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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础而创造意识形态，而是依存于基础而改变过去的传统意识。
启蒙学者在追求一般命题的胚胎的时候，既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先辈而寻
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同时也一般地寻到原始素朴的大同理想，或者说，
他们在大同理想的外衣之下而表现自己阶级的要求。启蒙时代还没有暴露资
本主义的历史矛盾，启蒙学者也就只“相信当代的社会发展”，“仅仅限于
向改革前制度底残余作斗争”，他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乐观主义”，他们
在“愿望底内容上是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底利益相适应的”，
他们的纯真的理想和后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样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说谎的
谬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此，“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
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不仅一般地讲到人民，而且甚至一般地讲到民族”（“我
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四八——四九页）。
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用语上也没有特别注意到那一种居民，以王
夫之为例，他既说到“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但也说到“能士者士，其次
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但对于“故家大族”和“强豪猾吏”却攻
击不遗余力。再以黄宗羲为例，他的工商“盖皆本也”的市民术语，也是并
指着资本家与劳动者，但对于“罔民而收其利”的超经济剥削也攻击不遗余
力。
因此，他们的思想不一定是政治的表白，而多数是通过文艺、哲学以至
宗教的形式，间接地具有政治运动的意义。如恩格斯所说，这就是“那明白
地或不明白地、直接地或以思想形式、也许甚至以幻想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
群众和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头脑中而成为自觉的动机的动因”（“费
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五七页）。
上面所讲的是从启蒙学者主观理想所表现出的共同的纯真态度来分析
的，然而这不等于说他们中间客观上就没有代表某些集团的阶级倾向。相反
地，他们是有着派别的。“德国农民战争”就多从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具
体地区别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派别，将在本书各章展开讨论，这里只举一二
例子来比较说明：王夫之虽然在哲学体系上是更进步的，傅山虽然敢在京师
做平民运动，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不要
误会为中小地主）；颜元虽然在方法论上是复古的，但他的思想倾向却接近
于代表城市平民反对派。由此可见，他们的阶级出身虽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但我们分析某一派的思想却主要不能依据阶级出身，而应依据其思想的实
质。
以上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输廓，是不够充分的，但写作的企
图是依据这样的教训：“要批判它（全部思想内容。——引者），要从错误
的但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唯心论形态中、从这个暂时形态
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六三页）。我们就是
要这样来继承前哲的遗产。
第二章 王夫之的思想
第一节 王夫之对于传统学说的发展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一
