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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扭曲性回忆的经历。孩童时代，我是一个反复无常而且非常贪婪的读者，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我在一个地下室里投入地阅读各种书籍。学校关闭了，天空中落着炮弹弹片。地下室里闷得要死。我最初的焦虑主要在于如何与无聊做斗争以及接下来该看什么书，虽然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做才被迫读书不如按自己的意愿读书有趣。我那时想成为哲学家（现在仍然想），于是我感觉需要强制性学习其他人的思想。当时的形势促使我学习关于战争和冲突的理论和基本原则，我试图进入历史内部，进入那个生成历史事件的巨大机器的运行中心。
奇怪的是，对我有影响的书不是某个思想家写的，而是一名记者写的：威廉？夏伊勒（WilliamShirer）的《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夏伊勒是一名电台记者，因《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而成名。我感觉这本日记提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视角。
为什么？很简单，这部日记旨在在历史事件正在发生时描述它们，而不是事后描述。我在地下室里，历史在我面前生动地展现（炮弹的声音让我整夜无法入睡）。非理论化的历史正在我面前上演，而我正在读一个在历史进行时经历历史的人写的书。我努力在脑海中形成关于未来的电影式的画面，但发现它不那么明晰。我认识到，假如我在历史事件发生后撰写它们，它们会显得更为……历史化。在“之前”和“之后”之间存在差别。
夏伊勒有意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撰写这本书，他当前所能得到的信息没有被接下来的结果破坏。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评论在书中随处可见，尤其是法国人相信希特勒只是暂时的敌人，这就是他们缺乏准备和之后迅速投降的原因。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人认为可能发生接下来的灾难。
虽然我们的记忆非常不可靠，但日记多多少少能够提供在当时就目睹的无法抹去的事实记录，使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没有修改过的视角，并能在之后把历史事件放在它们原本的背景下研究。我想再一次强调，重要的是这种描述事件的方式。实际上，夏伊勒和他的编辑们有可能有作弊行为，我所说的“作弊”是指在出版时抹去一些事后看来对事情的发展没什么影响的元素，从而加强那些有可能让公众感兴趣的部分。实际上，编辑过程相当野蛮，尤其当一名作者被分配了一名所谓的“好编辑”的时候。尽管如此，夏伊勒的书还是赋予我对历史运行方式的直觉。人们会认为，那些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的人会模糊地感到某件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夏伊勒的日记实际上成为我关于不确定性的培训教程。我想成为哲学家，但当时还不知道大部分职业哲学家如何谋生。这一想法促使我去冒险（而不是从事思考不确定性问题的刺激工作）和从事数学及科学研究。
出租车里的启示
我将在下面讲解第三重迷雾—学习的诅咒。我近距离观察了我的祖父，他曾是黎巴嫩国防部长，后来成为内政部长，在战争初期成为副总理，之后他的政治生涯就没落了。虽然处在那样的职位，但他似乎并不比他的司机米哈伊尔更能看清将发生什么。但与我祖父不同，米哈伊尔习惯以“上帝知道”作为对事件的主要评论，把理解事件这一任务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显然，在预测上，非常聪明和掌握大量信息的人并不比出租车司机更有优势，但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出租车司机不会认为自己与博学的人懂的一样多，实际上，他们不是专家，并且也知道这一点。没人知晓一切，但精英思想家们认为他们比别人知道得多，因为他们是精英思想家，而如果你是精英中的一员，你就会知道得比非精英多。
除了知识，信息的价值也值得怀疑。我注意到，几乎所有人都熟悉当前事态的每一个细节。不同报纸间的重复如此巨大，以至于多读一份报纸几乎不能多了解更多新的信息。但每个人都那么急切地想熟知一切细节，他们阅读每一篇新鲜出炉的文章，收听每一个广播电台，似乎下一次报道就会向他们揭露一个惊天的答案。我发现，人们成为谁会见了谁，哪个政客对另外哪一个政客说了什么（以及用了什么语气）的百科全书。但这都是徒劳的。
结群
我发现，在黎巴嫩战争期间，记者们不一定会结群拥有同样的观点，但经常拥有同样的分析框架。他们对同样的情况赋予同样的重要性，把现实分为相同的类别，并且再次表现出柏拉图式的行为，喜欢把事实分割为小碎片。在过去，地中海与非地中海之间（也就是橄榄油和黄油之间）是被画上分界线的，突然，在20世纪70年代，它变成了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分界线。分界对于人类来说是必要的，但如果分界被奉为固定的，使人们不能考虑边界的缓冲，更不要说修改分界，就是一种病态了。传染是罪魁祸首。如果你挑选100名有独立思想的记者，他们有独立辨别事物的能力，你会得到100种不同的观点。但如果让这些人用因循守旧的方式进行报道，观点的多样性会急剧缩水：他们会分析相同的因素和原因，趋于得出相同的观点。例如，让我们暂时离开黎巴嫩一会儿，所有记者现在都会提到“喧嚣的20世纪80年代”，似乎这10年有一些尤其独特的东西。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中，记者们在对所有人都疯狂追捧的毫无价值的公司的价值上又达成了一致的解释。
分界总是会造成复杂性的降低。这是黑天鹅事件发生器，也就是我在序言中定义的柏拉图化的表现。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任何简化都可能产生爆炸性后果，因为它不考虑不确定性的来源，它使我们错误地理解世界的构成。
黎巴嫩战争开始几年之后，我22岁，正在沃顿商学院念书，突然接触到了有效市场的思想。它认为，从证券交易中是无法获取利润的，因为这些金融工具自动地包含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公共信息是无用的，尤其对商人而言，因为价格已经“包含”了全部这类信息，数百万人都知道的信息不会给你任何优势。于是我完全放弃了阅读报纸和看电视，这为我空出大量时间。（比如每天一个小时或更多，每年足够用来读一百多本书了，一二十年后，作用就开始显现了。）但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提出不看报纸的完整原因，后面我们会进一步看到避免信息毒害的好处。这个论点对于不必了解商业世界的细枝末节是最好的借口，它最初只是我的托词，因为我发现商业世界的细节中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它华而不实、贪婪、缺乏智慧、自私而且无聊。
