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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写道：
他的（杰文斯的）“最后效用”概念是机巧的。但是，它充其量不过是表述同质商品的价格概念的一种方式，表示承认由无穷小增量所带来的增加。指望用这种办法把经济理论置于数学方法的支配之下是徒劳的。经过上百页的数学论证，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第103页）一种所谓“精细的计算”（《双周评论》，1876年11月，第617页），据说，“整个交换理论和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基石”就在这种计算之中。它表示为这样一个命题：“任何二商品的交换率，将是消费者在交换完成后所得商品量的最后效用程度比率的倒数。”只要我们仍停留在这个完全形而上学的名词即效用的范围内，便不能证实和理解上述命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数量上去估计最后的（或任何别的）效用的心理感受。但如果我们把它译作实际生活的语言，用一个人为得到某物的效用而付出的东西来衡量该物对他的“效用”，则这个命题立刻就显示是真的。因为杰文斯称作“最后效用”的东西不过是每单位量的价格，所以上述命题所表示的是：在一个交换行为中，付出的某商品量与其单价（以第三物来估价）的乘积等于所获得的商品的相应乘积一这个真理显然不需应用高深的数学即可发现。
我们全文引证了英格拉姆的这段话，因为它是在经济思想通史中对边际效用的最初评价。对英格拉姆这位厌弃演绎法而宣扬历史方法优越性的人来说，上述论述完全是非历史的和演绎的。
1870年和1890年间只有另外两本经济思想史提到过杰文斯、门格尔或瓦尔拉斯的名字，但他们都没有把这3人联系起来。也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人同边际效用联系起来。这时期发表的许多其他历史著作连这一点暗示都没有。下列作者完全忽略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欧根·杜林，弗朗西斯科·马里奥梯，亨利希·库茨，莫瑞茨·迈伊尔，夏尔·佩林，H。艾森哈特，古斯塔夫·科恩。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附录 1890年前后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的描述
Ⅰ
在1890到1909年的20年间，没有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学派作过完整的论述。莫里斯·布洛克的《亚当·斯密以来经济科学的演进》提供了最充分的考察。他的讨论散见于两卷各处，他在第1版中既忽略了戈森，也没提到瓦尔拉斯；不过在差不多20年中，他的书在经济思想通史中仍算得上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最充分的论述。类似的著作只有早些时候问世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简史：从亚当·斯密到阿诺德·托因比》，作者L．L．普雷斯，本书是简史且限于英国。
这一时期的另外两部历史著作，L．科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和H．D．麦克劳德的《经济学史》，并没有把边际效用思想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宝贵的思想，因而只给了它少许论述。还有一本历史著作几乎没提边际效用。除以上著作外，1890到1909年间问世的历史著作再无提及边际效用论者，如果说其中哪一本谈到过边际效用学派的3位奠基人的话，也只是把他们同数理经济学或历史方法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在经济思想通史中加进边际效用学派在1909年前进展甚少的话，至少专家们在这个时期对该学派先驱者的了解有了增进。奥古斯特·杜波依研究了17世纪的先驱者。文森索·坦戈拉考察了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对效用的运用。阿尔弗雷德·普林什姆把丹尼尔·伯努里关于边际效用的著作从拉丁语译成德文，同时鲁德维格·费克撰写了一篇历史导论。阿瑟·鲁宾探讨了把杜能算作先驱者的可能性。不过，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应数E．R．A．塞利格曼对W．F．劳埃德著作的发现。塞利格曼高度赞扬了劳埃德：“对许多人来说，得知下述情况将是令人惊奇的：边际效用理论最早是一个英国人的发现；劳埃德教授在1834年，即先于杜皮特10年，先于戈森20年，先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再发现一代人以上，就已经提出了实质上相同的理论。”在作出这一杰出的发现的同时，塞利格曼还把下列各位著作家包括进效用的阵营：约翰·克雷格，爱德华·罗杰斯，萨缪尔·贝利，查尔斯·弗朗西斯·科特里尔，芒梯福特·朗菲尔德，伊萨克·巴特。塞利格曼的发现对经济思想史发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全部效果，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再说奥地利价值论”。这个时期出现了价值理论的专题史，其中有些包含了对边际效用标准历史的很好的阐述。欧根·派梯特的一篇是其中最长和最好的，它是作者于1897年向巴黎大学提交的论文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在其价值学说史中对边际效用论作了相当好的论述，他们是鲁道夫·考拉，鲁约·布伦坦诺，和伯纳德·罗斯特。但他们对边际效用学派的讨论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此外，经济学辞典中也出现了对学派的历史解说。
