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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提出了交换价值的学说。”瓦尔拉斯于是连忙开始和门格尔通信。门格尔在复信中讨论到数理经济学，如果他对数学毫无兴趣，或者缺乏数学知识，他似乎不会写这样的信。门格尔在信中列举了他本人收藏有关政治经济学的10种数学著作，并表示愿意借给瓦尔拉斯。如果门格尔同数学只有淡淡的关系，他自己断不会收藏这么多数学书，即使他是一位收藏家。此外，在上述10种书中，有一种是古尔诺的。门格尔在给菲尔博根的信中说过古尔诺的著述“对我的思想发生了特殊的影响”。
遗憾的是，我们对他同他的弟弟（年龄比他略小）的关系一无所知，特别是考虑到他的数学。他的弟弟安东·门格尔出于爱好于1867年开始研究数学，1891…1894年间以朱利叶斯·伯格博姆博士的笔名发表了若干篇关于改革微积分学的研究论文。门格尔在1867…1871年间可能受到他弟弟对数学浓厚兴趣的影响。
Ⅳ
直接注意到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年）边际分析的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是约瑟夫·加尼尔，他是《经济学家杂志》老资格的主编。瓦尔拉斯于1873年（时年38岁）把他即将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样张60页寄给加尼尔，请求发表。
两个月后，瓦尔拉斯再次试图引起人们对其即将问世著作的注意，他向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宣读了一篇题为“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的论文提要。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要观点，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时说：“我在我的科学领域有了一项重要的发现，我在暑期向学会作了汇报。人们对整个报告的反应冷淡。”
研究院稍后于1874年1月的《会议与工作》上发表了瓦尔拉斯的论文，这是他的边际主义研究成果的首次问世。他意识到他的论文如果不在其他刊物发表，就很少有人看到，因此他再次请求加尼尔发表他的一部分手稿。加尼尔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拒绝了，理由是“我们的读者99％都不会欢迎和欣赏这种著作”。加尼尔往常是善待瓦尔拉斯的，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拒绝的同时，又答应给他其他帮助，说是“考虑到您是已故政治经济学教授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哲嗣，富有才华，虽然脾气大了些”。瓦尔拉斯立即表示接受加尼尔的好意。于是加尼尔在《经济学家杂志》1874年4月号上转载了瓦尔拉斯发表在《会议与工作》上的论文，这是他应允给瓦尔拉斯帮助的一部分。杰文斯从这一转载的手稿中得知瓦尔拉斯持有和自己相似的观点。
瓦尔拉斯从1873年年中就开始争取古尔诺的支持了；由于过去曾受惠于他，所以瓦尔拉斯邀请他来研究院听自己的报告，同他磋商彼此的观点，请他出面同出版商哈歇特联系，还请他帮着写一篇数理经济学的论文。古尔诺（1877年去世）愿意帮忙，但他无能为力，他忙于自己的家务和出书事宜，而且，他发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年）之后不久，患上严重的眼疾，以致在后来30年间放弃了一切数学研究。
据瓦尔拉斯自己说，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缘起于1848年偶然听父亲阅读政治经济学文稿。他回忆说：“我14岁时已得知土地及其产品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该价值来自与效用相结合的效用。”这种认为价值与效用之间有一种合理联系的看法，可能促使他走向边际主义。然而，瓦尔拉斯把自己看作政治经济学家却是大约10年之后的事了。这个转变发生在1858年夏，当时，他在浪费了4年光阴和7000法郎而未能当成工程师，得到父亲谅解之后，瓦尔拉斯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答应继续他父亲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未完成的工作。25年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这有点像是父亲为我提供了铅笔初稿的一幅油画。”
所谓“铅笔初稿”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强调效用及其同稀缺性的关系，结果就有了“稀缺性”的概念，这个概念表现为一种比例，但这还不是边际主义。其中还有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未经解释的鼓励在政治经济学中利用数学的思想。这个草图留下了不少需要填充和修正之处。
