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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丁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重视制度与组织。博尔丁与其他人的不同则在于从宗教倡导的爱心出发研究组织这种制度。他认为，组织是由有意识并有意志的个体组成的。组织产生于三种力量：为获得相互利益的交易，报复的压力和恐惧，爱心或希望与目标相结合。随着组织的扩大，恐惧日益代替了交换。这样，组织就会停止发展。要避免这种前景，就要用爱心来代替恐惧。爱心是人类组织发挥作用的惟一基础，也是人的一般需要。这种爱心正是博尔丁宗教信仰的中心。他主张把爱心放在社会伦理之上，以爱心来代替恐怖的竞争，代替对抗。组织应该为这种爱心的形成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这正是组织革命的方向。
博尔丁从他的宗教信仰出发努力超越传统经济学，建立能体现宗教观念的经济学分支，例如，赠与经济学。他把赠与经济定义为出于政治目的与经济行为，或者由于受到威胁，或者出于爱心而产生的赠与行为。这种经济活动属于非市场交换行为，但在经济生活中相当重要，影响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与此相关的是爱与恐惧经济学。出于爱的赠与行为是礼品，出于恐惧的赠与行为是贡品，其余是交换行为。经济正是由爱、恐惧与交换所决定的经济行为组成的。
博尔丁认为，宗教不仅是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也是社会科学家所需要的。宗教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学的基础。强调经济学应该有爱心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博尔丁的经济理论有其独特之处。但爱的善良愿望代替不了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冲突与竞争。恩格斯曾批评过那种以爱和道德为基础的经济历史观。这种思想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这正是博尔丁的经济思想已被人们遗忘的原因。
他们为什么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8年在瑞典中央银行建立300周年时，瑞典中央银行决定设立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决定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在1969年评出第一届获奖者。这项奖由于用了诺贝尔的名字，受到广泛关注，大家都在猜谁会是首届得主？
在候选人名单中有许多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许多人推测第一届奖应该给美国的萨缪尔森，因为他对当代经济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全面贡献，而且，他所代表的凯思斯主义无论在经济理论还是经济政策中都是主流。但结果令这些人失望（尽管萨缪尔森在第二年，即1970年就获奖），获奖者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美国人甚至推测，这是评奖委员会偏向欧洲人，要把首届诺奖的荣誉留给欧洲人。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评价这次评奖是否恰当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奖公告指出：最近十年来经济科学发展中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经济过程自身精确性的数理统计技术。正是在这些领域内，弗瑞希和丁伯根教授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就是说，丁伯根和弗瑞希获奖是由于他们对计量经济学的贡献。因此，评论把第一届诺奖授予他们是否恰当就必须了解计量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贡献对这门学科建立的意义。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这些经济现象可以用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经济变量是可以用不同数值表示的量。所以，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运用数学工具。而且，经济学的科学化也是从经济学的数学化开始的。但经济学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是在20世纪之后。经济学运用数学形成了两个分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是用数学工具与方法来表述、论证和发展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是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进行经济预测。
计量经济学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这个名称就是弗瑞希模仿计量生物学（Biometrics）创造出来的。计量经济学分为四个步骤。根据经济理论建立模型（即计量经济模型），用数学公式表示理论所涉及的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估算参数，选择适当的估算方法，求出模型所涉及参数的估计值，这是对各种经济变量重要程度的定量化。检验模型，包括经济理论检验、统计检验、经济计量检验和预测检验，这就是用一定的准则来检验所建立模型的可靠性。运用模型，代入各种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
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是借助于计算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它的用途越来越广泛。计量经济模型可用于定量分析经济状况，宏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状况，微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企业的经济状况。在这种基础上可以用于预测经济形势，作为个人、企业或政府决策的依据，也可以用于分析不同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计量经济学家编制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确的模型，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复杂经济世界的理解，而且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例如，货币政策要在实施后6个月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的运用，把握时机更好地稳定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发展与运用是现代经济学最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为计量经济学做出开拓性贡献的人获得第一届诺奖当然是名至实归。
