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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学精内而遗外，。。吾非非二于，吾
助二子者也。”顾子曰：“内尽即外治。”唐子曰：“然则子何为
作方舆书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险阻战备之形可以坐而得
之，何必讨论数十年而后知居庸雁门之利、崤函洞庭之用哉？”。。
霍韬之书，其言有之曰：“程朱所称周礼，皆未试之言也，程朱讲
学而未及为政。。。”唐子曰：“善矣霍子之言先得我心之所欲言
也。古之圣人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学即其政，政即其学。”。。
徐中允著书，著有明之死忠者。唐子曰：“公得死忠者几何人？”
曰：“千有馀人。”唐子慨然而叹曰：“吾闻之，军中有死土一人，
敌人为之退舍，今国有死士千馀人，而无救于亡，甚矣才之难
也。。。为仁不能胜暴非仁也，为义不能用众非义也，为智不能决
诡非智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同上“有为”）
唐甄认为宋儒的理学，不是明事物之理，而是引导自我的认识于无用之
处。有的宋儒以为后世的一切都不是三代圣人之法，实质上表示了对现实的
一切都放弃把握。故唐甄以为学道无用，如气尽而毙。他说：
天生物，道在物，而不在天。天生人，道在人，而不在天。取
诸一物，道在此物而不在彼物。取诸一人，道在我而不在他人。身
有目，目有明，身有耳，耳有聪，道在明而不在目，道在聪而不在
耳，道在明明而不在明，道在聪聪而不在聪。。。知我之言者，以
为“止”所从为“通”也，“浊”所以为“该”也。。。古之人，
学之九年而知事，学之二十年而知人，学之三十年而知天。知事则
可以治粟，可以行军。知人则可以从政，可以安社稷。知天则德洽
于中土，化行于四彝。迨其后也，非性命不言，非圣功不法，辨异
端过于古，正行过于古。。。问之安社稷之计，则蒙蒙然不能举其
契。问之平天下之道，则泛掇前言以当之。。。君子之学，为天下
乳，不能育人，则生化无辅，帝治以绝，大道以熄，其害甚于异端
之横行。盖异端惑世如身之有病耳，学道无用，如身之气尽而毙焉。
不能究极之，勿言学也。（“潜书”“自明”，并参看“有为”。
按“止”与“通”即具体与抽象，“独”与“该”即特殊与一般，
真理不是抽象的。）
上面讲的“遭”和“物”的关系是唯物主义的命题。唐甄在“潜书”首
篇，即提出了观察问题的近代的思维方法。他以为，因时而变，才能通古晓
今。若儒者只以法古为足，不知道今天，他以为好像“止水”、“凝胶”，
不过是无用拘儒的吹法螺。他说：
圣贤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
真也。。。自宋以来，圣言大兴，乃从事端于昔，树功则无闻焉。。。
（以下反语讽刺）。。宋国日蹙，窜于吴越，其后诸儒继起，以正
心诚意之学匡其君，变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于是往征之。
不戮一士，不伤一卒，不废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趋，金人
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东西拓地数千里，加其先帝之
境十二三焉。。。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
功，则舜不必服有苗，。。仲尼不必兴周，子舆不必王齐，荀况不
必言兵。。。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若今之为学，
将使刚者韦弱，通者圜拘，忠信者胶固，篇厚者痹滞，简直者丝棼，
天实生才，学则败之矣。。。古之人正心诚意则为圣人，后之人正
心诚意则为拘儒。治心之道，曰母利而思义，毋诈而主诚。义则一
义，诚则一诚。诚一也，然有分焉，毋以义与利辨，以义与义辨；
毋以诚与诈辨，以诚与诚辨。。。有用之信心不愚，有用之仁必不
儒，有用之义必不固。。。心，灵物也，不用则常存，小用之则小
成，大用之则大成，变用之则至神。不可使如止水，水止则不清；
不可使如凝胶，胶凝则不并。（同上“辨儒”）
因而他把宋儒的命题倒转过来，以为天地在此时并不弱于古代的天地，
人心在此时也不弱于古代的人心，并不能说古代的天地人心是善的，近代的
天地人心是恶的。他说：
