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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增减的 ……” 方法，以及如何 “ 估量在选择和志愿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感情比较量 ” 。他还详述了快乐的强度和持久性的观点。最后他讨论了效用的预期。他指出： “ 预期的影响不过在于使理论的其他部分复杂化，而不会改变它。 ” 他还强调说： “ 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现在效用即现在的用途和估计的将来的效用 ……” ，这一句是《简报》中没有的。
在论及边际效用递减的部分，杰文斯作了重要更动。在1866年付印前他可能改写了这个部分。因为他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特别在表述边际效用观点时是这样。他1860年写给兄弟的信中第一次谈及这一思想时，他说的是“ 所使用的最后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 ” 程度；当他说 “ 效用比例 ” 时指的可能也是同样的意思。在 1863年的《简报》中，杰文斯一开头就谈到“ 最后增量的效用比例 ” 并说要称之为 “ 最后效用程度 ” 。在这里他首次使用了与效用相关的 “ 最后的 ” 这个词。在 1866年的论文中杰文斯首次谈到“ 一物最后供应的效用 ” ，并说 “ 我们必须追溯至无限小量；我们所谓 ‘ 效用系数 ’ 是指物品的最后增量或无限小供应量与其所引起的快乐增量之间的比例，这两个增量当然是以其适当单位估算的。 ”“ 效用系数 ” 是一个新概念，早先的论文中没有出现过。 “ 最后效用比例 ” 在同一论文中稍后处又出现过，但没有下定义。杰文斯可能把第一个 “ 最后比例 ” 变成了 “ 系数 ” ，但没有变更第二个。《简论》还有几处若干侧重点和不多几处新增的内容。杰文斯强调了效用递减法则的意义，这在早先的论文中是没有的，他称该法则是 “ 全部理论中最重要的法则 ” 。他把不可分割的物品这一情况包括在内，而过去他只涉及到完全可分割的物品。他评论了他的方程式体系在不可分割物品的场合失效的经济意义。他还加了一段，指出人们将发现不了他的模式所要求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 “ 在理论上是完全复杂的 ” ，在现实世界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 “ 近似的和经验的法则 ” 。他通过更详细地论述交换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来说明效用的应用。
杰文斯在《简论》中深入分析了交换与生产本身的联系。他认识到一旦引入物品的生产就会增加一系列未知数和同样多的方程式。杰文斯—— 对他早先扼要提及的论点重新作了长篇论述 —— 在瓦尔拉斯有关著作问世之前已经表述了一般均衡的基本思想。
杰文斯说：“ 从两人和两种商品的情况所得出的交换原理，对任何数量的当事人和商品也是适用的，它不仅适用于国内的一般贸易，而且适用于人群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
“ 方程式数目将依照简单的结合法则十分迅速地增加起来。
“ 由于把交换理论和劳动理论、生产理论联系起来，每人生产量将取决于交换的结果；而交换的结果可能大大修正效用的条件。
“ 这样，一系列新的末知数就出现了；不过，决定这些未知数的同样多的方程式也是可以成立的。每一个这样的方程式都处于产品最后增量效用和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增量之间。 ”
瓦尔拉斯理应获得他应得的荣誉，因为他详尽地发挥了更广泛和更复杂的模式，而杰文斯仅仅提出了蓝图，而且后来他显然把这个蓝图也遗忘了。
Ⅲ
1866年以后五年间，没有经济学著作谈及杰文斯的任何一篇早期的效用问题著述。惟一提到的是一篇刊载于《经济学家杂志》的短评，作者是莫利斯· 布洛克，他后来对边际效用首次作了广泛的考察，人们有时把他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一员。布洛克关注的主要是杰文斯提倡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瓦尔拉斯注意到了布洛克的评论，他作为上述期刊的读者，在自己从事效用理论研究五年之前就已经对杰文斯的理论有所了解了。
杰文斯从1866年年中到1870－1871年冬开始写《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段时间，对效用理论没有给予多少关注。甚至作为F组的主席发表的演说也没有对经济学中抽象的理论分支表示兴趣。谁也没有想到杰文斯会在第二年出版一部该世纪经济理论的杰出著作。
发表这篇主席演说后不久，杰文斯就开始着手写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妻子对他的这个转变有详细地描述，但未加解释。她说：“ 三四年来，杰文斯的思想主要集中在逻辑上，但在这个冬天他的兴趣重新转向政治经济学，并全力以赴地写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专注于此，撰写的速度很快，但同时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 关于杰文斯 1870－1871年冬突然转而写作《理论》的缘由，他的儿子H．S．杰文斯提供了一些线索。他在《理论》1911年第4版前言中说：“ 根据我父亲的一本手稿附记，我十分幸运地发现，如果不是因为 1868年到1870年出现了弗列明· 詹金教授的论文的话，我父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可能推迟到 1871年之后很久…… 詹金教授的论文的方法显然是数学的，还包含着一些图解供求法则的精巧的几何图形。我父亲在这个附记中提到，詹金教授已经同他开始通信，讨论经济学的数学问题、曲线的利用问题。接着便发表了詹金的论文： ‘ 供求法则图解法 ’ ，结论是： ‘ 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 1871年的《理论）’” 。
凯恩斯得到了一份杰文斯儿子提到的这份附记，并将它收进了论述杰文斯的一篇论文中。凯恩斯说：“ 这份附记（我勉强可以辨认；它像通常那样写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说： ‘ 关于弗列明 · 詹金教授的这部文集和其他文集，我想作出如下解释以防误解。我的理论最初是在 1862年的不列颠协会（Brit．Assoc．）上宣读的，后来收进统计杂志（Stat．Journal），1867年（原文如此）。1868年3月，詹金教授为不列颠每季评论（Br．QuarterlyReview，原文如此）写了一篇文章，重申（？）…… 以数学语言表述供求法则。他赠我一份征求意见。作为答复，我送他一份上面提到的论文，随后还有关于这一理论正确性的一次通信，双方在信中都用曲线作为图解。 1870年詹金教授发表了‘ 图解 ’ （ Graphic
Illustration，原文如此），其中未曾提及我先前的（原文如此。？）。
