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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
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
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
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
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
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
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章
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这一段话，透彻地说明了“六经皆器”，反驳了“载道”的说法。这里
的话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一）“道不离器”的命题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唯
物观点；（二）历史的典章文物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表现，没有什么“离
器言道”的形而上的孤立的东西；（三）封建正统派的胡说，不但是“离形
存影”的唯心论，而且是故意曲解社会规律（道）的说教。
学诚的古代文化史论，大都依据“天下篇”的道理。“天下篇”说道之
“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学诚从而发挥古者无私门著述
之学，说：
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
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
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同上
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原道第一”）
中国文明社会是从殷周之际奠定的。在西周，因为是氏族维新制度，没
有国民阶级出现，故政教或官师是合一的，学问都是由官府掌握的。学诚强
调此制，除开其理想的成分不在此处批判外，所谓“古无私门之著述”（同
上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下），“宪存乎官守”（同上“易教”
中），大体上是合于历史的。
在春秋时代，使“天下篇”所说，中国文化的保存者与研究者是邹鲁的
W 绅先生，他们专门以六艺为职业。此后分化为战国诸子之学。以六艺为职
业的人之出现，可以说是古代思想家与事业家的分野。孔墨二家所以皆出于
W 绅儒者，而批判地发展了儒学，正由于有一个六艺的过渡时代（春秋）。
学诚说：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
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开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
错出，而裂于道（此句即“天下篇”之“道为天下裂”，裂指思想
家的分工，故可以“专”，这是由于国民阶级出现，贤者出现的缘
故），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同上卷一“文史通
义”内篇一“诗教上”）
又说：
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
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
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
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
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
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
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
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章氏
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
所谓诸子源出于六艺，依我们的研究，这是一种批判的发展，如孔子从
人类的道德情操方面对于六艺的批判发展，墨子从人类的知识方面对于礼乐
的否定。学诚的六艺足以尽道体之说和诸子得其一端之说，依然拘泥于传统
思想，但他说九流与六艺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诸
子和六艺并立起来处理，其思想方法是和正统派的偏见对立的，尽管他关于
诸子起源的说明还有附会的地方。
在诸子与六艺的关系中，学诚更注意诸子与“诗”的源流。诗在西周春
秋之交，有所谓变风变雅者出现，咒骂上帝，批评君子（氏族贵族）。我们
认为这是西周社会阶级矛盾的表现，一部分诗句正代表了“国人”（自由民）
的呼声，这是“不治而议论”的诸子自由批判思想的前趋者。学诚则说：
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
世也。。。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
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比兴之旨，讽谕之义，。。纵横者流，推
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人情，微婉而善讽也。（同上）
上面这段议论，说明诗教为诸子“取富贵”和善讽刺的先驱，可称创见。
他更由“诗”教的人民性，说明诸子是继承“风”“雅”而发展的。他说：
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托于声音而不著于
文字。故秦人焚“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
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
异，而理势亦殊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事门治术，皆
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
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
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于诗，而为乐之变也）。。。后世之文体，
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同上“诗教下”）
学诚的文史学主张“辨章学术、考竟源流”。他在“言情达志，敷陈讽
谕”（同上）八字上看出韵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颇能指出诸子源流的一部
分消息。他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研究诸子的最有成绩者，为清初传山学术传统
的优秀继承者。
学诚在他的书中引证孟荀墨庄法名诸家的言论甚多，认为他们都是和六
经一样地公言其理而非私意，这就不但打破了中古以来异端和正宗的区别，
而且打破了孟子继承孔子的谬说。他说：
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
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于“诗”“书”，或疏或密，
途径不同，而同归于道也。。。徇于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
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同上卷二“文史通义”
内篇二“博约下”）
除开他的所谓“圣门”的束缚以外，在这里他是坚持着客观的分析态度
的，而与从来道统之论是相反的。故他积极地主张，“学必求其心得，业必
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
变通久。”（同上）这样，他在客观上便给了“道”学家们以严厉的教训。
学诚既然以为战国诸子是在学术自由的“道公”而“学私”之下多方面
发展的，那么，他的理论就在客观上反对了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之下的学术定
于一尊。他说：
道同而术异者，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书，列子有“杨
朱”之篇，墨者述晏婴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术同而
趣异者，子张难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说，张仪破苏秦之纵，宗
旨不殊，而所主互异者也。（“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
四“说林”）
他这样地说明了战国诸子在古代的共和制度之下，由于百家争鸣，产生
了光浑的文化果实。他基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学术是人类的共同事业，是“凡
庶圣贤”所都能做的事业，这里，“凡庶”的提法，是具有人民性的，他说：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无论凡庶圣贤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
易其不能，则所求者，可以无弗得也。（同上）
渥洼之驹，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合两渥洼之力，终不可致二
千里，言乎绝学孤诣，性灵独至，纵有偏阙，非人所得而助也。两
渥洼驹，不可致二千里；合两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
千里；言乎鸿裁绝业，各效所长，纵有抵牾，非人所得而私据也。
（同上）
学诚虽以“著述专于战国”，是因“道术将为天下裂”（我们以为这时
所以有裂，是在于以地域为单位的国民阶级出现之故），但他仅就文字进化
上推求文化的发展。他说：
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
其名，别彻前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同上卷一“文史通义”内篇
一“易教中”）
他因此说明，诗之流别所以盛于战国，即因为人类文字“取象”的进步。
他说：
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
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
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
可上九天，鬼情可查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
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
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同上“易教”下）
学诚对于史法的源流演变，也有他的见解。他以为，史法创始于“尚书”，
而发展为“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他说：
宪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史学亦复类此。“尚书”
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
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
类别区分，为益密矣。（同上“书教”下）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
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适书分类例，以搜逸
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
（同上）他在这里以简明语句，断定史法或体裁的流变，是历史的进步。更
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族史转为类例”（同上）。“尚书”“春秋”是
古代的宗法家族史，“史记”“汉书”则渐入于中古的类例。这其间变他的
原因在哪里呢？他说是因为时代不得不然之“推步”。所谓“推步”指历法
的科学研究，因此，他在这里表现出，历史编纂学的进步，也好像自然科学，
愈到后来愈比前人更有成就。这虽然仅限于抽象的理论形式的比拟，而具体
的历史理论还不能说出来，但这是进步的思想。
学诚对于中古史书有不少的批评，如说：
“尚书”圆而神，。。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
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
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
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
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
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
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
下经纶，不能纲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
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
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
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
内篇一“书教”下）
他批判后世的史家都是肤浅的作者，但也并不抹杂他们的著作，所谓“作
者甚浅，而观者甚深”（同上），也可就其纂辑，以通其流变。他把中古庸
俗的史书，当做重复朝代更替的记载，没有史识以为之通变，这些书只有当
做一堆材料，“待后人论定可矣”。他说：
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
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
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
于专门著作之伦乎？（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
所以，他以为，中古时代的史书大都是些“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
刺”（同上），平平稳稳，无过无咎。谁个敢为“义则窃取”（同上）之心
裁，敢于冒不韪来承担“异端”之名呢？于是他痛斥：“史文等于科举之程
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同上）然而通过中古历史，在正
统学术支配之下，也不断地出现“异端”的思想，虽则说是要遭受统治阶级
的罪罚的。他又说：
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
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