唐子曰：谓古今之气有厚薄，其必古之人皆如长翟，今之人皆
为侏儒，古之马其身倍象，今之马其身不加于犬，而不若是也。从
是论人，不薄于形，而薄于所以为形，必不然矣。。。今之人犹古
之人也，今之学犹古之学也，好学者内省外察，唯恐分秒之不合于
圣人，而卒至于相去之远，如是何哉？曷亦反求诸其心矣！（同上
“居心”）
颜元痛斥道学，把它和时文并称。唐甄也一样，他把道学、气节和文章
之追求者看做三败类（同上“尚治”）。“去名”篇分析此三种求名者说：
名者虚而无实，美而可慕，能凿心而灭其德，犹钻核而绝其种，
心之种绝则德绝，德绝则道绝，道绝则治绝。。。世尚“道学”，
则以道学为名，矫其行义，朴其衣冠，足以步目，鼻以承睫，周旋
中规，折旋中矩，熟诵诸儒之言，略涉百家之语。名既成则升坐以
讲，。。弟子数千人各传师说，天下皆望其出以兴太平，或徵之京
师，即以素所讲论者敷奏于上；。。未有所裨益，即固辞还山，天
下益高其出处焉：此道学之名也。世尚“气节”，则以气节为名，
自清而浊人，自矜而屈入，以触权臣为高，以激君怒为忠，行政非
有大过，必力争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窜于远方，杖
于阙下，磔于都市，天下之士闻之，益高其义：。。此气节之名也。
世尚“文章”，则以文章为名，。。书纸如飞，文辞靡丽，。。文
士无用，其重于天下，不下道学气节二名也。。。君子为政，。。
维破其术，塞其径，绝其根！（“潜书”“去名”）
末了，我们要指出“潜书”在思想体系上的矛盾。我们读“潜书”的“贞
隐”、“思愤”、“悦入”、“敬修”诸篇，觉得有和他的一贯精神相出入
的地方，这是最易令人不解的问题。例如他一方面说：“至于宋则儒大兴而
实大裂，文学为一涂，事功为一涂，有能诵法孔孟之言者，别为一涂，号之
曰道学。”他方面又说：“处世多忧患，。。其身亦大劳矣，其心亦甚苦矣，
学道则不然，无入而不自得，正己而不求于人，虽有忧患，不改其乐，。。
有一事可以无忧，。。学圣人之道是也。”（同上“劝学”）他一方面主张
“裂一”不能见半，他方面又说：“虚中者道所居也，空外者心所安也。”
（同上“思愤”）“定其器而盖之者，敬之谓也。”“静以言乎心之体也，
敬以言乎体之持也。”（同上“敬修”）
这是什么道理呢？在著者看来，这几篇东西是他晚年失意，穷极走入所
谓“悦入”的一种忏悔书。他在这时，壮年政论家的气概已经消磨殆尽，又
值清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捆束住人类知识，没奈何在歧路上忧疑起来了。
我们看他的自白：
唐子之年二十有一矣，欲得志于天下，尝读“汉书”至严光传，
勃然大怒，推几而起，投书于地，骂之曰猾贼！。。当是之时，气
盖天下，上望伊吕，左顾萧张，岂不壮哉！。。二十余年，卒无所
得食，形貌牿委，志气销亡。于是乃慨然而叹。（下为与人论隐，
见同上书“独乐”，并参看“贞隐”。）
他在壮年忧时疾俗，故“衡”论天下，气概一世。到了康熙的文化政策
愈来愈凶，而进步的思想大受限制，他不得不由“衡”而“潜”，更大倡其
悦入自得之道了。他说：
甄晚而志于道，而知即心是道。。。“悦”为入道之门，无异
方也。。。自从悦入，不戚戚而恒荡荡，未尝治忧也，而昔之所忧
不知何以渐解：未尝治恚也，而昔之所恚，不知何以“潜”失。。。
十年以前，尝专力从治躁逸，。。今则渐安。。。予蜀人也，生质
加其山川，峻急不能容而恒多忧恚，细察病根，皆不悦害之。（同
上“悦入”）
梁启超错误地把唐甄的这种悲剧歧路，把他的所谓“悦入”之道，当做
“一生得力的所在”，并赞为“极有理致”。这种说法毫无依据，而且违背
了真实。实则唐甄自己已经说得清楚，这不是青年“少壮之时”，而为“六
十七十之候”了。他说：
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舍欲求道，势必不能，谓少壮
之时不能学道者以是故也。。。血气既衰，五欲与之俱衰，久于富
贵则心厌足，劳于富贵则思休息，且以来日不长，心归于寂，不伤
位失，以身先位亡也，不忧财匮，以身先财散也。。。视若浮云，
而非我有，此六十七十之候也。（“七十”）
六十七十岁的唐甄于是离“衡”而“潜”了！“衡”是民主性的精粹，
“潜”是封建性的糟粕了。批判地论述古人，这里就是一例。
第九章 颜元的思想
第一节 颜元的新世界观
颜元，字浑然，号习齐，生于明崇祯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卒于清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年），河北省博野县人。他是中国十七世纪思
