演讲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又在学生重重包围中站了一个小时，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也为学生签名。直到晚上10点，主持者不断要求学生离开，请他去吃饭。但李开复说：“我不要吃饭，我要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的场面，李开复在中国国内各个大学演讲的时候，总会遇到。他每一次都会极其认真地对待。大多数名人在这种时候都很认真，但似乎只有李开复一人，把这种时刻看作是相互交流和理解的机会，所以他才会对学生倾诉自己内心的情感，令在场所有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坦率。
“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界限的科学家。”尚笑莉有一次这样评价李开复，“过去，我们一直在说‘赤子之心’，633可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但是有一次，我在他的身上，突然就看到了，让我特别感动。”那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像在北大的这次一样，也是座无虚席，学生们也是围着他不让离去。学校给他安排了晚饭，李开复也是坚持说，他不要去吃饭，要回答学生的问题。这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回到中国工作，忽然就触动了他的那种情感。他说：我从小就一直牢记父母亲的教诲：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我希望，当我年老体弱时，回首往事，我会很自豪，我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我希望，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想起我，会说，李开复曾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这样，我就会觉得没有虚度这一生。
他的话音平静从容，脸上由于激动容光焕发。学生们中间爆发出掌声。尚笑莉说，她当时感觉他是在朗诵一首诗，接着又在心里喊起来：“哎呀！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她说，“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我能够感觉他心里有这句话。”清华的学生后来讲，他们都是些慵懒、傲气的人，很难为某一个人的话热烈鼓掌，更634难为某一个人的行为而倾倒。可是，那一瞬间的确令他们激动。
然而就在当场，还有一个人更加激动，那是陈宏刚。
这位久经海外生活又回到中国来的人后来说，他不仅相信李开复那句话的真诚，而且在内心立刻产生了巨大共鸣：“我一听到这句话，眼泪就在眼睛里面打转。我在努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他们驱车走出清华园的时候，陈宏刚说着这话，眼圈还是红红的。两个月后，陈同朋友谈到这件事，眼圈不禁又红起来。他说：“这样的情感，没有出国经历的人不能体会。”对于那一瞬间，尚笑莉也念念不忘，她说她当时以为李开复要背诵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其实，李开复从未读过保尔的那段话。他后来说，他当时想到的是父亲：父亲生病时，正在写他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评传》。
他心中最想写的另外一本书《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已经没有能力完成。儿子问父亲，要不要帮助他出版《周恩来评传》。父亲不说话，只是深深地看着儿子……
现在，在经历了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发生的635那么多的事情之后，李开复忽有所悟。他说：“或许，父亲是在告诉我，他要我做的，不是完成《周恩来评传》，而是完成《中国人未来的希望》？或许，他在梦中捡到的那一方白纸－－‘中华之恋’，已经交给了我？”636结束语WillMicrosoftSpiritBlossom－－结束语微软精神能成长起来吗？
2000年6月24日午后，西雅图市华盛顿湖，一艘白色游艇驶出港湾，至湖心，减速缓行，随波荡漾。艇上，微软中国研究院的14个人－－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李劲、郭百宁、李江、刘文印、祁卫、顾烈、朱文武、李世鹏、林斌和凌小宁，开始以一种既精心而又随意、既奢侈而又节俭的方式，举行一个庆祝活动。
在一片惊喜的目光中，李开复拿出为大家准备好的礼物。礼物以三层礼品纸包装，一丝不苟。一层一层剥开，露出一个多米尼加盒子，再打开，赫然是14支雪茄。
每一支都伴随着一根很长的火柴、一片雪松木和一把形状特异的刀具。这是一种特殊的雪茄，美国本土不生产也不进口，极为少见，只有很少的高官富商才有机会享用。眼前这些中国人，大都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现在，大家在李开复的指点下，把雪茄一端插入刀具，切去顶部，以火柴点燃雪松木片，用木片点燃雪茄，然后就在637一片笑声中吞云吐雾……
“很遗憾我不能送给研究院每人一支，”李开复对大家说，“这种东西太不容易搞到啦。”
以此种特制雪茄相赠，是李开复独有的庆祝成功的方式。1999年10月研究院第一次向比尔．盖茨汇报之后，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向中文语言处理研究领域三个小组的成员们祝贺。现在，在向比尔．盖茨的第二次汇报完成之后，他以同样的方式向多媒体研究领域的三个小组祝贺。
6月23日，也即比尔．盖茨向公众发布“微软网”
新战略的第二天，这14个人走进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董事厅，向比尔．盖茨报告他们在网络多媒体技术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这是研究院成立20个月来，第二次向比尔．盖茨汇报。计划的议程为一个小时。“我想你们大家都明白，能够从他的时间和注意力上抓到60分钟，是多么困难！”张亚勤事后对研究院的全体员工这样说。
在张亚勤展示研究院的网络多媒体技术成果时，比尔．盖茨满脸关注之情。他不断地提出问题，甚至站起身来，走到台前去询问一些技术细节。面对中国研究院638如此快地建立起的这支世界级多媒体研究队伍，他既惊讶又激动。两天之后，斯蒂夫．鲍尔默再次约见李开复，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中国研究院已有大约12项技术正在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其实，中国研究院的人们所做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呢。他们还发表了90多篇论文，申请了70多项专利（就在这个月，国际计算语言学会2000年年会决定发表研究院语言和语音两个小组的6篇论文，这超过了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内地研究人员在这个年会上发表的全部论文总数）。
由于比尔．盖茨本人的兴趣异常浓厚，研究院的汇报持续了75分钟。当讨论结束的时候，比尔．盖茨已经做出结论：“中国研究院的某些工作与微软的新战略密切相关，并且非常重要。”他还使用了一系列最强烈的词汇来评价在中国的研究院：“太棒了！”
“绝妙的数据！”
“完美无瑕！”
对于李开复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真是快乐的一天。