Ⅱ
1909年以后，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故事完全地并入经济思想通史；它以及随后出现的论述边际效用论发展的某个部分的专史，包含着两个基本成就。
最早采纳先驱者、革命和后继者这一标准说法的荣誉，为以下三部经济思想史所分享：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的《经济理论史》（1909年），里威斯·汉尼的《经济思想史》（1911年），和奥斯纳·斯潘的《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1911年）。促使他们介绍边际效用的是什么原因？一般来说是出于弥补1871年后逐年扩大而至今已几近消失的分歧，同时也保全了历史学派的说法。特殊地说，季德对杰文斯早有兴趣，从而使他倾向于效用分析；斯潘居住在维也纳，他是不能回避边际分析的；汉尼对美国经济学家中已时新流行的思潮一定抱有强烈兴趣。这三本书长期畅销不衰，发生了广泛影响。所有其他历史著作不得不同它们竞争。它们已经指明了道路，几乎所有后来的历史著作都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出版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不下20部，其中大部头的有11部。这11部至少在1950年仍在印刷出版。在1911到1940年间至少还有同样数目的篇幅和影响较小的书问世，它们在1950年前已经绝版缺售。一些简史著作包含着对边际效用史的恰当和标准的说明，（即熊彼特和塞林的说明），但它们中的大部分解说是不完整和不详尽的。
上述11部主要著作遵循标准的说法对边际效用学派作了实质性的叙述。如果是按编年方式来写学说史，则边际效用问题通常被置于著作之末。实际上，这些历史书读起来仿佛只是在古典衰落到今天之间插进了一段同历史方法和社会主义的越轨的短暂调情以及对边际效用的领受。
当然，这11位作者在处理边际效用学派方面也表现出许多值得注意的差别。布克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的处理可以作为一个有意拉长篇幅、过分修饰和一般来说考虑周详的著作的标准。佩克的书像布克的一样包含着过多解释性资料，比任何其他人的书都显得多。威特克是按论题来写的。他把边际效用作为一个课题并作了标准论述。斯科特偏重于奥地利人，根本未提瓦尔拉斯。密契尔，罗尔，福古森和格雷全都作了适当与标准的叙述。高纳德像一般人一样对边际效用甚少感兴趣，但即使是他，也明确勾画了边际效用历史的基本轮廓。
战争期间（40年代前半期），由于出版业仍然停顿，所以手稿压下来了。战后，出版商发现对各种书籍特别是对各种教科书的需求很旺。于是经济思想史著作成倍地增加了。1943年后的10年间，新版和再版的经济思想史不下20种。
几本较老的和成功的经济思想史的出版商拿出了新的版本，有的是修订本。修订本总的来说未加更改地保留了有关进际效用学派历史的论述。这个时期大约有10多本思想史方面的雕虫小技之作上市，其中每本都包含某些有关边际效用标准说法的片断。
大约1950年代初，出现了一大批各种不同的，新的和重要的历史著作，形成了40年中经济思想史中的第一次重大变化。这些著作的出现，使季德和利斯特，汉尼和斯潘的久负盛名的著作显得陈旧了。主要的差别是，在新著作中扩大了论及比较近期的经济学发展的部分。它们的变化是直接的，明显的和早就成熟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经济学的国际需要，就像1910年发生的变化一样，因为这些历史的著作家是以不同语言撰写的，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荷兰语。在这些新的历史著作中，作者们明显地改变了重点：边际效用史的论述不再被置之最后，而被提到全书中部之前；给1870年代之后经济学发展的篇幅，同讨论1870年之前各种事件的全部篇幅一样多。在其他一些著作中，甚至全书刚过半就开始讨论三位奠基人的革命了。
在先前各时期已经讨论过的价值理论史在20年代仍继续讨论，但这方面著作的数量在减少，质量更贫乏了，没有比正统的关于边际效用论的发展的说法增加任何新东西。经济百科全书中的解说变得更长了。这一时期发表的杂志论文虽然主要是分析性的，但也澄清了边际效用史上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关于先驱者的详尽研究。从对17国1927年经济学状况的观察，可以看出边际效用深入经济学的程度。这番考察表明，边际效用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成了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不过，专门致力于边际效用史的专题著作开始出现这一事实，掩盖了这一最后时期所有其他的发展。在任何思想发展中，最后阶段必定要由这种专题史阶段所构成。奥托·温伯格于1926年写了第一部这样的著作《边际效用学派》。他在每个场合都回溯到标准的说法。哈耶克在评论该书时，抱怨它名不符实，因为该书大部分篇幅无视先驱者和奠基人的著作，也很少涉及边际效用学派。皮若的两本多次重印的书：《边际效用》（1932年）和《均衡经济理论：瓦尔拉斯和帕累托》（1934年），尽管把奠基者分成两半，尽管后一本书包括一些不相干的内容，但仍是对边际效用史资料的蛮不错的处理。爱德华·弗朗西斯·斯克鲁德的《边际效用理论在美国》（1947年）处理了这个历史的一个特定部分。对边际效用的最出色的一篇纯粹历史的论述，是乔治·斯蒂格勒为《政治经济学杂志》（1950年）撰写的两篇论文：“效用理论的发展”。作者把他的历史研究限于主要著作家和所选择的论题，但是，在这双重限制的范围内，他作了极好的历史叙述。在边际效用的历史论述中，斯蒂格勒第一次解释了帕累托时代及其以后出现的各种观点；在历史讨论中，第一次包括了效用的衡量可能性这一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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