六一九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一六九二年）。他曾于顺治五年（一
六四八年），举兵于衡山，阻击清军的南下。南明复败后，隐匿转移于湘西
山区，最后归老于衡阳的石船山，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
夫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爱国思想可以在他的遗书里随处看见。
其中有一点是前人不敢说的，即他在“读通鉴论”（卷十三、十四）里已经
接触到对封建社会君臣之义的怀疑，他批评“为天子防其篡夺，天下胥以为
当然，后世因之，亦无异议”。因此，他敢于设想岳飞如果灭金，因而篡宋，
并没有什么大不得了的奇怪。在这些方面，船山的爱国思想已经超出了封建
藩篱，解脱了一般的狭隘观点。有人现在还给王夫之带上一顶浓厚的封建思
想帽子，这是很粗暴的。
夫之和黄宗羲、顾炎武，被称为清初的三大师，但他们所走的学术路线
却不同。黄顾二人比较接近，而夫之则以一位哲学思想家开启了中国近代的
思维活动。他的哲学思想正和列宁批评黑格尔思想的形式性相似，有形式性
的优点，也包含着形式性的劣点。他在湖南瑶洞里著作，而有很大的成就，
我们也不能不佩服他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孤处乡村著书立说，并辉
千秋。夫之思想，昔人专门研究的很少，粱启超只叙述过关于夫之思想的一
些断片，而后来从事研究者，不论罗列其论点或综述其要旨，都不能表达夫
之的学问所在。清末虽争诵夫之的史论，但有的是为了学作策论，以求膺识
时务之选；有的是为了注意民族独立，而追述夫之的辨华夷的思想，以为反
清的号召。因而，夫之的思想在这里是应该作详细的研究的。
夫之正处于一个暴风雨降临的时代，这正如黄宗羲所说是“天崩地解”
的时代。在十六、七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历
史资料证明，当时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
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夫之的“噩梦”、“黄书”和“搔首问”等著作，就
含有丰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他认为封建制度的超经济的剥削，完全是
立于“民之有生理”的反面。他说：
自万历间，沈一贯、顾天埈、汤宾尹一流，结宫禁宦寺，呼党
招摇。士大夫贪昧者十九从之。内有张彝宪、曹化淳辈，为之主持。
诸君子才一运肘，即为所掣，唯一死谢国而已！（“搔首问”）
当时官场贪墨无纪，他说，“其甚者，若李待问（官户部尚书），加派
练饷，每秋粮一石至二三钱，重剥民资，付州县官练乡兵，何尝有一卒之用？
徒充墨吏囊橐，为害愈深。”（同上）
明代官田的制度，是中国封建国有土地制度的最后发展阶段，当时皇族
地主与豪族地主的内讧是十分厉害的。夫之反对豪强地主，同时也反对皇族
地主。他说：
言三代以下之弊政，类曰强豪兼并，赁民以耕而役之，国取什
一，而强豪取十五，为农民之苦。乃不知赋敛无恒，墨吏猾胥，奸
侵无已。夫家之征，并入田亩，村野愚愞之民以有田为祸，以得有
强豪兼并者为苟免逃亡、起死回生之计。惟强豪者乃能与墨吏猾胥
相浮沈，以应无艺之征，则使夺豪右之田，以畀贫愞，且宁死而不
肯受。向令赋有成法，而不任其轻重，孤儿独老，可循式以输官，
则不待夺有余授不足，而人以有田为利，强豪其能横夺之乎？赋役
名数不简，公费驿递不复，夫家无征，一切责之田亩，田不尽归之
强豪不止，而天下之乱且不知所极矣！（“噩梦”）
这段文字所指的，和“明史”“食货志”所说的相合。这种分析中古封
建占有制形式的议论，已经和过去历史家的论断不同了。当时学者反对“折
银”，夫之更说明这是封建的滥费，和人民的廉洁政治的要求是相反的：
光禄寺岁费二十四万，。。至正德移太仓银一百一万有奇为“金
花”（即折银货币课税），以供游幸犒赐之用，凡四倍于岁供，而
国遂虚。嘉靖初，新都总己于遗诏，未能复归太仓，以待新主之善
政，因循一年，遂转为醮坛之费，醮坛罢而御用承之，相沿以至于
匮乏。（同上）
夫之的政治思想，是可以和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廉价教会”的要求以及
十七世纪以后“廉价政府”的要求相比照的，而他之主张“所有”神圣，不
得任意侵犯，则又和洛克的思想相类似。他主张“纾富民”，一方面批判“故
家大族”法纪外的强夺，另一方面指出富民的重要。在“黄书”中有一篇“大
正第六”，极可参证，节录于下：
。。故家大族，盘枕膏腴，湛溺财贿者，以乱阿衡之治，故“盘
庚”之诰曰，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传”曰：国家之败，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可不戒与！。。今夫农夫泞耕，
