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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罚的。他又说：
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
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
不与龁决毁裂，至于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同上）
他所遭受的境遇正是这样，所以语气间颇含有义愤，他接着说出他的主
张来：
嗟呼！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
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
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
足而竞于文，。。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
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同上）
我们重视学诚的批判的精神，他说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
必有祥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
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同上），就是他自己的主张。他是抱负着
解放中古教条的志愿的史学家！
章学诚以为司马迁班固以后，别识心裁，流为文与事的两途，“事即后
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辞章家之所重也”（同上“申 郑”）。从这两
点，他批评当世辞章家如方苞：“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
间，拾前人之遗，此论于学术，则可附于不贤识小之例”（同上卷六“文史
通义”内篇六“答问”）。他评论当世考据家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
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
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
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
者矣！”（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篇后”）
最后，学诚历史理论有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如费密论学术流变，还元于
人类质性的变化。他重视个性的发展之有助于学术的成就，是有其时代意义
的。在当时说来，他的话是有进步性的。他说：
是尧舜而非桀纣，尊孔孟而拒杨墨，。。求其所以为言者，宗
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于宾筵，闻者以谓肄业及之也，或曰
宜若无罪焉，然而子莫于焉执中，乡愿于焉无刺也！惠子曰：“走
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情则异。”观斯人之所
言，其为走之东欤？逐之东欤？（“章氏遗书”卷三“文史通义”
内篇三”质性”）
束缚在中古小天地的学术，其表现确有这样的情况。因此，他说个性在
古代（如他所举的庄屈时代）是可能发展的，而后世（如他所举的言性天的
时代）则是不能发展的。他说：
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
所以贵学问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庄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
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庄周独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进取之狂也。昔人谓庄屈之
书，哀乐过人，盖言性不可见，而情之奇至如庄屈，狂狷之所以不
朽也。乡愿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伪易见，不足道也。于学见
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几狂狷可与乎！。。夫情本于性也，才率
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屈原忧极，
故有轻举远游、餐霞饮瀣之赋。庄周乐至，故有后人不见天地之纯、
古人大体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同上）
另一方面，因为学诚过分重视人类质性，把学术的流变还元于“高明”
与“沈潜”二种质性的循环，这就流于唯心论了。他说：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
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
二途，譬犹日书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同
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中）
学诚虽然把学术流变还元于质性，远于他所谓“时会使然”的论据，但
他的主张却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斌，则有两伤之弊”（同上）的
这种兼容并包的理想。这一点，就影响了后来蔡元培（整理过学诚的著作）
的思想。这是好的一面。然而，所谓“高明”与“沈潜”的心理循环论的糟
粕，却为胡适所摭拾起来，并以之和实用主义的唯心论结合在一起，夸为至
宝了。
学诚反对拘泥于质性而严立门户的流弊，从而批判宋明以至隋代的学
术。他说：
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
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
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
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
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同上卷二“文史短义”内篇二
“原学下”）
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未流无识，
争相诟詈，。。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
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但既
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今攻陆王之学者，
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同上“朱
陆”）他从学术的流变来分析，以为清代攻朱熹者，正是朱熹数传的后起者。
下面一段话似对戴震而发：
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人亦
不自知也。。。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
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沿其学者，一传而为
勉齐、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齐，三传而为仁山、
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
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
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
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
焉，则亦忘其所自矣。（“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朱
陆”）
考证之学，推其渊源，始自唐人，而到了宋人愈见显著。我们客观地研
究中国学术的流变，还不能像颜元那样，把宋儒一壁推翻。然而颜元的话也
有对的，他说：学术有支配之势，不是全力赴之者，不算“学求其是”，故
宋儒仍是空谈性天之学。学诚在究明流变方面，说明戴震学术渐变发展的由
来，这话是对的，但他又把学术支配之势否认，以为“朱子之授人口实，强
半出于语录，语录出于弟子门人杂记，未必无失初旨”（同上），这就为朱
熹的空谈性命来辩解了，这就陷入于折中主义的思想了。
学诚对于朱陆异同，搜求其本源，在于不切人事，不明史实，只在名词
上争辨门户。这一论断，甚合历史。他说：
朱陆异同，于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
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
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
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同上“浙东学术”）
他据此，称道清初学术的分派，虽其宗旨不同，但相互推服的学风，是
好的。如黄宗羲尊重顾炎武为当世学人，炎武也赏识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说“三代之盛，可以徐还”（“南雷文定”附录顾炎武书）。因为他们都以
经世之学为骨干，不是空言德性。他说：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肃、袁甫）之流，
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
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
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
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
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
亦不甚以为然也。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
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
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陵，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
兄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
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
因其习而习也。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
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
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
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
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授受虽出于一，
前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
言问学，。。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
也！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六经。。先儒以为
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
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
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
学）。（“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
学诚这一篇文章，不仅表现了他的学术精神，而且表现了他继承清初学
术的精神。清初学者大都以经世致用之学为内容，而宗朱宗王皆是形式，所
以专家与博雅，是殊途而同归的，没有把门户之见摆在第一位，拿名词来吓
人。然十八世纪的乾嘉学术，多失去了清初的传统精神，故有方苞诸人的空
谈性命，重整理学，更有专门考证文献的汉学家，标宗许郑，以趋附“风气
之蔽”，这都是没有经世内容的空虚言论。学诚之所以要挽救风气在此。他
继承清初学术的传统，独以史学号召，他说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当时的
封建统治阶级不允许自由思想，所以他的研究就受了压迫。例如“与朱少白
书”说：
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
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
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沈郁，是仆身后之桓
谭也。（“章氏遗书”佚篇。按桓谭是反神学正宗的人物）
至于他在语气间重浙东过浙西，固然受了万氏兄弟史学的影响，但当时
所谓“博雅”之学走入歧途，使他也就对于炎武不得不低估其价值了。然也
有他所疏忽的，那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著作，自命是学孔子的“不得已”，他
不知炎武在当时亦何尝是得已？炎武的“六经之旨，当世之务”的排偶句子，
仅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企图在考证古今得失的形式上面，说明当世所应走
的道路。后人曲解他的 意思，把当世之务的内容删去，而只奉他为清代考证
学的鼻祖，而不知道炎武的主旨，在于经世致用。他的所谓考证，一方面在
于追寻古代世界的道理以为注脚，另一方面在于怎样能有效地批判中古社会
的束缚。学诚主张学孔子的实践，以为著作只是不得已的“行有馀力”的事。
这也正是顾炎武的学术的精神。
学诚的反乡愿无刺与子莫执中之精神，必然要发出对于现实社会批判的
言论。他虽然说他是因了“不得已”才著作，但其著作并不仅仅限于学术性
的抗议，如戴震仅抽象地申论理学害民之说。反之，学诚在“上执政论时务
书”中曾不怕和当时洪亮吉被流戍的同样遭遇，直接攻击了封建制度。该书
说：
由官迫民反观之，则吏治一日不清，逆贼一日得藉口以惑众也。
以良民胁从推之，则吏治之坏，恐亦有类于胁从者也。盖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其最与寇患相呼吸者，情知亏空为患，而上下相与
讲求弥补，谓之“设法”，。。“设法”者巧取于民之别名耳。。。
盖既讲“设法”，上下不能不讲“通融”，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
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谋十
万之利。。。侧闻所“设”之“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