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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不为其义法所迷，而应在这些地方探求才是。他说：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
战。。。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
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
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
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
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
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海国图志”“筹海篇一”）
所谓师夷，款夷，所师的是坚甲利兵与商业货币，所款的是通商互市。
这在当时仍持闭关自守禁用洋货（管同作“禁用洋货议”） 的空气中，是颇
为大胆的言论。在他的货币理论中可以看出想把“外强中乾”的老人，施疗
以货币流通的新血液，有商业资本主义的思想。由这里说，他批评古文学家
的汉学无用，就具有时代的意义了，“公羊”义法的本质便成为洋务和维新
的历史前行者了。
附论：汉代经今古文学和清代今古文学派
自汉代今古文经学分道扬镳以后，二千年来的学说思想，或多或少地具
有经学的标榜，各派学者皈依自己所信仰的门户，展开思想的论争。宋代道
学虽然专讲义理，与汉学有区别，但其义理之学正继承了前汉董仲舒微言大
义的传统；虽然附加了佛老之学，但其传统基本上还是儒家经学的笺注。在
中国，笺注周秦经书之为中古的思想，正与西欧笺注“圣经”的学院派烦琐
哲学之为中古思想，具有共通的历史性质。清初的训诂并没有拿近代的新形
式代替了中古的旧形式，但在旧形式的母胎内一开始便不同于汉唐宋明，而
有了新的因素，即是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在欧洲，含着注解上要求新义
的近代精神。其区别在于那边的外衣是希腊罗马的文明，这边的外衣是所谓
三代的文明。清儒在这里，没有急转直下，在复古中解放，而随着历史的迂
曲运动，又产生了乾嘉时代的专门古文经学，走入烦琐主义。到了十九世纪
初，复在今古文学上重新反复了一次今古文的论争，这也反映了中国近代社
会难产的历史背景。在太平天国从前中国虽然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封
建自然经济的束缚甚大，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
输出也还没有冲溃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
乾嘉的古文经说所以转为道成以后的今文经说，这不是如梁启超所说：
“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
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清代学
术概论”，一二一页）。因为旧案不必一定须沿着两汉路线重复地翻腾一番，
其所以形式地翻腾，主要在于明末清初的暴风雨因清政府文化高压政策而暂
停下挛。在消极方面，最初如章炳麟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
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
纡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当是时，知中复黦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
虮蚕之艺，足以藉乎。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
之门者，故教之古学，绝其恢谲异谋”（“检论”卷四“清儒”）。最后则
陷入于烦琐的笺注主义。道咸之际来临的更大的暴风雨，惊醒了退避于训诂
中的人们。历史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冲击之下，自然要迫使着人们做那种“非
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经传解诂序”）的梦呓了，所谓三世三统的
微言大义，便成为外衣，藉此以输入新的引申附会。为什么采取今文学的旧
形式呢？这是历史的束缚使然（后来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争所代替）。
清代在进入近代的历程中，形式上的今古文学的论争，曾占据了思想史
的一个时期。为了容易明白思想史的这一时期，为了容易明白思想史的变迁
起见，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经今古文学。
昔人曾据汉儒所传的经传的文字之不同来区别经今古文学，即以今文为
辣书，古文为籀书。废锡瑞说：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
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
者，今所谓籀书，世所谓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
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
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
识者也。。。汉初发藏从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
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
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
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
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
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
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
说”、“今尚书复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
“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
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
而说解亦异矣（“经学历史”）。
皮氏以今文隶书、古文籀书来分别古今文之说，梁启超从之（“清代学
术概论”，一一八——一一九页）。但这种分别是难以置信的。清儒段玉裁、
王念孙早已怀疑过这样的论断。龚自珍引申他的外祖父段玉裁的意见说：
请纵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
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
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则与博士何以异？而
