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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更有效率地支出福利拨款。
这个福利法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例如，使合法居民没有资格享受许多福利津贴是不是阻止移民的最好方法就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这个法律朝着承认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迈出了一大步：政府津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激励、行为和价值观。
类似的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其他所谓的政府津贴计划也应该遵循福利改革的方向，共同向各个家庭提供更强有力的自救自强激励。结果将是老人储蓄率更高，医疗保健的支出更节省，社会有更好的价值观。
资料来源：Business Week，September 23，1996。p。220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收入6万美元的家庭将交1万美元税，而一个收入9万美元的家庭将交2万美元税。收入3万美元的家庭不交税。而收入1。5万美元的家庭“应交”…5000美元税。换句话说，政府将给这个家庭送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
根据负所得税，贫困家庭不用表示需要就会得到经济帮助。得到帮助要求的惟一资格就是收入低。根据一种观点，这种特点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方面，负所得税不鼓励非婚生育和家庭破裂，福利制度的批评者认为现在的政策就是鼓励非婚生育和家庭破裂的。另一方面，负所得税也会补贴那些仅仅是由于懒惰而陷于贫穷的人，而在一些人眼中，政府最不该补贴这样的人。
一种和负所得税有相同作用的现实税收条款是劳动收入税收减免。这种优惠使贫困劳动家庭一年中得到的所得税返还大于交纳的税收。由于劳动收入税收减免只适用于劳动的穷人，它就不会像其他反贫困计划所做的那样鼓励得到补贴的人不干活。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无助于减轻由于失业、生病或其他无工作能力引起的贫困。
实物转移支付
帮助穷人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向他们提供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某些物品与劳务。例如，慈善机构提供所需要的食物、居住场所或圣诞节的玩具。政府向贫困家庭提供食品券，食品券是政府发放、可以用来在商店购买食物的票证，商店可以把这些票证兑换为现金。政府也通过所谓的医疗援助计划给许多穷人提供医疗保健。
是用这些实物转移支付帮助穷人好呢，还是直接给现金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实物转移支付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转移支付确保穷人得到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最贫困社会成员中的嗜酒和吸毒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相比，更为普遍。通过向穷人提供食物和居住场所，全社会会更相信，这不会扶植这些恶习。这是给穷人实物转移支付比给现金支付在政治上更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现金支付的支持者认为，实物转移支付是无效率的和不尊重穷人的。政府并不知道穷人最需要什么物品与劳务。许多穷人是运气不好的普通人。尽管他们不幸，但他们可以最好地决定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不给穷人可能并不需要的物品与劳务的实物转移支付，而是给他们现金并允许他们购买自己认为需要的东西，会使他们的状况更好。
反贫穷计划和工作激励
许多旨在帮助穷人的政策可能对鼓励穷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脱贫有意想不到的不利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例子。假设一个家庭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平需要15000美元。再假设出于对穷人的关心，政府承诺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收入。无论一个家庭赚多少钱，政府补足收入和15000美元之间的差额。你预期这种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种政策的激励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工作收入在15000美元以下的人没有找工作和保持工作的激励。这个人每赚到1美元，政府就会减少1美元的收入补贴。实际上，政府对增加的收入征收100％的税。有效边际税率为100％的政策必定会招致巨大的无谓损失。
这种高有效税率的不利影响会一直存在下去。一个被鼓励不工作的人失去了工作中提供的在职培训。此外，他的孩子也不能通过观察有全职工作的父母而学到一些经验，而这可能对他们自己找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有不利的影响。
虽然我们已经讨论的反贫穷计划是假设的，但并不是像乍看起来那样不切实际。福利、医疗援助、食品券和劳动收入税收减免都是旨在帮助穷人的计划，而且这些计划与家庭收入相关。随着一个家庭收入增加，该家庭就变得不符合这些计划的资格。当把所有这些计划放在一起时，这些家庭面临有效边际税率极高是常见的。有时，有效边际税率甚至超过100％，以致当贫穷家庭受赠到更多钱时，他们的状况变坏了。通过努力帮助穷人，政府鼓励这些家庭不工作。根据反贫困计划批评者的看法，这些计划改变了工作态度，并创造了一种“贫困文化”。
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随着贫困家庭收入增加，逐渐减少对他们的津贴。例如，如果一个贫困家庭每赚1美元就减少30美分津贴，那么，它就面临30％的有效边际税率。这种实际税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工作努力，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工作的激励。
这种解决方法的问题是，它会大大增加反贫困计划的成本。如果随着贫困家庭收入增加逐渐减少津贴，那么，正好在贫困水平以上的家庭也有资格得到大量津贴。津贴的减少越慢，符合津贴资格的家庭越多，这个计划的成本也越大。因此，决策者面临着用高有效边际税率增加穷人负担，与用高成本减少贫困计划增加纳税人负担之间的交替关系。
1996年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项重要的福利改革方案。该方案限制了任何人可以得到福利的年限。该方案的支持者认为，这将减少长期福利的不利激励效应。批评者认为，它使许多有孩子的家庭大大跌到贫困线之下。在1992年大选时承诺“正如我们所知，要结束福利”的克林顿总统不顾自己党内的许多人反对签署了该法案。
即问即答 列出旨在帮助穷人的三项政策，并讨论每种政策的优缺点。
新闻摘录 储蓄与福利
