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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价值纯理论》中，马歇尔是以介绍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开始研究价值问题的，后来才回到效用思想上。需求表在他那里担负着解释消费者租金的大部分任务。马歇尔最初讨论消费者租金时用的是“满足”而不是“效用”；而且是以煤价为例来衡量新增1吨煤所得的满足。马歇尔说：“一个人为获得任何满足刚好愿意支付而不愿放弃它的那个东西就是……衡量他的满足的‘经济尺度’”。在187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尺度问题对马歇尔来说还不可怕。为了得出个人消费者租金的完整的“经济尺度”，马歇尔（以煤为例）又加进了下述差别：某人为每新增1吨将会支付而不是放弃它的价格，同他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结论是“他所获得的全部消费者租金……是……22．5镑”。
在分析接近尾声时马歇尔才把杰文斯和效用引进他的研究，用的是一句插入语：“我们可以经由另一途径说明同一事情”。马歇尔的确是这样做的，他简单地重申了早已提出的论据，只是用“效用”一词代替了“满足”，与此同时两次提到杰文斯。简而言之，马歇尔把个人需求曲线解释为个人效用曲线，从个人需求曲线轴线读来的同一些数目字，被用来解释该人效用曲线的数量。
马歇尔显然得出结论，妨碍我们制定个人效用表的惟一因素是“我们不可能估价个人在一定价格下将会购买的数量……”这个困难并不大，但它显然是促使马歇尔从考察个人需求曲线跳到考察集体需求曲线的原因。马歇尔说“交易统计材料一般来说能使我们得出某种商品对整个市场的需求曲线……”而且“我们用这种方式可以发现使用中的商品对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价值的经济尺度。”他承认这里有新的困难，即他的混合的使用价值曲线只能粗略地衡量人的满足，因为这种衡量包含下述假定：“一先令对一个人所值的快乐……（等于）……一先令对其他任何人所值的快乐。”马歇尔知道这个假定不完全正确，“因为一个富人对一先令所估价的满足，同一个穷人愿为之支付一先令的满足是不宜加以比较的”。对于用需求曲线来决定一个集体的消费者租金，马歇尔还加了另一个限制，因为需求曲线实际上只是在非常接近现行市价时才能被了解。这样，市场需求曲线只能用来估价总效用的变化，而不是估价总效用本身。不过这些限制没有阻止马歇尔继续使用消费者租金概念。事实上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主要是研究各种赋税对作了如此限定的消费者租金的影响，并且以他所熟知的情形告终，即“政府”能通过征税增加产业成本，通过补贴降低企业成本，以增进“公共财富”。
Ⅲ
马歇尔《工业经济学》对边际效用的陈述，比《国内价值纯理论》的陈述更简略，这是可以理解的，后者是为专业经济学家写的，而前者的对象是广大的非专业读者。但两本书对边际效用的运用基本相同。马歇尔像过去一样仍以价格测定效用，只是例证有所改变：他用法兰绒代替了煤炭。马歇尔说：“用杰文斯先生的巧妙措辞来说，一码法兰绒对他（消费者）的1最后效用是用一先令来测定的”。他毫不犹豫地说：“六便士的最后效用对穷人要比对富人来得大”，这说明能够进行个人之间的比较。马歇尔这次显然对“最后效用”一词表示满意，称之为“巧妙的措辞”。后来他又未加解释地转而反对采用它，代之以“边际效用”。
