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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与尊贤的二元论，以求两种人的统一，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
子”“离娄”上，引孔子语）。孔墨俱道仁义，为春秋末战国初的新思想。
孔子与墨子不同。墨子是尚贤的一元论，否定了亲亲，主张兼爱，反对别君、
别土。兼别二字指平等和不平等。
如何统一呢？孔子说“君子篇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论语”“泰伯”），由近及远，由贵及贱，使两种阶级都调和于一致之
点。这是因了新阶级的出现，既不能抹杀现实，那就要对于“礼不下庶人”
的西周思想做一番修正了。阮元关于这点，有他的解释，他说：
可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序，孝弟为人之本，即孟子所
谓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所以“尧典”必由亲九族而推至民雍也。
博爱平等之说，不必辩而知其误矣。（“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
论仁论”）
儒家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的话，但此话出处当在孔子以后，颇无
疑问。这是孟子强调仁政，说“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张本。
但儒家讲“仁”的道理，总是由周亲以至仁人。如果这样的论断不差，
则汉人“相人偶”的训诂，对人与人间的阶级关系尽管说得不明显，但有阶
级调和的意思，即是说贵族亲戚与庶人可以和平相处。
譬如耦耕者同执一犁以从事于农耕，或如“人之相与，如舟车然，相济
达也，人非人不济。。”。道二之偶，虽然在阶级关系上是不齐的，但异竟
是在一架农具或舟车之下，共同维系工作。至于谁拉着社会的舟车，谁指挥
着拉舟车的人，至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阶级实质何在，则为另一问题。墨
子的说法是，谁有能力谁做指挥，谁没有能力谁拉车，这便是他的“兼”论，
反而接近于阮元所谓“博爱平等之说”、荀子所评的“僈差等”。儒家所谓
的“偶”须有条件，如孟子求国中之贤的条件，要不使“卑窬尊，疏窬戚”
（即周亲）。所谓“偶”，乃上与下之人相“偶”，不是平等的相“偶”，
如孔子说五种道德行之于天下才为仁的话，“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
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实质上乃是反动
的阶级调和论。这是我们所应知道的第二点。
阮元也说“相人偶”之言是秦汉人的话。这样说来，训诂孔子的仁字，
便不一定可靠。的确，在西周的文献中，仁字是没有出现的，春秋的仁字才
有人的含义，如“问管仲，曰人也”，人与仁通借。
一方面所谓仁可释为“配做尊贵的贵族”或执政者，但在另一方面，如
“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为己任”，已经明说士人也可以担当于仁，而
土人如孔子弟子子张等便是鄙野之流出身的。由人在国民资格上的延长，故
仁的道德理论，如“其心三月不违仁”，也就在人类性上渐作为普遍的情操
去规定了。孔子一方面维持周亲的贵族阶级，另一方面复相对地提出了新道
德观。这是我们所应知道的第三点。
阮元的研究没有历史的观点，但有的说明近于历史的实际，故宋儒以来
的仁道观念论与孔子的仁者功业论（如对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之评价），
在此篇文字中多有比较的论断。例如他说：
仁与人心究不能浑而为一，若直号仁为本心之德，则是浑成之
物，无庸用力为之矣。（“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这
是明显地批判宋儒的“仁者浑然与物为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
德之全也”（“四书”朱注）。
他又说：
视听言动，专就己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礼勿视、勿听、勿言、
勿动，断无不爱人，断无与人不相偶者，人必与己并为仁矣。。。
一部“论语”，孔子绝未尝于不视不听不言不动处言仁也。颜子三
月不违仁，而孔子向内指之曰：其心不违，可见心与仁究不能使之
浑而为一，曰即仁即心也，此儒与释之分也。。。但能无损于人，
不能有益于人，未能立人达人，所以孔子不许为仁。。。仁道以爱
人为主，若能保全千万生民，其仁大矣，故孔子极许管仲之仁。（“揅
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这里所讲的含有阮元的主观见解，并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但从这里也可
以区别开孔子与宋儒的思想，客观上拆散了“心传”的说法。这是我们所应
知道的第四点。
如果说阮元的“论语论仁论”一篇的主张的倾向在于反宋学，则“孟子
论仁论”一篇的主张的倾向在于反明学。例如他把“良知良能”的良字训为
实字，以“良知即心端也，良能实事也，舍事实而专言心，非孟子本旨”，
批评王守仁明镜无所留染，良知之体如明镜之说，他指出：“不解王文成何
所取而以为圣贤传心之秘！”
总之，我们知道，清代乾嘉学者的方法，在枝节上有着一定的成绩。然
而他们没有历史的理论，没有系统的分析。阮元对于古代思想的分析，也并
未至科学的境地，其分析的方法仍然袭用了汉学家的传统。因为他由考据方
法得出的结论，虽然有力地反对了宋儒，然而却不能成为思想史的科学研究。
他是封建社会的大臣，不可能有像颜元、汪中的锋芒，更不可能有戴震、章
学诚的激昂。他的论断也就在很多地方显出他的客观主义的态度。同时，他
在汉学已经衰微的时候，开设了学舍、学堂，提倡为汉学而研究汉学，还想
做汉学家的回光反照运动，这又是封建贵族阶级的保守性的表现。
第三编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启蒙思想
第十六章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和思潮
第一节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变化
我们在上面的几章中已经看出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谓太平盛
世。章学诚和洪亮吉对清统治者的抗议，焦循对世界商业的憧憬及其“更法”
思想，都说明了社会的危机。
尽管十六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具有若干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但农
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依然是支配的倾向。在十八世纪的世界市
场形成的时候，中国社会缓慢的变化还是远远落在世界风暴之后面。马克思
对于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以至十九世纪初的情况，有这样描写：“这个幅员
广大的帝国，包含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它不管时势怎样变迁，还是
处于停滞的状态，它受人藐视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系统之外，因此它就自高
自大地以老大天朝至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旧世界底代表以道德思想来鼓
动自己，而最新社会底代表（按指英国）却争取那种以最贱的价格购买和以
