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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管制，以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和增长。”他认为，只要政策得当，“一个社会能实现充分就业，同时能有一个它所需要的资本形成率，并能实现所有这些指标与所期望的收入分配状态之间的和谐共存。”简言之，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是可以搞好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策失误使这种可能没有变为可能。
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总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过经济学，读的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当年登陆美国的第一个据点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长期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肯尼迪是在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对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相当崇敬。肯尼迪以振兴美国经济为己任，萨缪尔森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正合他的心意。因此，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要求萨缪尔森领导一个经济班子帮他出谋划策。萨缪尔森对此颇为积极，接受委任后就向肯尼迪的竞选班子提交了一本题为《1961年美国经济前景与政策》的书。这本书以凯恩斯主义为基调，主张政府刺激经济发展。他强调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对外军援和教育支出，此外，在经济运行缓慢时也可以适当减税。这些意见受到肯尼迪的重视，并作为他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
肯尼迪依靠“振兴美国经济”的口号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年轻的总统，而他的经济观点都是从萨缪尔森那里“贩卖”来的。所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就决定聘请萨缪尔森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以弟子的身份给萨缪尔森打电话，恳请他出任这一职务。
萨缪尔森面临着布利丹毛驴的选择。萨缪尔森是以纯经济理论起家的，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经济分析的基础》对提高现代经济分析水平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但作为凯恩斯主义者，他还不是一个纯象牙之塔的学者。他深切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对有关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的讨论充满热情。他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分析这些问题的。他还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上发表了许多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与政策的专栏文章。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和为肯尼迪竞选出谋划策表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
作为一个关心现实并主张用凯恩斯主义指导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担任对决定政策有重要作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然对萨缪尔森有极大吸引力。而且，肯尼迪对他的尊重和经济政策观点的一致，可以保证以后双方合作愉快。但是，萨缪尔森在经过两周的反复思考之后，还是谢绝了肯尼迪的邀请。
萨缪尔森深知，如果他出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就要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宁静的学者生活。杜鲁门时代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也是一名著名学者，他没有能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客观立场，实际上即使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无法发挥其作用。从学者向政治家的转变并不容易。萨缪尔森要想成功也必须放弃学者的本性。更何况当这个委员会主席琐碎的事务和活动必然很多，这要耗去大量从事研究的时间。萨缪尔森还是愿意留在风光宜人的查尔斯河畔，在MIT这个充满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教书和研究。他说：“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这是他重学术甚于从政的心态的表露。
而且，在萨缪尔森看来，他不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仍可以对政策保持自由评论的权力，可以批评也可以支持。他的观点对政府决策仍会有重要影响。所以，尽管他未去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仍然关心现实经济。肯尼迪就职日，萨缪尔森又交给政府一篇题为《1962年的经济政策》的文章，为经济不振担忧，主张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甚至不惜出现财政赤字。这些建议以后都被肯尼迪政府采纳了。
现在看来，萨缪尔森当时的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是合适的。其实要改善世界，未必一定从政，作为一位旁观的专家也许作用更大。
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就传入了美国。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学的主流。但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当政时，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政策并未被真正采用。真正主张用凯恩斯主义那一套来制定经济政策的，是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1961年肯尼迪当总统时才44岁。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决心振兴美国经济，可惜他不了解经济学。尽管他在哈佛大学学过经济学，但仍要向阿瑟·奥肯请教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这样ABC问题。他最早想请萨缪尔森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遭谢绝后，他转向了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沃尔特·海勒（Walter W。Heller）。肯尼迪是在1960年10月经民主党参议员胡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介绍认识海勒的。海勒主张政府采用积极的经济政策的主张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见后，海勒又写了更为详细的政策建议，并在肯尼迪当选后到东部与肯尼迪进行了深谈。肯尼迪决定聘请海勒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根据海勒的建议，任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威廉学院经济学教授克米特·戈登（Kermit Gordon）为委员。在这个委员会的策划下肯尼迪政府真正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
海勒、托宾和戈登都是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不满意艾森豪威尔时代增长缓慢的状况，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停滞”。肯尼迪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也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令人不安。我们是在经过七个月衰退、三年半停滞、七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九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上任的；“以海勒为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被称为“新经济学”的充分就业经济政策。