瓦尔拉斯在1858－1870年期间虽经多方努力，但未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立足之地。在巴黎的12年中，他未能把数学和效用之间的重要关系加到那草图上去，尽管他在1860年和1869－1870年间尝试过两次。
假如瓦尔拉斯不曾被意外地聘为洛桑的教授的话，他的生活也许就会这样继续下去。这一任命减轻了他的一些旧的义务并得到了新机会。这无疑改变了边际革命的进程。他于1870年12月11日到达洛桑，为此他的父母付出了3O00法郎，雇人替他服兵役。在这新的环境中，他再次努力把政治经济学和数学结合起来。他到达洛桑不久写信给妻子说：“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了另一位同事、研究院的数学教授盖伊先生，并和他探讨了几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瓦尔拉斯什么时候第一次获得边际效用这个难以捉摸的基本概念呢？贾菲查阅了所有的通信和有关文件（含未发表的），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里昂·瓦尔拉斯到洛桑以前的文件中，还是直到1872年10月19日为止的工作计划中，都没有任何一点效用最大化理论的迹象。”关于这个日期的一点“暗示”，是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正在和洛桑的机械学教授安东·保罗·皮卡德研究他的即将出版的著作，“拟修改一些代数公式”。皮卡德早些时候曾向瓦尔拉斯提出过一个评注，贾菲说这个评注“对于使瓦尔拉斯运用数学观点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如果说皮卡德使得瓦尔拉斯运用“数学观点”，那么，瓦尔拉斯的《要义》一书临近出版还没有讲到边际效用，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份手稿，并开始找出版者。一个多月前，他在写给出版商吉约曼的一封信中曾说，他的关于纯经济学的著作“今天已经差不多全部完成了”，而且是一种“完全新的形式”，意思是说他运用了数学方法。
Ⅴ
前面几节意在说明边际主义是在1862－1873年期间由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人逐渐发展形成的。这些新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具有年轻人的观点，觉得不必拘泥于当时流行的但阻碍进步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各人也都有一种使命感。各人经历了不同的环境，最后都扩大了欲望或者效用在对经济学的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三个不同国籍的人将他们的欲望概念或者效用概念和微积分的基本概念结合起来的时候，边际效用就出现了。
从1873年到19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边际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是寻求人们接受和支持边际效用的历史。边际主义，作为得到人们承认的经济学的一部分，直到有人支持和接受以后才开始。杰文斯、门格尔，特别是瓦尔拉斯，是这种争取承认的奋斗史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是新人这一事实，使得他们长期没有助手。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不久就彼此相知，但是差不多10年后瓦尔拉斯和门格尔才开始通信。有人很快向他们指出已经有过前辈。主要的前辈是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他的发现在1878年杰文斯就写信告知瓦尔拉斯了。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一致承认戈森走在他们前面。关于其他的前辈，他们的意见不尽一致。乔治·弗里德利希·科纳普于1874年提出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要瓦尔拉斯注意。罗伯特·亚当森则于1876年向杰文斯提出。瓦尔拉斯发现，杜能的著作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兴趣，最后在一封给杰文斯的信里说：“不管怎样，我怀疑是否有多少东西可取。”杰文斯始终没有对瓦尔拉斯的评价表示意见，但是他在《理论》一书的1879年版本里仅仅提了一下杜能的名字，而用了差不多7页叙述戈森。夏尔·勒托尔1874年在评论瓦尔拉斯的《要义》时提出朱尔·杜皮特的名字。和对杜能一样（但原因不详），瓦尔拉斯不承认杜皮特是前辈。瓦尔拉斯于1874年对杰文斯关于《杜皮特先生的回忆录》作了评价，他说：“杜皮特事实上已经接触到效用的数学表达方式问题，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解决”。后来杰文斯写信给瓦尔拉斯说：“不可能不承认杜皮特对这门学科有很深的理解，并在效用的基本概念方面比我们先走了一步。”瓦尔拉斯立刻复信说他不同意杰文斯“对杜皮特先生的回忆录的评价的意见”。
