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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的繁荣分散了我们对美国金融地位根本性恶化的注意力。由于金融市场上的疯狂行为，以及快速获利的引诱，我们至少可以假装里根政府所追求的政策是有效的。1987 年大崩盘成为苦涩的醒脑剂。巨额利润化成一场空，疯狂行为很快地将被死寂取代，前景一片暗淡。无论如此，我们面临生活水准降低的危险。下一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最可能的途径是我先前所描述的，我们将步英国的后尘。就美国而言，结果也可能十分类似。由于美元的重要性，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非常消极。
保护主义政策也是一项诱惑，但根据我先前所提出的理由，它不再是可行的方案。虽然如此，它仍然可能作祟。
最后，我们仍可能重掌我们过去所未施展的领导权。这不仅需要整顿我们的内部，同时要建立适合于新环境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缺乏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经济便无法顺利运行。在1985 年10 月的广场协定中，货币主管当局便认识了这一事实，并且在1987 年2 月的卢夫尔协定中再度确认它。不幸的是，它们所采取的步骤不够彻底，而卢夫尔协定也在1987 年大崩盘中瓦解。既然稳定美元的决定将为此次崩盘负责，无论如何，卢夫尔协定修补的可能性便非常低。如果事先达成的协定一遇到危机便被舍弃，则将来不论达成何种协定，其可信度都会大大降低。卢夫尔协定是否应该加以修补，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毕竟它导致了1987 年的大崩盘。试图在无法维系的水准上支撑货币，这将使国家陷入漫长的经济衰退中。1926 年的英国便是如此，当时它企图回归战前的金本位制。
我们可以主张美元的合理价位为1 美元兑1。65 德国马克与132 日元。这种见解所以正确，是因为美元进一步贬值在近期内将无助于贸易逆差的大幅改善，还因为美元在该价位10％ 以上时，情况已经如此了。调整过程需要时间，而货币贬值会产生立即的负面冲击（著名的J 曲线效应）。此外，汇率愈不稳定，则人们愈不愿意从事投资并做必要的调整。
这项论证只证明美元并没有合理的汇率水准使它能够继续扮演准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在任何价位美元都是不稳健的。金融资产会寻求最佳的价值储存媒介，美元已经不再具备这种条件。一个拥有庞大预算赤字与贸易赤字的国家，不能期待外国人接受其不断增加的货币流量。但是，国际金融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货币为基础，便无法发挥功能。这便是1987 年大崩盘所浮现的中心课题。
我们亟需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但是，日元目前尚无法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开放，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其他国家还不能接受日本的霸主地位。最理想的解决之道是创造真正的国际货币，由真正的国际银行发行与控制。以国际收支平衡为目的的国际贷款将以该货币计值，该货币的价值将钉住黄金或一篮子商品，以确保债务能全额清偿。惟有美元丧失了特权地位，美国才会停止将美元充斥全世界。我们愈快从事转型，则抑止美国经济衰败的机会便愈大。
不幸的是，我们尚未准备好接受大崩盘的重要教训。目前普遍的看法仍然认为，市场会自我修正而汇率应该任由市场决定其均衡的水准。1987 年的大崩盘，如果提供了任何教训，便是增强了这种看法。因此，我们预料金融市场将有一段陷于混乱的时期，虽然其焦点将由股票市场转移到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最后则转移到贵金属市场。
国际货币与国际中央银行的概念鲜有支持者。颇有讽意味的是，它在日本所得到的热烈回应远超过美国。在日本，有许多人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发展成更开放的社会。日本人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独断独行记忆犹新。他们更希望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中成长，而不愿从事闭门造车的不可能的任务。作为新进者，他们愿意接受未充分反应其目前实力的安排。
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莫过于美国。它使我们得以巩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否则我们将有丧失这种地位的危险。我们仍有足够的优势，尤其是以军事力量而言，从事有利的交易。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维持开放的制度，日本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开放，成为开放社会的领导成员。本方案提出的时间与30 年代有类似的情形：金融混乱，向邻国乞讨的政策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可能爆发战争。
结束语
反身性的概念是贯穿本书首尾的主题。我的阐述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的一般和金融市场的特殊，其他领域我几乎没有涉及。下面我将简略地述及这些方面，尽管有关思想还不成熟，详尽的论述将构成下一本书的内容。不过我担心也许不会再有机会涉足写作，特别是因为我将一直留在金融市场里。
首先是价值问题。经济理论将价值作为一种给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由反身性过程支配的。今天，绝大多数价值可以还原为经济关系——最近一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就就是一种将政治解释为经济过程的理论：参与者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值——但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仍有许多地区，利益追求被置于其他动机之后。对宗教与传统进行的经济分析步履维艰，相比之下，在物欲横流的文化中对政治进行经济分析当然要容易得多。我们恐怕很难理解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之类的现象，在标尺的另一端，我们素来倾心仰慕的主张——团结——也同样有悖于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
经济价值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以及西方化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这本身就是我们经济成功的结果。价值的演化也遵循反身性的模式，经济活动已经产生积极结果这一事实，加强了我们眼中经济价值的分量。科学方法也是如此，自然科学的胜利把科学方法的形象抬高到难以理喻的高度。与此相反，在同我们相差不远的文化形态中，各种艺术形式仍然颇为活跃，这是因为在艺术活动中取得成就比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就要容易一些。即使在今天，诗歌在东欧仍然大行其道，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苏联，这在西方是很难理解的。我毫不怀疑我们对物质价值、利润和效率的重视已经走向过分的极端了。