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
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历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
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
流百。。。经师之不得不读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古文
故。。。读“尚书”者不曰以今文读后而毁奔古文也，故其字仍散
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读古文之人，
必古今字尽识而后能之，此班固所谓晓古今语者必冠世大师。（“定
盦文拾遗”“大誓答问”第二十四“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
据此，今古文之分，不在于文字之为古为今，而在于虽皆从古文本为据，
读法却不相同。王国维对于“史记”所谓“古文”，有颇为明确的解释。他
说：
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其文字虽已废不用，然当
时尚非难识。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惟
六艺之书，为秦所焚，故古写本较少。然汉中秘有“易”古文经，。。
固不独孔壁书为然。。。孔壁书之可贵，以其为古文经故，非徒从
其文字为古文故也。盖汉景武间，距用古文之故国时代不及百年，
其识古文当较今日之识篆隶为易。。。“史记”但云：“孔氏有古
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
此数语，自来读者多失其解。王氏念孙“读书杂志”用其子伯申氏
之说曰：当读“因以起其家”为句，“逸‘书’”二字连下读。起，
兴起也；家，家法也。汉世尚书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经，读之
说之，传以教人，其后遂有古文家。是古文家法自孔兴起也，故曰
因以起其家。盖古文“尚书”初出，其本与伏生所传颇有异同，而
尚无章句训诂，安国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读而传之，是
谓“从今文读之”。其所谓“读”，与班孟坚所谓“齐人能正‘苍
颉’读”，马季长所谓“杜子春始通‘周官’读”之读，无以异也。
然则安国之于古文“尚书”，其事业在读之，起之，至于文字盖非
当世所不复知，如王仲任辈所云也。（“观堂集林”卷七“史记所
谓古文说”）
因此王氏说“诸经之冠从古字者，所以别其家数，非徒以文字也”（同
上“汉书所谓古文说”）。由此而言，原来经传都用的是古文，古文家与今
文家的不同，是在于如何句读并训诂其意义。
但汉人所说的“古文”是何种文字呢？王国维以为这种“古文”是指东
土六国文字，而以前人指籀文或殷周古文者为误解。他说：
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
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文字。。。彼（许氏）
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
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同上卷七“说文
所谓古文说”）
那末，经传之“古文”，既非殷周古文，更非籀文，亦非所谓“科斗文”
（科斗文乃后人不知所云而起的名词，参看王氏“科斗文字说”）。至于籀
文与“古文”的分别，王国维说：
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出于殷周
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支出
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
秦灭六国，。。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划灭，
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
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
汉人从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
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股周古文，而籀篆皆
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同上
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
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
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古文篆支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
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同上卷五“史籀篇疏证序”）王氏更从“说
文解字”的引证上来区别书中的古文和籀文、篆文。他说：
“说文解字”，实合籀文、古文、篆文而为一书。凡正字中，
其引“诗”“书”“礼”“春秋”以说解老可知其为古文，其引史
篇者可知其为籀文，引杜林司马相如扬雄说者，当出“苍颉”“凡
将”“训纂”诸篇，可知其为篆文。。。昔人或以说文正字皆篆文，
而古文、籀文惟见于重文中者，殆不然矣。（同上卷七“说文今叙
篆文合以古籀说”）
按王氏之说不易。战国时六国“古文”虽不必为诸子百家著述所皆应用，
但诗书六艺之书为“古文”，则颇无问题。秦汉人所记始皇焚烧诗书，与划
灭古文并提，因为“诗”“书”之文皆用六国古文所记之故。
由以上所说看来，所谓“古文”仅指战国时代的六国古文。两汉经学的
前汉今文与后汉古文之分别，并不在于文字之异同，而在 于读法之异同。
然古文家出，自然与文字有相当关系。据王国维考证，因为今文家的经读已
易为今文，后来鲁壁河间所得虽亦以今文读之，然以其立异，便专有古文之
名。他说：
上既述汉时诸经传古文本矣。夫今文学家诸经，当秦汉之际，
其著于竹帛者固无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为今文，于是鲁国
与河间所得者，遂专有古文之名矣。。。孔壁之书，遂专有古文之
名矣。然汉时古文经传，盖已有传写本。（“观堂集林”卷七，“汉
时古文本诸经传考”。后来，钱玄同有补充王氏之说，亦可参考。）
经学之名，是从汉代笺注主义的中古哲学兴起，才成立的。当时儒者，
只有在这样的小天地之内寻求所谓大义，和战国诸子百家之学有时代的区
别。即使没有秦始皇的焚书，最多也只是这种笺注主义的方式或有不同，而
经学总是要出出的，固不必如前人所谓六经散亡始有经学。王充说：“博士
之官，儒生所由兴也”（“论衡”“别通篇”）。汉代的博士必然要代替战
国的百家。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的论争，在争设博士官职方面，非常现实，
至于他们所据章篇之多寡，所持主义之歧异，则难于分辨其基本的分水岭。
大体上看来，今文家主张微言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