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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已经过去40多年了。现在看来，他们的出发点还是要维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那一场争论并没有涉及所有制问题，也不想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改革并不成功，赫鲁晓夫也作为替罪羊而下台了。其实不从产权和根本制度入手，任何以完善旧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终久都会失败。王安石倒下去了，赫鲁晓夫倒下去了，以后会是谁呢？
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谁。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英雄，利别尔曼也是一个英雄，西伯利亚学派是群体英雄。正是他们开始正视计划经济的弊病，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幕一开以后，好戏就连台了。改革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利别尔曼是弄潮儿。与兰格相比，利别尔曼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我们不应该忘记利别尔曼这样推动过改革的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
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
年轻的奈尔伯夫 巴里·J·奈尔伯夫（Barry J。Nalebuff）现在是耶鲁大学教授，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毕业时参加了剑桥大学的五月舞会。这个会上有一种赌博游戏，每人得到相当于20美元的筹码，舞会结束时，最大的赢家可以得到下一年度舞会的入场券。
巴里的运气非常好。在最后一轮轮盘赌之前，他过关斩将已赢了相当于700美元的筹码，独占鳌头。第二名是一位英国姑娘，只拥有相当于300美元的筹码。其他人已被淘汰出局。在最后一次下注前，英国姑娘想求和，提出分享下一年的舞会入场券。巴里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加之酒喝得多了一点，失去绅士风度，断然拒绝了。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巴里在这最后一场赌博中失败了。其原因何在呢？
与奈尔伯夫合写《策略思维》的著名经济学家迪克斯特这最后一场轮盘赌的规则是，轮盘停止转动时小球落在什么地方。轮盘上刻有从0到36的37个格子。小球落在0庄家赢。玩者可赌小球落在偶数还是奇数的格子（分别用黑红两色表示）。这种玩法赔率是一赔二，即一美元赌注变为两美元，取胜的概率为18/37。如果把注压在3的倍数的格子上，赔率为一赔三，即一美元赌注变为3美元，但取胜的概率为12/37。那位英国姑娘决心破釜沉舟，把300美元压在3的倍数上。巴里应该采用什么策略呢？
其实巴里只要采用与这个英国姑娘同样的策略，也把700美元中的300美元押在与这位姑娘同样的注上，无论输赢，总比她多出400美元，稳操胜券。但这时已凌晨3点，酒精又起作用，巴里把赌注200美元下在偶数上。这时只要他赢，无论这位姑娘输赢如何，他都获胜。只有他输，英国姑娘赢，他才会输，而这种事件的概率是1∶3。但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巴里输了。
当然，这场赌博本来是玩的，一张下一年的舞会票，就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胜者戴的真正用树枝编的桂冠一样。但事后巴里还是非常后悔，因为他作为一个博弈论专家，居然忘记了博弈论最基本的策略之一：胜者要采取与落后者相同的追随策略。落后者才采取与胜者不同的战略，以求一线生机。
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启示，巴里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博弈论专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合写了一本《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这部书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的高度评价。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他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经学》中曾这样评价这本书：“这本书在国际上极为畅销。这本书解释了在商业、政治，甚至社会和家庭情况下如何运用博弈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A。沃尔克（Pawl A。Volcker）认为“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两位教授非常成功地解释了，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无论身居要职还是普通市民都会遇到的问题。”萨缪尔森则认为：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你将从《策略思维》
一书中获益，并感到兴味盎然。
美国经济学家写的几种经济学随笔著作
博弈论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述。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朱·弗登博格和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Tean Tirole）写的《博弈论》（Game theory）用数学方式表达，系统而全面，也有相当深度。但普通读者很难读懂这本书，甚至也读不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自觉地用博弈论方法做出各种决策。博弈在生活中，博弈论也在生活中。《策略思维》这本书正是用我们熟悉的例子来介绍博弈论，教我们如何用这种方法去做出决策。这本书从大国军备竞赛到企业合作与竞争，从体育比赛到是不是租一台电脑。用这些例子告诉你如何走出囚徒的困境，如何做出可信的承诺，如何实现合作与协调，如何讨价还价或进行激励。最后用23个案例介绍了博弈论的综合运用。
拿起这本书你就放不下也许巴里当年输给那位英国姑娘真是一件好事，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书呢？
成功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在象牙之塔中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构建自己高深的模型，还要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让公众通过身边的事例来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维。
手头有几本极有影响的这类书。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赫兹里特的《回到常识》初版出版于1946年，至今为人们引用。哈耶克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的现代著作，使聪明的外行人能在这么短期的时间里学到这么多经济学的基本真理。”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和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杰尔·L。米勒合写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加里·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都同样脍炙人口，为许多不懂经济学的人所喜欢。此外，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D。利维的《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斯蒂芬·E。兰德斯伯格的《安乐椅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与日常生活》，等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都是真正让经济学回到了生活中，用鲜活的例子介绍经济学，让经济学变成了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
当经济学从象牙之塔回到现实生活中时，理论就不再是灰色的，而与生命之树同样长青了。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其含义不应该是经济学家用它去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成为社会设计乌托邦式的蓝图，而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用经济学思维方式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介绍了这一类贴近生活的经济学家，或严肃经济学家令人可亲的另一个面孔。
