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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黎民起义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 广东八排瑶民起义
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 四川粤嶲厅彝人起义
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 山西赵城县曹顺起义
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 湖南武冈瑶民起义
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 四川凉山彝民起义
鸦片战争前夜的农民秘密组织是更普遍的，各种联义社等结义形式在南
北各省几乎无处无有。魏源在“圣武记”中已经道出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危机，
说：“楚粤边郡奸民为天地会，缔党歃约，横行乡曲，小剽掠，大擅杀，各
有名号。”龚自珍更预断农民战争将要大规模出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
说“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定盦
续集”卷一“尊隐”）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以军舰、大炮迫使中国腐败的清皇朝签定了卖国契
约。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一种所谓“法律”形式
之下确定下来。正因为这样，中国后来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和废除不平等条
约相联系着的。我们划分中国历史也是以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作
为近代史的起点。我们这样作，并不是以外来的因素作为标准的。从上文可
见，鸦片战争及其所产生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是突然而来的，相反地，
在鸦片战争以前几十年间，中国已经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进入破产的
时期，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却在条约形式之下规定了中国的命运，这
个条约形式集中地反映了财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
第二节 学术思潮的转变和今文学家的兴起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学术思潮起了激剧的变化。从阮元的汇刻乾嘉文献
到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以及龚自珍对汉学的批判，对于十八世纪的学术思
潮作了总结。今文学家在复古的外衣之下，揭开了思潮的一新页，这就是魏
源、龚自珍所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变法思想。在找寻西方“真理”方面也出
现了许多著作，如林则徐的“四洲记”、魏源的“海国图志”（曾影响于日
本维新）、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畬的“瀛
环志略”。这些作品大都是在鸦片战争前夜的稿本，在鸦片战争稍后出版的。
无论今文学派的思想和时务论著的思想，都有一个特点，即是依据中国传统
的思想材料而设计中国命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
最后是支配人类意识的动力，而人类意识对经济的影响却不是直接反映的，
而是通过传统思想中的政治、道德等折射而间接来反映的。恩格斯说：“经
济发展的最后的至上权在这些领域上也确定起来了，不过是在这些个别领域
本身所规定的条件之下，例如在哲学上，就是通过经济影响（这大都又是在
其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起作用的）对先行者遗留下来的现成哲学材料所起的
作用而实现的。经济在这里并未创造新的东西，它却决定现成思想材料的改
变和继续完成的方式，可是这大抵是间接地；至于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作
用的，倒是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反射。”（“致施米特的信”，“马克
思恩格斯论宗教”，一九——二○页）这个时代的思想也是这样的表现。今
文学家固然是通过经学形式的思想材料而折射出来的，即时务论者也是通过
一套春秋之义的政治道德等材料而折射出来的。然而通过旧的思想材料所表
现的改变了的思想内容则是反映了行将到来的大变革的物质经济条件。
今文学家，是作为对经古文学家的对立者而出现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的
区别，大体上是今文学家主微言大义，而古文学家主分析文义。第一，在治
学路径上，古文学家在古籍知识方面倾向于朴实说理；今文学家则如章炳麟
所指出的，他们是继承桐城文士的词章家，他们在文章上大都锋利动人，颇
有重情的浪漫色彩。后来谭嗣同“冲决纲罗”的文法，梁启超自言“笔锋常
带感情”的话即此传统。第二、古文学家把宋汉之学分别至严，进而依汉排
宋；今文学家则企求泯灭汉宋的界限，甚至有宋学是宗的（戴望除外）。首
以方东树的理学做反动，继之有宋翔凤、魏源等，都有推崇宋学的主张。皮
锡瑞最后还说明清代汉学家惠、江、戴、段诸人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学
抹杀。他巧妙地曲解汉宋合一的证据，如说“惠氏红豆山齐楹帖云：‘六经
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学未尝薄宋儒也。戴震。。其学本出江永，
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永尝注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
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
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段玉裁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
子祠，又跋朱子‘小学’，。。段以极精小学之人，而不以汉人小学薄朱子
小学。是江戴段之学未尝薄宋儒也”（“经学历史”）。这些证明，都没有
逻辑的价值，但今文学家不薄宋儒的态度，却非常显明。第三、古文学家多
如章炳麟所说“不欲以经术致用”，且求是仅限于古书训诂校勘，如“言不
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江藩子江钧述父撰述之志）。
此最为今文家所反对。后来公羊学派在将来世界的憧憬上，更持这样的理由。
如恽敬说：“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
怯于赴时势；篇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大云山房文稿”卷一“三
代因革论”八）皮锡瑞则公然在最后还说“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
变”（“经学历史”）。
清代今古文经学在汉学的研究方面，有这样演变的历史。世之称清代汉
学者，一、苏学惠氏，二、徽学戴氏，三、常州学庄氏。惠学有“惟汉近真”
的主张，戴学有对古经的所谓“实事求是”的主张。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