想界中的一支异军。他在当时启蒙的人物中，对于理学的批判，比王、顾、
黄三人更加彻底，毫无保留。列宁曾规定启蒙学者有三个特征，一、即“对
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恨”，
二、即“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三、即“坚持人民群众底利益，。。
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
进这一事业。”（“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八页。）这三个特征也
适合于中国的启蒙学者的理想。王、顾、黄三人在时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学的
异端，但都在形式上还对理学抱有保留的态度。王、顾形式上左祖程朱，黄
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颜元不然，对于宋以来的道学家，一齐推翻，没有
一丝形式上的保留态度。颜元同王、顾、黄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他们的愿
望却具有共同的特点，即“这些愿望表现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表现着整
个社会在现在道路上，即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同上，二
○页。）
有人说颜元攻击程朱特甚，与王守仁有传统渊源。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
的。这看他的“评王学质疑”，便可从知道的。他常把朱陆二人并提，或把
程朱与陆王并提，肆意讽刺，比之为异端之杨墨，说两派都是杀人的人，不
欲辨其高下。他不像王、顾在文字上还尊重程朱，也不像黄宗羲在文字上还
尊重王刘。他直捷了当地说：
阳明近禅处尤多，。。所谓与贼通气者。（“存人编”卷二“第
四唤”）
初求之陵王无所得，继求之程朱无所得。。。反求之孔孟，。。
即与学王陆程朱。。谈静敬著书册者亦相左。（“习齐记余”卷三
“给易州李孝廉介石书”）
今何时哉！普地昏萝，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
翻案乎？。。媳杨墨著孔道。。如昔人者乎？（同上“寄桐乡钱生晓城书”）
有人因为颜元主张功用，以为他似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这更
是恶劣的附会。诚然，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
说，“旧唯物论对于历史的见解——只要它一般地具有这样的见解——在本
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它是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事物，把历史人物分为
正直君子和诡诈小人。”（五六页）然而，古典哲学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没落
哲学是有区别的。颜元讲的“习”，多指实院事物的制造与证验，和实用主
义者唯心地把经验还原成观念的说法，丝毫没有共同之点。颜元讲的事理、
物理，指事物的条理，因此，他的论点是异常素朴的，仅重在科学意义的专
门职业。他的知识论，不是从哲学的理论的或范畴本身研究的，也不是从历
史分析的或流变发展研究的，而仅是导出一个属于科学知识的世界。他所常
举的例证，医生的临床，兵士的战争，交通工人的筑路，水手的掌舵，农夫
的种田，裁缝的成衣，以至音乐家的制乐，法律学者的立法，不是技术便是
艺术。他所托的“六艺”乃是旧瓶装新酒，因为十九世纪以前的学者，形式
重于内容。
颜元提出了一个对于新世界的愿望。因此，他把过去道学家 所看到的空
静世界，最简洁地目为“镜花水月”。
人类为了适合于历史的要求，常会幻想历史。人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
下要创造新东西，然在他们的前面，横梗着旧世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