实际上，读一遍《工业经济学》即可看出，马歇尔早在1879年前后还没有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他的价值论。虽然他是联系价值来运用效用思想的，但这是次要和偶然的。边际效用部分地解释需求，需求部分地决定价值。他在序言中表示希望“沿着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路线，制定一种价值论，工资论和利润论，它们将包含当代经济学家们劳动的主要成果。杰文斯显然被看作是为数不多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马歇尔这本书更多地接近于穆勒的路线。从马歇尔对杰文斯理论（决定价值的是效用而不是生产成本）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把杰文斯摆在什么地位。他既不支持李嘉图，也不支持杰文斯，而是试图把他们的理论加以折中。他说：“有人（如李嘉图）认为决定价值的只是生产成本。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另有一些人仅仅把效用作为价值的基础。这也是不正确的。效用是价值的一个条件；而且在商品供应固定不变的条件下，效用还决定着价格。不错，每种商品的价格必定是它的最后效用的尺度；最后效用是该商品对那些刚刚愿意买它的人的使用价值。但是，认为这个最后效用决定价值则是不对的；因为根据需求法则，最后效用是随着供出售的商品量的每一变动而变化的。因此，销售量，从而其最后效用，决定于供给和需求状况之间的关系。”
马歇尔本人对《工业经济学》论价值的这一部分是不满意的，也许部分地因为如此，所以在《经济学原理》问世后，马歇尔就把《工业经济学》压下来了。他时常说到《工业经济学》的肤浅。他在1907年的一封信中说：“（我）发现我写了一本价值不高的通俗的书，他不能不是肤浅的，我对它感到讨厌”。然而在马歇尔把这本书压下来之后，谁也没有同意他的看法。埃杰沃思认为这本书很好，还说杰文斯在他面前一直高度称赞这本书；陶西格说：“它（指上述《工业经济学》是敏锐的。独立的和积极向上的思维的一个标志……作为一种看法，它的水平超出了后来的著述，它仍是值得研读的。”
Ⅳ
马歇尔下次提及边际效用是在1881年年中为《学会》撰写的评论埃杰沃思《数学心理学》的文章。埃杰沃思的这本书使马歇尔感到高兴，差不多就像杰文斯的《理论》使他当年感到烦恼一样。他开头就说：“这本书是天才的明显标志，而且预示伟大事业即将来临。”马歇尔没有把这句开场白具体化，反而对作者的方法和少数几点观点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他看到埃杰沃思和杰文斯的主要成果是相同的，并作了直率的表述。他认为埃杰沃思对“交易条件不固定或不能决定的一系列场合”提出了“一种新解释”、新应用和新演绎。不过这并不说明马歇尔在十分明确地反对杰文斯《理论》的同时，接受埃杰沃思的《数学心理学》。对于过去10年间经济分析中效用思想的不断加深的了解，在马歇尔观点的转变上不自觉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从评论埃杰沃思的《数学心理学》到他的《经济学原理》初版问世，马歇尔发表了许多著述，其中有两篇可能包含关于杰文斯运用边际效用的踪迹。不过只有“经济学的现状”这一篇（ 1885年2月24日在剑桥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说，当时他刚获得该校经济学的讲席）涉及到杰文斯，甚至还暗示了边际效用对经济学的影响。另一篇“关于价值理论”（摘自马歇尔给《经济学季刊》的一封短信），既未涉及杰文斯，也未提及效用，而是主要论证他自己的“生产成本”（与价值论相关）概念的正确性。在评论经济学现状的就职演说中，马歇尔有三次注意到杰文斯，但他并没有特地把杰文斯和效用学说联系起来。事实上他的评论1885年经济学现状时连效用这个词也没有提一下。他对效用思想充其量说到这样的程度，例如，他说经济学家的工具一定要“用来分析对各种不同物品欲望的实证动机……”“同一货币额对穷人比对富人有更大的快乐。”
很显然，马歇尔在 1885年还不曾抱有1870年代初“三位一体”使经济学发生革命的想法。他开始对效用思想作深入研究并将它更严密地同他的经济分析工具联结起来，是1885年到1890年的事。这期间他首次获得剑桥大学的讲席；当时杰文斯去世不久，马歇尔在写他的《原理》。从1871年到他1885年来到剑桥，边际效用思想在他的著作或对经济学问题的思考中不起重要作用，只是在1890年问世的（原理）中边际效用才成为他的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Ⅴ