为惠学的发展，因此后来讲乾嘉古文学的人，大都以戴学作中心。章炳麟说，
“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
诸学殊矣”（“检论”卷四“清儒”）。苏州惠氏学派“学好博而尊闻”，
以“古训是则”（同上）的研究为学旨，然初亦倡汉人的阴阳之说，如惠栋
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录”八卷，他说，“‘说卦’，‘帝
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时，圣人法之，立
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圣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之极天，
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阴阳和，风雨时，五谷熟，草木茂，群
生相遂，物无疵厉，所谓‘既济’定也。。。明堂之法本于‘易’，‘中庸’
言至诚可以赞化育，与天地参，此明堂配天之义也”。这是西汉谶纬之学的
古训。他的学派中褚寅亮为“公羊”何休之学，撰“公羊释例”一书，谓“三
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
违经旨”。其后洪亮吉著“公羊穀粱古义”，张惠言著“周易虞氏义”、“虞
氏消息”，这都是章炳麟所谓“已近阴阳”的例子。但这一点反为今文家所
赞许，如刘逢禄说“若元和惠栋氏之于‘易’，。。其善学者也”（“春秋
公羊何氏释例”叙），如皮锡瑞主张以张惠言“虞氏易”为入门书之类。按
“易”与“春秋”是今文家的张本，他们据“公羊”哲学（或神学）以通释
诸经，他们批评戴氏学派，自然要从“家法”上追寻于惠学，实则“公羊”
“易传”却不是惠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第三学派是所谓常州之学。常州之学
起于庄存与（方耕），与戴震同时。邵晋涵（二云），孔广森（撝约）都是
庄氏的门人。庄氏是当时的一位宋学家，在宋学被汉学所淹没的时候，他想
从“公羊”义理中，使宋学与汉学结合，著“春秋正辞”、“春秋举例”、
“春秋要旨”，然不显于世。他讲治天下的义理，“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
言文字之外”（见“味经斋遗书”卷首），但不辨真伪，信“周礼”，信伪
古文“尚书”，以为伪书存者皆圣人之言。他说：“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
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什之八，颇藉伪书
存者什之二。帝胃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
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
‘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
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
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
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
（“定盦文集”卷上“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这正是阎若璩考据以来的反动，
因庄学把古代思想和代表后世的思想混同，这就表现出今文学家的唯心主
义。他的侄子庄述祖，继其所学。后来的刘逢禄、宋翔凤便是述祖的外甥兼
弟子，至魏源、龚自珍推崇庄存与为大师，常州之学才为世人所注意。魏源
以庄氏“存大体，玩经文”，尊为“真汉学者”（魏源“庄少宗伯遗书叙”，
见“味经斋遗书”卷首），龚自珍表章庄氏说：
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及轻重，以求
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共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
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有史之大隐，于是奋起不为史而能立
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钩日于虞渊而悬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终隐焉
而已矣。（“定庵文集”卷上“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今古文之争在汉代是以“左氏”、“公羊”为中心。皮锡瑞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
仇亦惟“左氏”、“公羊”为甚。。。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
以左丘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
秋”之甚者。（“春秋通论”）
晚清今文学家的兴起，其始亦以“公羊”为中心，他们都在微言大义的
号召之下，尊治“公羊”的“传义”之法。皮氏甚至以今文学家的观点，敢
于重视“公羊”，而轻视朱子。他说：
朱子云：“‘春秋’义例，。。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
辞”。此朱子矜慎之处，亦由未能专信“公”、“穀”，故义例无
所依据也。（“经学历史”）
“公羊”学，首先为刘逢禄（申受）所明白树立，他以为“左氏春秋”
是“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类，不能真传“春秋”。史迁所谓“左氏
春秋”是旧名，其所以名为“春秋左氏传”，实出于刘歆伪改。刘逢禄对于
“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传”，说：
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时，乃与弟子胡
母子都等记于竹帛。是时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
大兴。。。绵延迄于东汉之季，郑众贾逵之徒曲学阿世，扇中垒之
毒焰，鼓图谶之妖氛，几使义辔重昏，昆仑绝纽。
赖有任城何邵公氏，修学卓识，审决白黑，而定寻董胡之绪，
补庄颜之缺，断陈元范升之讼，针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
密若禽墨之守御，义胜桓文之节制，五经之师，罕能及之。（刘逢
禄“公羊何氏释例”叙）“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
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
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同上）
他依据着微言大义的牌子，兼说群经。他力持“诗”“书”与“春秋”
并言大义的见解，傅会地说：“‘诗’‘书’皆由正而至于变，‘诗’之四
始，言文武之盛，而终于‘商颂’，是记先世之亡国，以为戒书；‘书’述
二帝三王之业，而终于‘秦誓’，记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统继帝王，为变之
极也，‘春秋’拨乱反正，始元终麟，变极而归于正。其致太平之正经，垂
法戒于万世者，一也”。古文学家不但考证“书”之真伪，而且考证“诗”
之成简先后（如阮元的“诗大雅考”），而今文学家则持如此其奇异可怪之
论，来倡微言大义。他的书还有“论语述何”。例如他解释“论语”“予欲
无言章”，以为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就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