旨在帮助穷人的计划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负效应。其中之一就是鼓励穷人不储蓄。下面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位享受福利的母亲在她想用一些钱未雨绸缪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对享受福利的父母来说，超支是合法的，但储蓄就不能享受福利
罗伯特？L。罗斯撰写
节约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这是正常情况。
以格里斯？卡波蒂罗来说，她是一个36岁的母亲，真正精于勤俭治家。为了节省衣服开支，卡波蒂罗太太穿的衣服大多是在旧货店买的。为了节约日用品支出，她买了一些67美分一盒的咸饼干和39美分一筒的鸡汤罐头储存起来。
当卡波蒂罗太太5岁的女儿米契尔要一个洋娃娃作为圣诞节礼物时，她母亲没进玩具反斗城，在这里一个洋娃娃的零售价为19。99美元。相反她在一家名为古德温旧货店中找到一个1。89美元的洋娃娃。她把这个洋娃娃洗干净，并在头发上系了一条粉红色的缎带，然后送给米契尔。卡波蒂罗太太在古德温旧货店还找到了很受欢迎的土豆头先生玩具，这是一种拼装起来的塑料玩具，然后把它一片片装起来。她只花了79美分，又节省了3。18美元。
卡波蒂罗太太这种节俭的策略帮助她在最近4年中有了一个3000美元以上的储蓄账户。她的目标是存到足以买一台新洗衣机的钱，也许有一天还要帮助米契尔上大学。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她在她坚毅的北边邻居中成为一个贤慧的模范，她的知名度比她的高尚志向还要广。但也存在一个麻烦：卡波蒂罗太太享受福利——每月440美元，加60美元食品券——而把公共补助的钱储蓄起来违背了法律。当福利官员发现这一点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他们起诉卡波蒂罗太太的储蓄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
上个月，米尔瓦基县社会服务部把她带到法院，控诉她欺诈，并要求她交回储蓄——总计15545美元。卡波蒂罗太太说她不知道这一点，但根据联邦政府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贴计划，当她在1985年储蓄达到1000美元的那一天时就不符合补贴资格了。
山姆大叔要收回钱。
米尔瓦基县社会服务部副主任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s）说：“根据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贴计划，税收的钱是用来维持人的基本需求的。”联邦政府的规定和这项计划的精神不是要让“人们拿钱并存到储蓄账户上……”
在受到法律控诉之后，卡波蒂罗太太减少了她的储蓄，以免失去她的福利支票。她给自己买了新洗衣机，一个二手炉子来代替她的小电炉，价值40美元的冰箱，以及给米契尔的一张新床。但这并没使她免受欺诈的指控。
最后，她上法庭的日子来临了。最初，巡回法庭法官查理斯？B。舒德逊（Charles B。 Schudson ）觉得很难找出卡波蒂罗太太的罪行。在他看来，福利欺诈意味着双重领款：得到了全部津贴同时又有工作。
在律师解释了有关存钱的规定后，他明确表示他对这些规定不以为然。他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多么有力地对我们社会的穷人说：不许储蓄。”舒德逊法官说，当布什总统在推行他的家庭储蓄账户计划时出现这种情况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显然，这个国家只鼓励富人储蓄。”
其他人有不同看法。该县福利工作人员索菲娅？帕蒂皮罗（Sohia Partipilo）说，帕蒂皮罗太太的储蓄引起了她究竟是否需要福利支票的问题。处理这件事情的帕蒂皮罗太太说：“我们不是储蓄贷款协会。我们不是在月底赠送会员礼品。我们只是帮助你渡过难关。”
卡波蒂罗太太可以打这场官司。她的律师，后来甚至法官都说，有一个陪审团将会站在这位福利母亲一边的好机会。连检察官也承认，只要她把钱花掉而不储蓄，她就可以免于法律追究。
但对卡波蒂罗太太来说，上一次法庭已经足够了。她如此受到惊吓，而且喉咙如此干哑，以至于法官几乎听不到她的讲话。她承认有罪，罪名是“没有报告情况的变化。”法官判她一年缓刑，并命令她偿还1000美元。
资料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6； 1990； pp。1，11。
结论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社会的收入分配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最富的人的收入不超过最穷的人的收入的4倍。虽然不平等的衡量是困难的，但显然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已大大超过了柏拉图的建议。
第一章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但是，对于应该如何把这一原理运用到收入分配中很少有什么一致看法。现在的哲学家和决策者对多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为合意可取，或者甚至对公共政策是否应该以改变收入分配为目的，看法并不一致。公共政策的许多争论反映了这种不一致。例如，当税收提高时，法律制定者就会为税收应该落在富人身上多少，中产阶级身上多少，以及穷人身上多少而争论不休。
经济学十大原理的另一个是人们面临交替关系。当考虑经济不平等时记住这个原理是重要的。惩罚成功和奖励失败的政策减少了对成功者的激励。因此，政策制定者面临平等和效率之间的交替关系。更加平等地分割蛋糕，蛋糕就会变得越小。这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的有关收入分配的一个结论。
内容提要
◎收入分配数据表明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巨大不对称。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是最穷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的10倍左右。
◎由于实物转移支付、经济的生命周期、暂时收入和经济流动性对了解收入变动如此重要，所以，要用某一年的收入分配资料来判断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困难的。当考虑到这些因素时，它们总倾向于表明，经济福利的分配比年度收入更平等。
◎政治哲学家关于政府在改变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的观点并不相同。功利主义者（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选择使社会每个人效用之和最大化的收入分配。自由主义者（例如，约翰？罗尔斯）决定收入分配时，我们仿佛被置于“无知的面纱”之下，这使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生活状况。自由意志主义者（例如，罗伯特？诺齐克）要求政府保护个人权利以保证一个公正的过程，但不用关注所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有许多不同的政策旨在帮助穷人——最低工资法、福利、负所得税，以及实物转移支付。虽然这每一种政策都帮助了一些家庭脱贫，但它们也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由于经济资助随收入增加而减少，所以，穷人往往面临很高的实际边际税率。这种高实际税率不鼓励贫困家庭依靠自己的力量脱贫。
第二十一章 消费者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