新经济学的中心是相信经济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避免经济周期，实现潜在GDP（即充分就业GDP）。具体来说就是把4％的失业率作为充分就业，把这时能实现的GDP作为潜在GDP，并把1961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确定为3。5％。为实现这种目标就全面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以赤字财政为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
影响肯尼迪的不仅有海勒，还有其他人，比如财政部长狄龙（Dowgls Dllon）、肯尼迪的密友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 Namara）等人。这些人与海勒的观点并不一致，狄龙作为财政部长是反对减税与赤字财政的。因此，海勒代表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充分就业政策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说服总统，并协调各方关系，使这一政策得以实施。在这一点上就显示出海勒的能力。
肯尼迪是希望经济振兴的，对海勒提出的目标也很欣赏，但他毕竟没有深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加之反对财政赤字的狄龙等人的影响，在刺激经济与平衡预算之间举棋不定，也担心这种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在刚上台时肯尼迪要求海勒拿出一个预算平衡的充分就业计划。
海勒深知，许多人对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做法还疑虑重重，但关键还是说服总统本人。海勒和顾问委员会经常为肯尼迪起草演讲稿，准备有关各种问题的备忘录，并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以浅的方式讲解经济理论，使肯尼迪逐渐接受他们的观点，肯尼迪认真阅读他们准备的各种备忘录，与海勒等人交换意见，也听取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意见。这些努力终于有了成效。1962年肯尼迪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现在我们必须学会把阻碍政策实施的陈词滥调扔到一边，比如对赤字和政府债务以及严格预算平衡的担心。”这次演讲是肯尼迪政策的转折点，海勒说“作为他的经济顾问，我们都确信这次耶鲁大学演讲标志着美国经济政策新纪元市场开始。”两个月以后，肯尼迪提出大幅度减税的主张。
海勒还非常注意争取总统身边的几名亲信。这些人大多是律师，对经济学家并无好感。但这些人至关重要，因为送给肯尼迪的一切文件都要经过他们。海勒以自己的判断力和远见卓识，先后得到索伦森、摩耶尔和卡里方诺的支持，为多与总统沟通创造了条件。同时，海勒也注意引起公众注意，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接受媒体采访。这些对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得以实现都有重要意义。
海勒1964年辞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由另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爱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接任。阿克利基本坚持了海勒的充分就业政策。这一时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真正得到实施的时期。这些经济学家真正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倡导的减少个人所得税、实行投资赋税优惠、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向贫穷开战，以及越战中军事支出增加的确刺激了美国经济繁荣。
60年代的繁荣之后是70年代的滞胀，这又引起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但无论人们如何评价60年代的政策，这一时期经济学家是真正经邦济世了。
笃信宗教的经济学家
许多经济学家都有宗教信仰，但把宗教信仰作为研究经济学指导思想的人，大概只有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一个。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1910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父母都是普通的劳动者，虔诚的美以美教派卫理公会的教徒。博尔丁出生于教徒之家，从小又上教会学校，宗教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和经济学研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博尔丁是优秀的。他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931年就在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季刊》（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论文。1937年起定居美国，先后在密执安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校任教。博尔丁写了近40本书和1000多篇文章，其中不乏佳作。他1941年写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是萨缪尔森《经济学》出版之前最畅销的教科书，曾4次重印，被150多所大学采用。作为一名重视制度演进的经济学家，他与加尔布雷斯齐名，共同成为新制度学派的“双子星座”。他关于经济学应该建立跨学科整体体系的思想至今仍有影响。他提出的浴缸定理（积累率等于生产率减消费率，即把生产作为流入浴缸的水，消费作为流出浴缸的水，积累作为浴缸中剩下的水）仍然是经济学家常用的概念。博尔丁思维敏捷，爱好广泛。1956年，他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仅用11天就口述了一本名为《形象：生活与社会中的知识》的书。他甚至还写过十四行诗。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和平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Peace；1945），《经济学的重建》（A Reconstraution of Economics； 1950）；《组织革命》（The Organizational Revolution；1953），《经济政策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olicy；1958），《20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4），《超越经济学》（Beyond Economics；1968）等书都颇有影响。博尔丁的这些贡献使他在194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962年被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评为美国十大教授之一，1968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研究院院长，先后获得13个大学的名誉学位。
博尔丁自幼就是卫理公会教徒，以后又成为贵格会教徒。他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用宗教信仰来指导他一生的经济学研究。他在经济学中独特的贡献正来自于宗教，这也使他有别于主流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笃信宗教的经济学家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一种价值观。信教者是用他们信仰的世界观来观察与分析世界的。这正是博尔丁自从进入经济学起就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反对实证分析方法的根源。他认为，经济人假设并不现实，人不是只会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的理性动物，而是有感情、有狂热，有爱与奉献精神的。由此出发，他对传统的厂商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厂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厂商的决策也并不以边际分析法为基础，还会考虑到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不应该把个别厂商做出决策的原则（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作为普遍真理，厂商的决策更多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并由此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传统的厂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