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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条）
他方面以创造的精神，以身作则，谓“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
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同上卷十九“著书之难”条）。这是一种个性解
放的颂赞。封建社会埋葬着人类的创造活动，炎武高踞山头在招魂哩！
炎武的“博学于文”，很容易被人认为复古。我们应明白他的治学方法
论不是主张复古。他所谓“非六经之所指。。一切不谈”，究竟是什么意义？
这是十七世纪学者要披古色古香的外衣之历史的必然，即恩格斯说的“要证
明这个理论的真实性，只有从历史本身上去找证据。”（“费尔巴哈与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六八页。）“囚库全书提要”曾推崇其实证精神，但又
错误地贬其复古难行，说：
炎武。。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
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
我们认为炎武自道其说“法古用夏”，和“四库全书提要”的批评“迂
而难行”、“愎而过锐”，颇不能相提并论。实在讲来，“迂而难行”是表
面文章，而“愎而过锐”正是他的方法论。十七八世纪的世界进步学者，他
们的方法论往往否定了自己的世界观。
以下几点炎武的治学方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从这几点，我们也可以看
到他不是主张复古的：
第一，他研究古籍，并不是钻研载道之文，而是论证古制，“疏通其源
流，考正其谬误”。他的弟子潘耒序“日知录”说：
“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扎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
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与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
谬误。至于叹礼教之哀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
尤为深切著明。
潘氏此说甚确。“日知录”之为古制源流论，是炎武在近代的路径上所
首创的范例。
第二，他研究经术思想，在于发现古今思想之异同离合，而否定了“心
传”的道统。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
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亭林文集”
卷四“与人书”四）在这一点上，他颇暗示从孔子还诸春秋，以百家还诸战
国，以秦汉学者还诸秦汉的时代。
第三，他虽然主张“法古用夏”，但重在“引古筹今”，反对信古非今。
她说：
“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
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
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勦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
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日知录”卷十九“文
人求古之病”条）
由此看来，他主张文字最宝贵的是当代活的语言，这和方以智相似，流
露出近代的语言改革的要求。不但语言文字是这佯，其他制度也应是这样，
同条下他还说“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于理无
取，而事复有碍者也。”
炎武又反对改古从己的主观主义方法，主张就古制的实迹以考竟源流。
他说：
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
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
（“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序”）
三代六经。。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
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
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至于近日，。。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
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同上卷四“答
李子德书”）
第四，炎武虽然说遵循“六经之所指”，但对于诸子百家之学，并不认
为异端。他在“日知录”中一再引用“墨子”“尚贤篇”之文，亦引用“老
子”之文。他一再说：“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
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见“日知录”卷十九“立言不为一时”
条，“明夷待访录”附“顾宁人书”语略同。）所以，立言之用，万殊同归，
无所谓异端。他在三百年前首倡诸子研究，说：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
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 （“日
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
她并且明白主张九经与诸子百家并读，说：
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
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炎武博学于文，不但研究到异端，而且研究到“外国风俗”。我们不能
因他讲说六经而忘记了他综览诸子，更不能因他祟尚三代而忘记了他参考各
民族（他的标题是不对的）。他说：
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
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织毛饮海以为衣食，各安
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
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邵氏闻见录”言：国纥风俗朴厚，
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事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
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
虚耗，而其俗变坏。。。“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
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
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
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事，此辽之所以兴也。然则外国
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
立弊也。（“日知录”卷二十九“外国风俗”条）
他列举他所谓的“外国风俗”对于劳动、骑射、社会等次之不甚大异，
事简职专之敏速效力，都是善制。（参看“日知录”卷二十九“西域天文”
条）这种历史观点，除开其标题的错误外，在当时说来，是进步的。
以上所论是炎武方法论的优点，不仅“复古即解放”罢了；他的治学方
法的最重要的地方即逻辑上的归纳法。他没有方法论的专书，但他却有方法
论的示范作品以及修养工夫的自述。今先就其学问修养与博采见闻的研究态
度概述于下： “日知录”卷七“朝闻道夕死可矣”条说：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周，周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篇弗
措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有一日
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学问思辨行为是一个过程，人不停
止地笃实追求学问，积累经验的工夫要直至死而后已。这里所强调
的就含有经验论的因素。
炎武自述他的两部代表著作是这样做成的：
予纂辑此书（“音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
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亭林文集”卷二“书学五书后
序”）
炎武所著“日知录”，。。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
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
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
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
自限。（“初刻日知录自序”）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炎武方法论的内容：
第一、重调查——
炎武不独在书本上搜集证据，并且还注重实地调查，以期能获得一事物
的真实面目。潘耒在“日知录”序上这样说：
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是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
利病，如指诸掌。
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也这样说：
先生。。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
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是最基本的
求学方法。缺乏实地调查的条件，那就要陷于教条主义。
第二、重直接资料——
炎武平生最恨窃书贼，把古人的制成品，加一点减一点便成了创作。所
以他以“日知录”的材料，比诸采山之铜。他说：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
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
人传世之宝，春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
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儿采山之铜也。（“亭林
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这段话不但是清初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可以当作后人的教训，不注意踏
寻道路而在那里凌空统摄的人，应该重视这一段话。
第三、重广求证据——
这点在“日知录”各条中都可以看出求的。潘耒说炎武是：“有一疑义，
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
知录序”）
炎武引陈第的话说：
。。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
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从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音论”
卷中“古诗无叶音”。按陈第语出“毛诗古音考序”）
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序”里也说：
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
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亭
林文集”卷二）
我们为了说明炎武的这一重要方法，可举一范例，以证明他的话是正确
的，“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即从古音证据言古文字义，今节录于
次：
开元十三年敕曰：“。。‘洪节’。。‘无偏无颇’。。颇字
宜改为陂”。盖不知古人之读义为我，而颇之未尝误也。“易象传”：
“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礼记”“表记”：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是义之读为我，
而其见于他书者遽数之不能终也。。。“易”“浙”上九：“鸿渐
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范谔昌改陆为达，朱子谓以韵读之良是；
而不知古人读仪为俄，不与达为韵也。“小过”上六：“弗遇过之，
飞鸟离之”。朱子存其二歌，谓仍当作“弗过遇之”，而不知古读
离为罗，正与过为韵也。“杂卦传”：“晋，书也；明夷，诛也’”。
孙奕改诛为昧；而不知古人读书为注，正与诛为韵也。“楚辞”“天
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嘉？”后人改嘉为喜；而
不知古人读宜为牛何反，正与嘉为韵也。。。诗曰：“泛彼柏舟，
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他”。则古人读仪为俄
之证也。“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
嗟”。则古人读离为罗之证也。。。“诗”曰：“君子偕老，副舞
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则古人读宜为牛何反之证也。。。此文列举之韵读许多字，本证旁
证兼采，而孤证不取。第四、重辨源流、审名实——上面我们已经
说明炎武对于经术思想主张考究古今的异同离合，这种历史方法是
值得注意的。潘耒说：
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
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凡经义史学。。一一疏通其
源流，考正其谬误。。。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日知录序”）他不
仅倡导着明辨历史的流变，而且在“日知录”中存有他自己研究的范例。如
“帝王名号”条（后为王国维所订正）、“郡县”条、“都邑”条（后也为
王氏所订正）、“奴仆”条（后为王氏所发展，但皆据炎武未见的文字）。
今且举他讲周末风俗之流变如下：
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
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
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
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
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
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
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
战国为氏族贵族的没落时代，他所指的流变，颇关重要。除开他的主观
的理想，他论氏族制是合于历史的。例如说：“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
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