所有的证据表明，马歇尔在1891年前很少注意到边际效用，那么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史家有时还把马歇尔列为边际效用思想的独立发现者之一呢？第一次提出这种论断的是潘达里奥尼，他认为马歇尔在读到杰文斯的《理论》之前已经在剑桥讲授边际效用理论了。他没有指明这一说法的来源。他可能是从福克斯威尔与杰文斯通信（1886年公诸于世）中得出上述看法的。
在马歇尔1869…1871年的学生中，惟有福克斯威尔对马歇尔这期间的讲演进行过评论。对杰文斯的评论导致了以为马歇尔独立首创了边际效用的印象，虽然他没有公开要求把马歇尔作为边际效用思想的一位先驱者。不过，1874年底或1875年初福克斯威尔可能根据这个思路给杰文斯写过什么（他认识杰文斯）。杰文斯在1875年2月7日的复信中曾对福克斯威尔告诉他“剑桥近来哲学问题上的观点”表示感谢，并说：“我不了解马歇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数学理论已有了如此长期的考虑，而令人遗憾的是，延搁了这么久发表出来”。这句话虽未说到“效用”，但下面一句却暗示他说的可能就是效用：“我力主我的效用概念是正确的，而且是为数学理论奠定基础的惟一健全的途径。”
大约5年后福克斯威尔再次提起这个问题，而杰文斯在1879年11月14日的复信中作了更详细的回答，甚至带有几分恼怒。杰文斯说：“至于马歇尔的优先权，我一点也不想提出疑问，既无此愿望，也无什么根据。一方面，你看来忘记了我的理论的各个基本点早在1862年已充分表达出来了，那是在不列颠协会的剑桥会议上。我没有理由设想马歇尔看过我这篇简论的任何发表的报告，不过，当然，另一方面，在我1871年的著作中，我也不可能从马歇尔借用任何东西。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确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已经发现了诸如戈森、古尔诺、杜皮特等人早期的著作。”
福克斯威尔提到，杰文斯的《理论》和“马歇尔的讲授（先前已恢复和扩大了古尔诺的思想）”对英国经济理论发生了不寻常的影响。但是，恢复和扩大古尔诺的思想完全不需要运用边际效用思想。
Ⅵ
认为马歇尔在读到杰文斯《理论》之前已经在其分析中运用了边际效用观点的另一个来源，无疑是凯恩斯写的杰文斯传记，而凯恩斯又是（在某些方面）依据他的同事福克斯威尔的说法，此人当时仍健在并有活动。凯恩斯在这篇传记中实际上并没有断定马歇尔1871年前用过边际效用思想，但他也没有冲淡这种印象。例如，帕森斯说：“凯恩斯告诉我们，马歇尔是边际效用原理的独立发现者”，他还引用了《马歇尔纪念文集》第23页的话作为证明。这一页显示出凯恩斯仅仅暗示马歇尔发现了边际效用原理，实际上最强烈暗示马歇尔优先权的段落是在前面两页。凯恩斯在这里说：“到1871年他（马歇尔）沿着这条路线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他向学生详细讲解了这一新思想，以及他的图解经济学的基础。在那一年出现了杰文斯的作为独立工作成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马歇尔来说，杰文斯这本书的问世必定是一件有点令人失望的事。因为它从马歇尔正在缓慢制定的新思想中夺走了最精彩的部分，而且在马歇尔看来，杰文斯还没有给予适当和正确的陈述。但它却给了杰文斯有关‘边际的’（或如杰文斯所说‘最后的’）效用思想的首创权。马歇尔对优先权的说法是极有保留的。他对杰文斯的无可争议的要求听之任之，同时却间接地但又是相当明确和肯定地指出，他自己的著作很少或完全没有借重杰文斯。”
从字面上看这段话并没有说到马歇尔在读到杰文斯《理论》之前研究过边际效用。第一句话中的“这条路线”和第二句话中的“新思想”所涉及的可能是马歇尔对图解法的应用。而所谓杰文斯《理论》“从马歇尔正在缓慢制定的新思想中夺走了最精彩的部分”则可能是指效用以外的其他东西。这段话的最后提到了效用，并提到了马歇尔的要求，但他对此未于置评。
凯恩斯1936年向皇家统计学会宣读的《W．S．杰文斯》的论文再次谈到马歇尔和杰文斯的关系。凯恩斯说杰文斯的《理论》“在1871年并非是惟一首创的，尽管它在1862年已经形成了……”这是因为可以设想的理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