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1871年的《理论》。
1872年詹金教授在Roy Soc Edin（？）的会议记录汇编中发表了（？）’” 。
遗憾的是，詹金和杰文斯的这次通信没有保留下来。当然，我们可以看看杰文斯提到的詹金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也就是詹金的全部经济著述。它们表明杰文斯担心的只是詹金利用数学方法将会夺去他自己的优先权。他并不担心在利用效用上会失去优先权，因为詹金从未涉足杰文斯论证的这个部分。
詹金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商会的。他对此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作为徒工所在的工厂发生了罢工。在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论及政治经济学与商会的关系。詹金在这里没有利用任何效用之类的观点，而利用了数学概念。他决没有把效用和价值联系起来；实际上他所表述的是一种生产成本价值论，因为他说，物品的价格“ （可以随意增加）应被正确地认为最终取决于生产成本 ” 。
两年后詹金又论及这一问题，不过着重强调的是供求分析，还提出了一种图解。他以此为英国经济学家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供求曲线分析法。但他未涉及效用问题，除非读者假定某物品对购买者的效用体现在需求曲线的某一位置上。
詹金不接受效用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即使在第三篇即最后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中也是这样。这篇文章写于他同杰文斯通信以后和他读过杰文斯的《理论》之后。在明确表述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与税收细则有关）的思想以后，詹金表示拒绝运用效用曲线而不是拒绝运用需求曲线。他说：“ 杰文斯教授用曲线把用类似于上述方式从交换中获得的效用加总起来；但是，如他所说，效用不容许进行实际的测定，而且他的曲线不是基于不同个人对他所拥有或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作的不断变动的估价，而是基于物品每一增量对每人的不断变动的效用。 ”
杰文斯一气呵成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于1871年10月出版了这本书。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三章 门格尔为《原理》所做的准备
Ⅰ
我们知道，杰文斯在1870年初发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前已经有大量著述问世。
同样，瓦尔拉斯发表他的最主要著作以前也已有了相当长一段出版史。这些出版物的一部分有助于说明他们各自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发展过程及其同经济学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考察门格尔，因为他没有什么早期著作可资我们参考，《原理》一书在他的数目单上位居榜首。
此外，无论杰文斯还是瓦尔拉斯，在为他们赢得了荣誉的著作问世以前，都有相当完整的生活记录。杰文斯有日记，还有信件的副本。同样，瓦尔拉斯也保存了书信和日记。但对门格尔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原始材料，以致使我们对他的早年生活几无所知。只有他1871年前的一点思想过程被保留下来。我们只知道这位奥地利人先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并于1867年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他任职于内阁新闻局，并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他的两个兄弟也转到这个方面），在他近30岁时，为了在维也纳大学谋一教职，应校方要求准备并提交了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
按照门格尔儿子的说法，他父亲的笔记表明门格尔是在1867年秋转向研究经济学的。门格尔不满足于成本价值论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于是在1867年晚些时候和1868年春发展了主观价值论。维塞尔说，门格尔告诉他，他（门格尔）之所以要发挥自己的观点，缘起于一位作者在《维也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出了对市场条件的分析。据说他此时已经注意到，物品价格看来并不是依照他学经济学时人们要他相信的那种方式决定的；他倾向于认为效用（而不是成本）支配物品的价格。
Ⅱ
门格尔的思想肯定是在他受聘于《维也纳报》期间形成的，不过，除了对市场的观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推动他去研究新的价值理论。早些时候转向经济学的热切兴趣进一步发展了。在研究过程中，他对德国经济学界关于价值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作了一番考察。这场争论像其他因素一样地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因而，这里试图进行的最主要原理的改革，都是建立在先前成果所尊立的基础上的，这些成果几乎完全是德国学者们辛勤劳作的结果。”门格尔肯定参照过下列各位的同《原理》的中心议题有关的著述。这些作者是：E．弗尔德布兰德，A
E．F．谢夫勒，H．罗斯勒，O．迈可利斯，A 林德伍恩，K．克尼斯和J．V．柯莫津斯基。一看即知，在通常的边际效用理论先驱者的名单中是没有这些人的名字的。
门格尔从这些德国学者关于价值问题的七篇文章中借用了哪些东西呢？首先我们可以说，门格尔没有从他们中的任何人借用任何接近于边际效用的思想。他也不可能这样作，因为这些文章没有一篇包含边际效用思想的暗示。门格尔的基本贡献也就在这里，这些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对门格尔发生影响，也没有以其他的方式影响他。但门格尔也不会在这七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写他的《原理》，德国人关于价值问题的广泛讨论的确推动了门格尔思想的形成。这些德国经济学家乐于摆脱对劳动价值论的依附，允许门格尔去探索一条需求分析之路，建立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奥地利形式；而门格尔也确实没有任何犯禁的感觉，他反而是以一种继承民族思想的姿态来写作的。杰文斯就截然不同了，他的《理论》以同英国价值论的主流相决裂而标榜。瓦尔拉斯的立场则介于杰文斯和门格尔之间，法国经济学家具有较多的伸缩性和较少的实证性。
门格尔对1870年前那一辈德国价值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