639他们把庆祝成功的活动持续了9个小时，抽罢雪茄，又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娱乐方式－－“拱猪”。直到晚上10点，大家散去。一部分人直奔机场，搭乘班机飞回中国。
张亚勤回到自己的电脑前，给希格玛大厦发出电子邮件，说：“我想向形象计算组、网络多媒体组、多媒体计算组的所有成员祝贺！我还要特别感谢开复的指导，感谢他对于那个完美境界的无情的追求！”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大厅里已人满为患，所以就把休息厅隔成临时的办公区域。电脑桌和电脑密集地排列在一起，整个夏天，上百个访问学者和大学生坐在这里，完成一些临时性的课题。
看上去，这里人气依然挺旺。不过，我们已有可能在若干员工的进退之中，看到一种分化的趋向。研究院的28位副研究员中，累计有14人被提升，成为微软的正式员工。另有7人辞职他去。在徐彦君数月前辞职去国之后，蔡东风也于2月离开。王宏武去了美国，江灏去了加拿大，王海峰去了香港，邸烁去了美国。刘挺也走了，回到他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去任教。
640差不多同时，研究院向新年度毕业的13位博士和硕士发出聘书。这些人是从大约600名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并且在夏季全部进入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在未来的两年中，他们也将和前述28位副研究员一样，经历一个分化和进退的过程。
4月1日，凌小宁离开北京，回到美国去了。18个月之前，他是首批从美国来到北京的3人中的一个，现在则是第一个回去的人。他的理由很简单，却让李开复无法拒绝：同在美国的家人团聚。回到雷德蒙之后，他仍在为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所以，李开复在欢送会上说：“小宁没有走，还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
那次欢送会上气氛热烈，每个人都带着笑，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分伤感，也让我想起李劲说过的话。他说，从美国回来的人，不会长期在国内工作的。李劲本人的想法是，在国内干3年。李开复和妻子的“协议”是，至少在北京工作5年。李劲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但却深远的忧虑，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按照既定原则，研究院的成果将在5年以后对市场发生重要影响，但是，李劲“忧虑”的事会不会更快地出现641呢？
这种忧虑也许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许多令人乐观的迹象。几个月前，张宏江和陈宏刚把家从美国搬到北京，加入了李开复和沈向洋的行列。现在，从美国搬到中国的家庭有4个了，这给研究院增加了不少安定感。6月1日，林斌来到希格玛大厦。他在广州长大，去国已10年，在1995年成为微软雷德蒙总部的软件工程师，现在回来接替凌小宁留下的位置，这又带来了一种清晰的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的气氛。
微软的文化中，有些东西令人神往，也有些东西令人讨厌－－事实上任何文化都会包含两个方面。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分清是非，而是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在一群中国人当中，微软精神中那些令人神往的东西，能成长起来吗？
尚笑莉说，在科学的领域里，这些人是“没有国界”
的。可是，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世界。无论周围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总会有一些永恒的东西。就在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一件研究院的员工们并不知晓、但却意味深长的事：斯蒂夫．鲍642尔默很急切地与李开复单独约见，他想知道李开复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期望。见面安排在6月的最后一周。
那天中午，在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和一个美国籍的华人之间，有如下一番对话：“我知道你在中国的工作非常出色，你是否想到要回到总部来？”“我还没有做完我在中国想做的事情。我希望干满5年以后，我的成果能有成千上万人使用，也能够看到对公司有一些贡献。”“总部现在特别需要你这样的人。你如果回来的话，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队伍，甚至是一个提升的机会。”“我对在中国的岗位非常满意－－从来没有这样满意过。”“好，那你就干下去。每次回美国的时候，别忘了来看我！”现在我们回到本书开头。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那一天，李开复就说过，他们是“为进步而来”。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的题词“桥架中美”，也高高地悬挂在“火药643库”中。但是，我们中间总是有些人不愿意理解他们的想法，还是会不断提出“两种价值观和两种精神的交锋”
一类的问题；还是把“挑战微软”看作一场民族革命，而不是技术革命。其潜在逻辑，与20世纪通行的那个口号并无不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21世纪的世界潮流，显然已不再是“谁压倒谁”，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正在相互理解、尊重、共处和融合。这问题在1998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庆典上没有人会注意，到了2000年夏天结束的时候，希格玛大厦中必有更多的人已能洞悉。
“大约3年5年之后，可以看出结果。”沈向洋说。
这样看来，微软中国研究院所面临的真正考验，并非过去和现在，而是在5年以后！
然则我们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又可以这样来提出问题：倘若这一群充满智慧和激情的人们竟渐渐陷入失望、彷徨和萎靡，一个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种种努力也归于失败，这样的结局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难道就能说是一种胜利么？
2000年2月初稿于美国雷德蒙6442000年7月改毕于中国上海补记：7月22日凌晨，就在我全部完成本书的事实校核和文字润色的时候，接到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他异乎寻常地要我尽快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紧急情况，必须亲口告诉我。
“我要走了。”一分钟后，他在电话里面对我说。
他是在几个小时之前接到通知的。由于斯蒂夫的鼎力推荐以及比尔．盖茨的支持，他被任命为微软公司副总裁，成为“”集团主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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