红女寒织，渔凌曾波，猎犯鸷兽，行旅履霜，酸悲乡土，淘金采珠，
罗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颜皓发，以获赢余者，岂不顾父母，
拊妻子，慰终天之思，邀须臾之乐哉；而刷玄鬓，长指爪，宴安谐
笑于其上者，密布毕纲，巧为射弋，甚或鞭楚斩杀以继其后，乃使
县罄在堂，肌肤剟削，含声陨涕，郁闷宛转于老母弱子之侧，此亦
可寒心而栗体矣！而以是鼓声名，市奏最，渔猎大官，層封门荫，
层。。封垤，以至于无穷，则金死一家，而害气亦迸集焉！夫故家名
族公卿勋旧之子孙，其运数与国家为长短，而贼害怨咨之气偏结凝
滞，则和平消霣，倾否折足，亦甚非灵长之利也。。。天地之奥区，
田蚕所宜，流肥潴聚，江海陆会所凑，河北之滑浚，山东之青济，
晋之平阳，秦之泾阳三原，河南大梁陈睢太康，东傅于颍，江北淮
扬通泰，江南三吴滨海之区，歙休良贾，移于衣冠，福广番舶之居
僦，蜀都监锦，建昌番布，丽江牦毡，金碧所自产，邕管容贵，稻
畜滞积。其他千户之邑，极于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乡焉。
此盖以流金粟，通贫弱之有无，田夫畦叟监、鲑、布褐、伏腊酒浆
所自给也。卒有旱涝，长吏请蠲赈，卒不得报，稍需日月，道殣相
望；而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则晨户叩而夕炊举矣。故大
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今吏极亡赖，然脧刻单贫，卒无厚实，抑
弃而不屑，乃借锄豪右，文致贪婪，则显名厚实之都矣。从故粟货
凝滞，根柢浅薄，腾涌焦涩，贫弱孤寡佣作称贷之涂窒，而流死道
左相望也。汉法，积粟多者得拜爵免罪，比文学、孝、秀，今纵鹰
鸷攫猎之，曾不得比于偷惰苟且之游民，欲国无贫困，以折入于□
□（原缺文），势不得已。故惩墨吏，纾富民，前后国可得而息也。
这段话的文字写得古奥，前面大意在描写豪族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农民受
剥削的一幅对照图；接着说明中国各地物产，有无相通，好像一个国内市场，
有资产的人在这里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要不“金死一家”，即可能成为“富
民”；后面说明封建制度不容这种大贾富民阶级存在，使他们仍回到旧的剥
削者地位，以致农民不得不“流死道左”。他虽然在别的地方曾反对富人阶
级，但他主要反对的是商人服务于封建制度，如“贾人者，暴君污吏所及进
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污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
求。”（“读通鉴论”卷二）结果产生“国民之贫”。他的结论是“惩墨吏，
纾富民”。他的主张是基于“国民之富”的观点，以为“大贾富民，国之司
命”，在于自由参加产业活动，“故家大族”应该变做商人阶级，而“墨吏
猾胥”的超经济剥削，则是反自然的。故他说：“率天，下养百官而不足，
纵百官食天下而有余，此何异饥鹰以攫雉兔乎！”（“黄书”“大正第六”）
他同情人民，主张厚民生，兴利源，而反对操“细民”之生命。他说：
今一邑之小，补生徒者养于民，成岁贡者养于民，偕乡计者养
于民，登进士者养于民，授职官者养于民，。。以操细民之生命，
其不一旦得当，裂冠冕而泄其不堪者寡矣。（“黄书”“慎选第四”）
他认为“贤廉得意，亦移风振俗之一道”（“黄书”“大正第大”），
这就是个人自觉的人文主义思想。他曾实践此旨，戒子孙十四条中有“勿作
吏胥”之戒，并云“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这是
对于封建社会桎梏个性的一种控诉。但他和十七世纪学者们同样，大都在意
识上有了觉醒，而季自成张献忠的革命活动，仅对于他们起了惊惧的作用。
在夫之的时代，农民大暴动曾遍及全国，作为中等阶级反对派的夫之，
看到了封建制的解体现象。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他也发出一些“大贾
富民”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憧憬。因为当时中国不但在沿海的经济已有变动，
而土地国有制也将为“更名田”的私有制所代替。同时，王朝由明而清，全
国为落后民族所统治，而外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及其文明也已经冲入中古不动
的中国。万历年间，即传入了和天主教相依附的天文历算诸学，更惊醒了学
者们梦里摸索的寗静生活。在近代史上，科学知识是和泛神论的出现相关联
的。夫之的泛神论易学以及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