获奖的为什么是丁伯根和弗瑞希呢？丁伯根是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开创者。20世纪30年代，丁伯根应国际联盟的要求建立检验经济周期理论的模型。他以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包括48个方程，通过求解方程组可以得出一个用来描述整个经济周期特征的差分方程。1936年，丁伯根为荷兰经济建立了一个宏观模型以反映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收入、消费、商品、劳务、货币流量、通货膨胀、就业等。丁伯根提出了动态分析方法，并逐步完善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模式。他利用宏观模型分析经济活动的方法现在已得到广泛运用。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中，他从整体上探求经济周期的原因，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也开辟了宏观经济新领域。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他把计量经济方法用于需求弹性分析，并提出了产量与价格动态变动的蛛网理论。他1939年出版的《计量经济学》是系统介绍该学科的第一本著作。同时，他还在收入分配、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有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学评奖委员会主席林德伯克对他的评价是：“建立了一个涉及约50个方程式的计量经济系统，并借助于统计分析测定出反应系数和‘前导与滞后’。他的若干结论引起了广泛注意，而且，至今仍然是人们辩论的题目。”
“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先驱著作对以后方法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弗瑞希就开始了计量经济学研究，这个学科的名字是他起的，定义也是他下的，他还担任计量经济学会的首任领导并主编《计量经济学》杂志。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他集中于三个领域：宏观经济、生产理论和价值理论。他是动态经济分析的先驱，提出了“运用完全回归系统进行统计合流分析”的方法，并提出了测量边际效用的新方法。这些对以后的计量经济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诺奖公告称他是“理论和方法推导领域的最有影响的开拓者”。
今天，由丁伯根和弗瑞希开拓的计量经济学已经蔚然大观，并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在这一领域中获诺奖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面对这一切，我们会感到第一届诺奖评得何等正确。
弗里德曼蒙冤记
20世纪80年代
一位中国学者写的书中是这样描述弗里德曼的“其人个子矮小，却好为己甚，专长诡辩。”因为弗里德曼的理论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理论”，连个子小也成了缺点，善于辩论亦成为诡辩。这是弗里德曼在中国蒙冤。不过他并不知道，因为写书的这位学者在1987年欢迎弗里德曼来华的座谈会上没有把他的批判稿念出来，本来打算送给弗里德曼的这本书也没拿出手。
弗里德曼真正知道自己蒙冤是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颁奖消息发布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系和瑞典商学院指责弗里德曼是“智利军事独裁者的顾问，为其出谋划策。”1974年获奖者缪尔达尔揭露，弗里德曼获奖是“委员会秘密操纵的结果”。设在瑞典的智利委员会指责弗里德曼要对“当前智利的失业饥饿政策负责。”还有一些诺奖获得者认为弗里德曼与智利问题有牵连，应取消获奖资格。就在颁奖当天，当弗里德曼从座位上站起准备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手中领奖时，一名观众突然举起写有“自由属于智利人民”的条幅，并高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一时间经济学界头面人物、报界对弗里德曼指责不断，似乎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这个冤受得可够大的了。
弗里德曼蒙冤记弗里德曼获奖是由于他“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的贡献”，以及他“对经济稳定政策复杂性的论证。”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自然率理论、货币史研究，以及货币政策主张已是经济学界公认的重大成就。他的蒙冤与这些成就无关，而是与当时智利的市场经济改革相关。
1970年社会民主党人阿连德在大选中出任总统。他上台之后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没收国外资本，实行国有化，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又大幅度提高工人福利。这种变革严重破坏了智利经济，国内动荡不安。1973年军队领导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阿连德还真是个英雄，在总统官邸拿起枪与军队对抗，结果被打成蜂窝煤。（与拉丁美洲一位英雄格瓦拉颇有相似之处，但这样的英雄给人民带来什么呢？）皮诺切特上台后一方面以军事独裁稳定社会，另一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发还没收的外国资本，实行私有化。这种变革引起两个结果，一是左翼人士反对皮诺切特，被杀了数千人（这件事使皮诺切特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英国治病时被扣押，西班牙要求引渡，当时也是一个新闻热点）。二是失业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也正是批评者要弗里德曼所负责的问题。
这事与弗里德曼有没有关系呢？从思想体系来看，弗里德曼的确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如果把皮诺切特的进行市场化改革作为这种思想的一种实现，没有什么不对。但弗里德曼并没有当皮诺切特的顾问，也没有参与制定智利市场化改革的计划，更没有让皮诺切特去杀左翼人士。仅仅因为弗里德曼主张市场经济就把皮诺切特市场化改革中的失误归罪于他是不公正的。这就正如我们在计划经济中犯了许多错误，但不能把这些错误归咎于提出计划经济思想的先贤们一样。
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出了自己的各种经历的确有一些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参与了智利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等人。这些人或受教于芝加哥大学或思想上属于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被戏称为“芝加哥小子”。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又是芝加哥学派的首领，说这些“芝加哥小子”是弗里德曼的学生是对的。但即使是这样，学生犯的错还要找老师算账吗？这种“连坐”的做法未免有点“文革”的味道了吧？
历史已经过去了近30年，现在看来阿连德那一套极“左”做法（当年还得到我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有力支持）的确是错误的，而皮诺切特尽管是用不正当的军事政变上了台，也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80年代以后，智利经济发展迅速、稳定，每年经济增长在7~8％以上，国家繁荣了，人民生活也提高了，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可谓一枝独秀。智利所形成的社会保障私人化的做法还为各国所重视。皮诺切特也还政于民了。这样看来，弗里德曼即使与智利问题有牵连，也是有功而不是有过。不过弗里德曼也没争过这个功。
70年代的智利的确出现过政治上独裁和工人失业贫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转向市场经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政治上的独裁是为了进行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