好戏在哪里
为什么一个想成为“哲学家”或者“历史科学哲学家”的人最终进了商学院，而且是沃顿商学院？我仍然想不出原因。我在商学院发现，不光是某个小国家的政客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毕竟，小国家的人就应该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在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很可能也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实际上，在我头脑中这不仅仅是可能而已：我从内心感觉到人类在认知上的自大。
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兴趣—高度不可能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不光是衣着光鲜、精神抖擞的首席执行官才会被这些极端事件愚弄，博学的人也会。这一认知使黑天鹅现象从一个商业中的好运气或者坏运气的问题变为一个知识与科学的问题。我的观点是，现实生活中有些科学成果不但是无用的，因为它们低估了高度不可能事件的影响（或者导致我们低估它），而且，它们中的许多或许实际上正在制造黑天鹅现象。
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崩盘
我从沃顿毕业4年后（体重也增加了8。75磅后），1987年10月19日，我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走回上东区的家。我走得很慢，因为我处于一种思想迷惑的状态。
那一天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创性的金融事件：（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崩盘。更具重创性的是，它发生在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老练的时候，我们有所有这些夸夸其谈的柏拉图化的经济学家（以及骗人的以钟形曲线为基础的方程式）来预防，或者至少预测和控制大的震动。崩盘甚至不是由于某则新闻。事件的发生超越了事件前一天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范围，假如我指出了它的可能性，我会被看做疯子。它满足黑天鹅事件的条件，但当时我还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在公园大道遇见了一位同事，正当我开始与他谈话时，一名焦虑的妇女不顾一切地打断我们的对话：“嗨，你们两个知道发生什么了吗？”人行道上的人们看上去茫然无措。早一点的时候，我在我工作的第一波士顿的交易室里看到有一些人在哭。一整天我都处在事件的震撼中，震惊的人们像探照灯下的兔子一样乱跑。回家后，我的表兄亚历克西斯打电话告诉我他的邻居自杀了，从高层公寓跳了下去。这一点也不奇怪。我突然想到金融创伤可以比战争更打击人的意志。（只要想一想，金融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羞辱可以导致自杀，而战争似乎并没有如此直接的效果。）
我害怕得不偿失的胜利：我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但又害怕自己的正确，以及目睹整个系统在我脚下崩溃。我并不真的想如此正确。我将永远记住已故的吉米？P（JimmyP。），他在看到自己的净资产灰飞烟灭时，不断半开玩笑地乞求屏幕上的价格不要再变动。
但在当时，我意识到我对钱根本不关心。我经历了生命中最为奇怪的感受，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告诉我“我是正确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浑身都颤抖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震撼内心的感觉。我之后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也永远不可能向那些从未经历过的人描述。它是一种身心的震撼，好像是快乐、骄傲和恐惧的混合体。
我获得了确定性？为什么？
进入沃顿后的一两年，我发展了一种精确但奇怪的能力：猜测罕见且出乎意料的事件，也就是处于柏拉图边界中，并且被柏拉图化的“专家”认为“不可想象”的事件。回忆一下，在柏拉图边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再成立，但我们不知道这一点。
由于较早决定把数量金融学作为谋生职业，我同时成为了数理专家和交易员，数理专家是一类把随机数学模型应用于金融（或者社会经济学）数据和复杂金融工具的产业科学家。不过，我是完全相反意义上的数理专家：我研究这些模型的缺陷和局限，寻找使它们失效的柏拉图边界。我还进行投机交易，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这在数理专家当中是很少见的，因为他们被禁止“冒风险”，他们的角色只局限于分析，而不是决策。我确信，我完全无法预测市场价格，并且知道其他人也无法预测，却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承担巨大的风险。大部分交易员都是在“轧路机前捡硬币”，把自己暴露在稀有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面前，却睡得像婴儿一样，浑然不知。假如你认为自己厌恶风险、了解风险并且高度无知的话，我的工作是你能做的唯一工作。
代表独立的粗话
1987年10月19日那天晚上，我一觉睡了12个小时。
我很难把这种确信的感觉告诉我的朋友，他们都由于市场崩盘而处于某种悲痛当中。当时的奖金与如今比起来非常微不足道，但是，假如我的雇主第一波士顿及金融系统能够坚持到年底，我会得到一份适当的奖金。有时候人们会对这种状况说一声“去××的钱”，这话虽然粗俗，但能让你表现得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一个摆脱了奴役的人。它是一个心理上的缓冲，让你无须成为巨富，而是让你自由选择一个新的职业，而不必过分担忧经济报酬，它使你不必强奸自己的意志。你不再对某个雇主或者就业本身产生任何理智和情感上的依赖，不再受某个人对你武断而不公平的评价的摆布。（独立对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含义：我一直吃惊于那么多高收入的人却变得更加谄媚，因为他们变得更加依赖他们的客户和雇主，也更加痴迷于赚更多的钱。）虽然按照某些标准来说这并不是豪言壮语，但它实际上帮我摆脱了经济上的所有欲望。每当我把时间不是花在研究，而是花在追求物质财富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