反身性过程必然导致过度失衡。但要定义什么是过分的界限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涉及价值问题时根本就无所谓标准，也许接受价值主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干脆将价值的非现实性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由此则可以发现，任何一种价值体系都包含缺陷。接下去我们就可以去发掘每一特定价值体系的不现实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同现实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引入带有我们自己价值体系缺陷的偏见。
在价值同自我的观念——一个反身性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思维较之存在更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我们是什么同我们自以为是什么之间不存在一致性，但在这两类概念之间却存在着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我们展开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同时，关于自我的意识也在发展起来。我们自以为是什么同实际上我们究竟是什么，此二者之间的联系是能否获得幸福的关键——换句话说，它规定了生活的主观意义。
我完全可以给出一份关于个人发展历程的反身性说明，但我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将会过分地暴露自己，更不必说将会牵涉他人了。尽管如此，如果我坦白承认自己一直怀有过分夸张自我重要性的想法，读者诸君恐怕也不会觉得意外——直截了当地讲，我幻想自己是神灵或经济改革家，就像凯恩斯（作为一般理论的创立者），或者更好一些，仿佛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反身性听起来同相对性有些类似）①。我的现实感足以说服我承认这些期望是过分奢侈的，因此我将它们深藏在心底，仿佛某种犯罪意识一样。成人之后，这成了我郁郁寡欢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在事业上的成功，现实同幻想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至少面对自己我已经敢于承认这个秘密了。诚然，能够幸运地实现某种幻想的念头令我喜不自禁——特别是这本书，它给了我极大的满足与成就感。读者当然知道，现实同期望之间的反差仍然很大，不过我却可以不必怀有负罪感了。本书的写作，特别是现在这几行，以我此前从未敢于尝试过的方式暴露了我自己，但我并不因此而感到紧张。事业上的成就为我提供了屏障，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对自己的能力进行极限考验。因为我不知道极限在哪里，批评恰好有助于我的这种努力。惟一可能对我构成伤害的，是成功的陶醉所诱发的幼年时那种自以为万能的幻想的重新抬头——不过，只要我还留在金融市场，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市场会时刻提醒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就我的个性而论，我的职业选择诚为幸事，不过这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反身性的过程，是我的职业同我的自我意识协力发展的结果。本来，关于这一方面我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释，但鉴于我仍然置身市场这一事实，我不得求助于第五修正案。在我的性格中存在着某种缺陷，有可能把自我展示转变为危害性的过程，对此我还缺乏足够的警惕，这就是自我表现的冲动。就在一分钟前，我还谈到害怕暴露自己，显然，那有些言过其实。
①
反身性，reflexivity，相对性，relativity译注
关于生命意义的客观性的一面，我也同样可以给出自己的见地——如果在这里使用“客观性”一词并非自相矛盾的话。我的出发点是，任何一种人类行为都是有缺陷的。如果坚持因为有缺陷而抛弃每一种选择，我们将一无所有。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尽人力之所及，否则就只好拥抱死亡。这绝非耸人听闻，死亡的拥抱并不限于一种方式，在各种名义下追求完美和不朽的徒劳努力，都无异于放弃生活选择死亡。逻辑的结论是，生活的意义包含了思想上的以及在实践思想时的各种缺憾，生活本身就是荒谬的沃土。
到目前为止，我的讨论还只限于个人性的问题，但个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物，他所固有的认识上的不完备性迫使他更加依赖所从属的社会。在这里，最终推出了反身性概念的那种分析思路，同样有助于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两个对等的实体，所谓的关系只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形态给我们带来了认识上的困难，不可能独立地定义个人与社会而不涉及对方。考虑到我们的语言结构，认识此二者关系在逻辑上的非必然性（contigent nature）的确是极其困难的，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总是取其一端。作为这些倾向性的两个极端的，就是阿格里帕（Agrippa）的将社会比做有机体的缩影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要避免这些蕴含在极端中的固有偏见，就必须确立一套新的议论范畴。在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分析学中，一种合用的语言已经开始出现①。即令我们学会了处理反身性与递归性的关系，我们仍然面对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应当采取一种预设的社会形式，还是应当允许社会成员自己决定他们的社会形态？前者即波普尔所说的封闭社会，后者即开放社会。
我刚刚从中国回来，在那里，这一区别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国家刚刚熬过一段可怕的时期，遭受了以集体的名义对个人进行的统治。现在领导着这个国家的那些人都曾是这种统治的受害者。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狂热地献身于争取个人自由的事业，但他们还必须克服许多障碍，封建主义的悠久传统，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
①
有两册书令我十分着迷，巴特森的《迈向思维生态学》和霍夫斯塔特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New York：Bal…lantine 1975，Douglas R。Hofstader，Godel，Escher， 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NewYork：Basic Books，1979。
我惊喜地发现，反身性观念在那里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兴趣。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反身性也可以被描述为辩证法，但因为这个名词负载着沉重的智力文化的积淀，所以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但恰恰是这一层涵义强烈地吸引了中国人，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黑格尔提出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