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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旨在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使成功的企业家不愿意投资；结果穷人找不到工作；更穷了。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对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度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它会引起什么效果——不仅有制度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
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路径依赖的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做任何事情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会去做这些事。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那些对社会不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成本大于收益；使那些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收益大于成本。这样的制度就能起到有效制约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但一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影响而没有坏影响的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影响大于坏影响的制度。一种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动机如何，而在于效果如何。如果一种制度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就应该肯定，至于它的不足，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去弥补。但如果一种制度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就非取消不可。设计制度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其效果：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利的与不利的，短期的与长期的。否则，好的动机可能会引出不利的结果。
安全带确有作用，所以现在的汽车仍有安全带。但同时还必须严格交通安全制度，加大对违章驾车行为的惩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带的副作用。
安全带制度并不是事关全局的大制度；但它对我们如何制定制度却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这样去分析每一种制度；我们的制度才能成为引导社会前进的规则。
走下神坛的国家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Country”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则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走下神坛的国家不是“Country”或“Nation”；而是“State”。
自从有了人类，就应该有制度行为规则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原始社会的习俗和部落首长应该就是现代“State”意义上国家的萌芽。不过，国家走上神坛，那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事。
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仍管理着兴修水利、道路这类公共事务，也抵御外敌，或制定行为规则（法律），但更主要的是镇压之作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一部分人依靠财富或暴力取得了对其他人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他人堕落为被统治阶级。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冲击；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时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之类暴力工具。国家由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变为镇压民众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满足私欲的手段。国家异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走上了拥有极权的神坛。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阶级都是极少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而且要神化国家。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以后，“神”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Mo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一切资源为国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做出。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灭亡。这时国家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当国家走上神坛的顶峰时；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神坛上的国家以致命打击。
现代化过程包括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的。国家正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走下神坛。
现代化是从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这场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对人权的尊重，把人作为人，实现“天赋人权”的平等。当我们跪在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面前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渺小的，而这种愚昧正是构建国家神坛的基础。当我们站起来时，我们才发现自己与他们一样高大，这时神坛上的国家就不那么神秘而全能了。
当然，真正能使人站起来的还是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拥有资源的占有权，就有了使用权，就有了经济决策权。这种财产的占有与使用权是排他的，当然也排斥国家的干预。当国家无权在经济上控制个人时，这个神坛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国家何时从上面走下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是政治民主化。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以暴力窃取国家政权，无论它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人民的名义，背后的实际力量还是来自暴力。逐鹿中原；谁夺得了政权；谁就自封为代表国家；代表神或人民实行铁腕统治。而民主社会中掌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谁才能代表国家。来自人民的国家代表揭去了那层神秘面纱，以其平凡的姿态出现。它没有神圣或全能的光环，不再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由天上回到了人间。
走下神坛的国家返朴归真，回归其最早曾有过的职能——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为每个人自由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提供保证。这时的国家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
现代社会中的国家不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神，而是与企业和家庭一样的实体，起着自己应有作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社会，法律由国家代表人民的意志制定并实施。这种法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包括保护私人产权、维持公平竞争，使一切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家庭是经济主体，能由市场做的事要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做不了的事，才由国家承担。国家不是主宰社会的统治者，而是拾遗补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仆”。公仆当然是不应该高高在神坛上的。
也许是国家在神坛上的时间太长了，它总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自己全能、伟大。因此，总爱做出一些自己不该做的事。它总觉得自己比企业和家庭英明，比市场机制有效；常做一些有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事。它喜欢代替企业决策，或者是让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或者是命令一些企业合并或解散。它总不相信市场，限制市场的自发运行，或者以自己决定的价格代替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或者以各种人为的规定限制市场力量。我们不否认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旦这种作用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就会引起灾难性后果。
代表国家的统治者难免犯错误，也难免假借国家之名来实现自己的私利。这些人其实也是利己的；会犯错误的普通人。但一旦他们登上神坛，以国家的名义做事时，就会神化自己。当国家在神坛上时，它是不能被批评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因为批评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永世不得翻身。当没有神的能力的人有了神的权威时，他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当国家走下神坛，就意味着国家的统治者是可以被批评和攻击的，甚至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被推翻。一个国家人民批评国家的自由度，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衡量标准之一。
这些年我们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从名义上的公仆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从社会的统治者和决策者变为服务者。当我们看到，国家在退出经济活动领域，看到许多地方在为改善投资环境而做出各种努力，看到各级领导与政府在为人民做各种实事时，国家不再那样深不可测，不再那样令人敬畏。“State”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再那么遥远，而是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过程也不会那样顺利。个别人借国家之名鱼肉乡民，以国家之权威谋取私利，或者以公仆之名行主人之实。这些都表明，有些人还不愿意国家从神坛上走下来，因为在神坛上的国家还是他们为非作歹的伪装。附属在国家身上的各种寄生虫是国家有时仍露出神象的原因。走上神坛不难；走下神坛真不易啊！
其实，只要国家走下了神坛，“Country”；“Nation”和“State”仍然是统一的。由一个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State”为住在“Country”这片土地上的“Nation”服务，这不正是令人热爱的“Motherland”吗？也许我们的老祖宗用“国家”这个词概括了洋人所用的几个词，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人性化的经济指标
谈到经济形势如何，人们都知道利用GDP、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这些数字。但我对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总是既敬畏又疑惑。
说到敬畏是因为这些数字都是用科学的方法算出来的，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若干位。听经济学家或官员们如数家珍、唾沫星子乱飞地列举这些数字，你不得不被震撼。在对他们那超凡记忆力和煽情式演说敬佩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同乐同愁。
但在敬佩之后也难免产生一点困惑。任何数字都是可以假造的，而且能造得和真的一样。记得“四人帮”时期，报上天天是大好形势，粮食生产每年都是历史记录，工业产值也是捷报频传。那些领导口中和报上白纸黑字的数字让你不能不信，但怎么在现实中都是食不果腹，要嘛没嘛呢？我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就是在这时种下的。以后尽管那个说谎的时代过去了，也有了严惩造假数字的统计法，但我那个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总也没有彻底治愈，以至于对许多数字都将信将疑。
我对数字的疑惑还不完全来自造假。更重要的是，即使统计数字完全真实，能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吗？谁都知道GDP等数字在统计上都有缺陷。一个常为经济学家引用的例子是，B女士作为管家为A男士提供家务劳动，每月获得1000美元，这当然统计在GDP之中。如果B女士和A男士结婚，B女士仍提供与原来一样的家务劳动，但1000美元工资没有了，每月的GDP就减少了1000美元。这种减少在统计方法上说一点不错，但这种变动并没有反映出经济活动不变的真相。这也许是一个笑话，但类似这样的问题GDP统计中真不少。
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即使反映了真实变动也是非人性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福利最大化，但数字不等于福利。前苏联的GDP并不低，但生产的那些洲际导弹、军备对人民福利又有什么用呢？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人民缺衣少食，那么大的GDP又有什么用？再如有些地区，先靠污染发展了经济，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也上去了，然后又治理污染，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又上去了。经济一正一负回到了原来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