卡尔·门格尔似乎不大费力就获得了一些支持者。然而，他所费的气力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人们对他的结果知道得较多，而对他的活动知道得较少。表面上他单凭他的《原理》一书的优点就首先取得两个主要支持者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忠诚拥护。然而，奥地利学派的创立延迟了，因为维塞尔在1884年以前完全没有发表什么关于边际主义的东西，而庞巴维克直到1886年才开始。关于门格尔在这些著作方面的作用，人们知之不多。
杰文斯认识到他必须想办法传播他的见解。因此，他于1866年发表了一篇比他原来论文长的文章，刊登在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地方－《皇家统计学会会刊》上。晚些时候，他准备了一项篇幅可以出书的精细作品，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由麦克米伦公司于1871年出版。1875年杰文斯写信给他已经认为是盟友的瓦尔拉斯说：“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努力最后会取得成功，但须经过一些斗争。”在他的《理论》的第2版中，杰文斯为边际主义提供了他最初的历史和文献目录，这两者有助于奠定这个问题的地位，并增进人们的理解。可是杰文斯忙于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加以推动，而且不幸于1882年去世。他始终不知道门格尔有同样的观点。
瓦尔拉斯在有系统地和不断地寻求人们的承认和支持方面，是3人中干劲最足的一个。贾菲编排得极好的三巨册《里昂·瓦尔拉斯通信和有关文件》中，有很大一部分叙述瓦尔拉斯为确保新经济学被人接受，从1873年到1909年所作的不懈努力。
瓦尔拉斯认为他知道必须怎么办。他有一个科学革命的计划，那不仅是宣告此项革命性的发现。瓦尔拉斯在1883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有了发现还不够，必须懂得如何造成一种形势，使这些发现能被人理解。”他有足够的革命热情，肯用他自己的钱资助边际革命。1901年瓦尔拉斯估计他已经从继承的家财中花掉了5万法郎（等于他最高年俸的10倍）推展他的学说。从一开始起，瓦尔拉斯就估计到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会忽视他的著作。瓦尔拉斯的想法推动了要把边际效用引进政治经济学的斗争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是有助于斗争的最后胜利的一个因素，因而也有助于边际主义的兴起。
国际化的计划第一次出现于1873年，当时瓦尔拉斯告诉加尼尔，如果法国人固执地把我当作“一个梦想者”而不予理睬，他将诉诸“外国公众的评判”。他于1874年3月12日确实开始有系统地寻求外国支持者，他寄了内容相同的信给“一个在英国的朋友和一个在德国的朋友”（这两个人和他都是合作运动的成员），以及一位在日内瓦的大学教授（此人熟悉意大利的情况）。在这三封信中，他请对方提供一个精选的教授和主编的名单，以便他可以把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单行本送给这些人，希望以后“和他们发生关系，这些人会深入钻研我的思想，加以讨论”。瓦尔拉斯在一封信中解释为什么“在发表时略有更改”，他说因为他的著作是“很科学的但不太通俗”，他不得不向远处去寻找即使是一小批的读者。他又进一步说明读者对他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出版人只有在他的新著的第一部分的销数确实可以保证不赔本以后才会印制第二部分，这项协议把瓦尔拉斯的《要义》的第二部分延迟到1877年才付印。他估计他的《要义》会有成功的机会，如果能在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找到30个人“能够阅读、评判，并公开予以支持”。
瓦尔拉斯最初的3封信找到了两个意大利的、7个德国的和16个英国的有希望的对象；但是只有一个意大利的和两个英国的通信者对瓦尔拉斯的倡议作出反应。这个意大利人是阿尔贝托·埃雷拉，他使得意大利向边际主义开放。杰文斯是给了复信的第一个英国人，他说已经读过《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瓦尔拉斯的文章。他1874年5月12日写道：“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