最贵的价格出卖的权利。”（“鸦片贸易”。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九五页）这里所说的“停滞”的社会状态，是指“中国社会底基本核心是小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它“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系统之外”的命运，在另一方
面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找寻的最后最理想的市场。
英国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迅速的，殖民制度在这时期
和十七世纪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二十四章的分析可供我们
了解问题的实质，他区别开十七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十八世纪大工业在殖民地
制度方面的前后意义，指出前一时期（以荷兰为典型）的殖民制度是以“独
占公司”的方式为资本集中造成了有力的杠杆，即以“商业的至上权带来工
业上的优越”，而后一时期（以英国为典型）的殖民制度则是以“工业的至
上权引起商业的至上权”（参看中译本九五○页至九五二页）。因此，中国
的市场所遭受的侵略，这时不像过去了。从一七八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消
贸易专利权（即独占公司之类）以后，来中国的商人是以工业的至上权为后
盾的，因此，“英国私人企业对华贸易发展得很迅速”。一七八四年以后的
五十年，这个公司的输华货值便提高到六倍至七倍，自华出口的货值提高到
三倍多。以棉花而论，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英商倾销到两广一带的，就达
到四十多万担，这对于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起了很大的
解体作用的，因而影响到中国有关地区的农村破产。然而，英国对华贸易尽
管在英商的利润率上是增加的，而全面的平衡收支一直是逆差的，于是乎鸦
片这一种“文明人”的“神圣”商品成了世界贸易史上的特别东西，马克思
在“鸦片贸易”一文中，指出公元一八○○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二千箱之
后，接着说“从十九世纪初叶起，这个（贸易）斗争就具有完全特别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九五页）。其所以特别，因为一方面，是中国
民族的危机，另一方面是英国利用鸦片向中国的私运作为自己财政系统中的
组成部分。究竟鸦片向中国输入的确切数字每年有多少，谁也不敢断定。依
据一些不完全的记载，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若干年代是每年平均四千
多箱，价值四、五百万元；到了二十年代以后，其销量更增；在鸦片战争前
夕，已达到了三万五千箱，价值达两千五百万元了。
鸦片向中国的偷运，使中国的商业资本不但和手工业的发展相分离，而
且刺激了商业资本走向歧途。我们研究票号的起源和发展，就知道那是以“土
（鸦片）票子”的汇兑而起家的。在后来的一个时期，粤海关为票号所包办，
也是因为这个渊源。信用货币进入蒸溜器中不断地发汗，在这里不是通常的
现象，这也是马克思所指出了的。不仅如此，鸦片贸易还直接助长了中国封
建主义超经济剥削的形式，马克思就指出：“英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
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
和停驻黄埔的英国商船偷运来华的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
腑，并破坏了宗法制度底柱石。”（“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九七页）近
代的大量史料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形成史也要
迫源于这里。欧美资本主义对华贸易，固然是通过鸦片才把入超变为出超（十
九纪纪三十年代），但没有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原始形式，是难以顺利进
行的。这里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历史上阶级变化的最初表现。龚自珍对林则徐
上策主张杀绝这些人物是有原因的。
随着鸦片偷运而来的白银外流和银价上涨是当时社会的严重危机。到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末，中国白银的出超每年已达近一千万两的数字。白银
价格的上涨十分惊人，从十九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夜，逐年飞涨，有的地方
增涨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种灾难是普及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包括日用品和
赋税在内，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百分之三十以至五十。因此，当时有的
记载，农民因白银上涨以至全部收入不足以交纳租赋，手工业者因原料价涨
以至流于破产。
如单从中国内部来看。自十八世纪末起，社会危机已经尖锐地暴露出来。
在皇朝内部出现了和坤案件，这是集中地暴露了皇朝的腐化和皇朝内部的尖
锐斗争的。在阶级关系上，农民起义揭露了“官逼民反”（洪亮吉、章学诚
语）的内幕。这里，只据不完全的记载，将公元一七七四至一八四○年的农
民暴动，举出如下：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 山东兗州清水教王伦起义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 白莲教秘密组织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 甘肃回民起义
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 甘肃固原回民起义
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 阿克苏回民起义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 台湾林爽文起义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 贵州铜仁苗民起义
台湾陈周全起义
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 湖北、四川、陕西白莲教起义
一八○三年（嘉庆八年） 东南沿海蔡牽起事
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 河南滑县天理教起义
陕西岐山县木工起义
一八一四年（嘉庆十九年） 河南捻军起义
一八一七年（嘉庆二十二年） 云南临安边外彝民起义
一八二○年（嘉庆二十五年） 新疆回民起义
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 云南永北厅彝民起义
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 四川果洛克番民起义
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 台湾黄文润起义
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 湖南瑶民起义
广东黎民起义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 广东八排瑶民起义
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 四川粤嶲厅彝人起义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