《策略思维》的中文本已经出版了，你拿起就会放不下。不信，试一试看。乌鸦嘴克鲁格曼
乌鸦嘴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形象相当可爱；却被那些不爱听真话的人称为“乌鸦嘴” 199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实际是一只纸老虎。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完全是一种投入型增长，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增长经济。这些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的增长。甚至这一地区经济最强大的日本也是这样。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引起收益递减，这些国家的经济必定发生危机。
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亚洲人正沉醉于繁荣之中，梦想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克鲁格曼却说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仍然是美国。亚洲的许多政要、学者猛批克鲁格曼。可惜他的预言成了事实，1997年，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了。一个人做出了不幸的预言而又对了，当然会被称为“乌鸦嘴”。
不过从来没有永远正确的乌鸦嘴，克鲁格曼的预言也有错误的时候。1990年，他写了一本题为《预期消退的年代》的畅销书，预言了90年代美国经济的衰退，但这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9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本书的畅销。克鲁格曼1997年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并没有修改他的预言，但该书一直在亚马逊书店排行榜上属于五星级畅售书。
读这本经典教科书才能了解最新的国际经济学当然，作为美国当代顶尖级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并不是专门进行预测的算命先生。他根据经济理论谈一点对未来经济的看法，未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依据的经济理论正确，预言也不见其全对。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界以直言不讳著称，往往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这大概是有人称他乌鸦嘴的原因。不过无论别人说他什么，也无论他做出了什么预言，都无损于他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的“婴儿潮”中，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师从诺德豪斯、多恩布什、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毕业后曾在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联邦储备银行等实际部门工作。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实际阅历和天生的聪明使他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话经济学人
克鲁格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国际贸易新理论。战后，国际贸易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增长，例如，美国既生产并出口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汽车。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这种趋势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克鲁格曼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用产品差别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这种新趋势。这就是说，即使是同一种产品（如汽车）也存在差异（如型式或颜色），消费者有不同偏好。如果一国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生产各种有差异的同类产品，必然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要求企业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既有产品差别引起的垄断竞争，也有规模巨大引起的寡头。各个企业要扩大自己的规模，其产量必定超出本国需求，从而即使同类产品（汽车）进行国际贸易也有利于各国实现产品差别存在时的规模经济，成本降低。从而同种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就会使各国受益。克鲁格曼是写通俗经济学的高手，他的这些书在中国也颇受欢迎
这种国际贸易新理论还有其政策含义。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赫克希尔…俄林定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格局是由自然资源（要素）或历史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甚至难以改变。但根据新理论，优势来源于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即使在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方面没什么优势，也没有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建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已经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并付诸实践。
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汇率目标区理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国实行了浮动汇率，但汇率的剧烈波动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如何减少汇率波动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克鲁格曼解释了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并不像想像的那么有效。但在浮动汇率下，贸易流动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为出口商进入或退出某个市场都有沉没成本（无法收回的支出）。他们观望汇率的波动，只有汇率波动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实现市场出清，这就加剧了汇率波动。克鲁格曼支持汇率目标，即汇率在目标区内可以浮动，但有不能超越的界线。克鲁格曼认为，汇率目标区的好处是，当它上升到目标区上端时只能下降，下降到目标区下端时只能上升，这就降低了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投机活动，稳定了汇率。
克鲁格曼受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关于地区产业集群优势的启发研究了地理和贸易的关系，发展出经济地理这一新领域。他的结论是，国际贸易只是更一般的生产区位理论的一方面。产业区位的决定有任意性，可以由政府引导形成地区的产业集群优势，而且历史在解释已形成的产业区位及发展方向时是重要的。现在这一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克鲁格曼文笔极好，又善于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向大众讲经济学道理，分析经济问题。他在《华尔街日报》等报刊上主持的专栏极受欢迎，同时他也是许多经济学畅售书的作者，如前面提到的《预期消退的年代》，在国内已有译本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等等。当然，作为乌鸦嘴，他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