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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公布的数据，经过逻辑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我最近准备把我整个数据进行披露，就是批评格林科尔的文章里，数据的来源会详细披露给媒体，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科学的研究，大家不要误解说我对什么公司有偏见，不存在偏见的问题，而是我对任何一家公司的分析都是以数据在说话，你的数据证明是好的，我也不能说你坏，这是原则。
说到格林科尔的问题，格林科尔经过我分析以后，发现它是用一些手法合法取得国有资产，比如像第一个有名的科龙、美菱、ST湘轴等。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在收购没有完成以前，就提早进入董事会，这个数据是个真实的数据，你干嘛那么急呢，提早进入董事会做什么，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而且我发现他进入董事会以后，四家收购，其中有三家，都有这个现象，在被收购以前，费用大幅提高，收购完以后，费用大幅降低，只要了解一点会计知识的话就会知道，收购前大幅提高什么意思呢？就是制造亏损，收购以后费用大幅降低，很明显，就是提高利润。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这几个国营企业亏损了，但是可能亏损的原因，是因为你调整会计科目的亏损，你收购完成以后，他就赚钱了，赚钱的原因也是会计科目的调整，因此我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贡献到底在哪里？这是我提出最大的质疑。如果用这种方法取得国有资产，算是合法的，可是合理性何在。
我用自己的会计方法把它调回来，就是事先不提高费用，事后不降低费用，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盈利的现象，并没有说你收购完之后你就开始赚钱，没有了，你发现都是负利润。
想想看，如果顾雏军入主科龙或者是美菱，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的话，那将改写我们几十年所发展的金融理论。一个企业要转亏为盈是非常艰难的，肯定是各个方面都出了问题，人事、管理、制度、行销、物流等等你都要做改变才有可能的，这不是几个月做得成的，而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能不能做好并不确定。我们把民营企业看得太神话了，认为改变一个产权结构什么都改变了，就是因为我们无知。
经过会计科目的调整，发现它并没有赚钱。可是国有资产到它手上去了，而且由于事先亏损，所以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买，买了以后，就变成自己的了。可是你想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过程是合法的。
而价格是谁定的？是由当事人和卖主定的价格，很多人说，郎咸平讲的不对，他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你有什么话讲。
我觉得这个不对，就像一个房子价格100万，我5万就把它买过来，也就是说当事人决定一个不属于他们的资产的价格，这个资产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双方一个厂和一个买主就能够决定价格，自行定价，公平性在哪里？所以，国有资产在一个没有招标的情况下，自行定价的结果，就是以合法的、最低的价格转进个人的腰包里。
上市公司应该允许批评
对于有人认为这是在改革当中的一些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代价的观点，郎咸平驳斥认为，这种观点不成立，改革为什么要有代价，这又不是暴力革命，又不是流血革命，这是一个经济活动，只要是经济活动就能够被量化，就能够被法制化，为什么要牺牲呢？不是牺牲企业家的，是牺牲全国老百姓的财产，这公平性在哪里？而且老百姓没有发言的权力。
想想看，我今天对格林科尔的批评，完完全全都是按照数字说话，下个礼拜就要披露原始文件，到底我每个数据都是从哪里来的，你会发现都是公开披露的讯息，我还是算有话语权的人，我讲一句话，他都要采取一种威胁恐吓，甚至打官司来对待我。但是，你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吗，用中小股民上市公司的钱来和保护中小股民的人来打官司，公平竞争在哪里？讲的更可笑一点，你是上市公司，我们对你质疑是应该的，你既然想上市，你就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怀疑，你解释清楚就好了，你能搞一言堂吗？你以为是什么时代？
我还是对媒体有影响力的人，如果你是中小股民怎么办？你就有不讲话的份。我请问你，我们社会的公平性在哪里？所以，我接到律师函以后，为什么我会如此高调在北京开记者会，因为我绝对不会让这种现象发生。
今天打这个官司，不是为我个人而打，这个关系到未来整个改革的走向。
谁是“理论家”
在郎咸平提出批评意见并且收到律师函以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发生，一是几乎是90％的网民表示支持，而另一方面，经济学界表示支持的人似乎是少之又少，在企业界好象和您有相同意见的人似乎也不算太多，也有人认为朗咸平的观点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走到市场的实际操作层面，郎咸平反驳说，实际情况是，真的在所谓理论层次上人的都是骂我的人，他们都拍脑袋想理论，没有做过实际研究，真正做过实际研究的是我，说出实际数据的是我，我把这个数据说出来之后连中小股民都听得懂的话，怎么叫理论层次？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这些人搞不懂吗？
很多人说，郎咸平为什么这么多人骂你，你不回应，我说你叫我回应什么，你拿数据来说1＋1等于2，我还能回应，他骂我，说郎咸平你是个混蛋，我怎么回应？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混蛋？我没有办法回应的，你发现没有，对我批评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对我是人身攻击，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回应。
国企改革的最大误区
对于中国有企业缺乏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的问题，郎咸平进一步解释说，国企老总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和通用韦尔奇一样。现在国企老总缺乏什么，缺乏对股民的信托责任，包括国家把资产交给你，希望你把它做好，因此你做好是应该的，这是你对国家以及老百姓的责任。但是国企老总很少有这种责任感，这才是今天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国企没有效率，那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应该把你的工作做好，怎么做好？就是要以国家的利益和股民利益为根本的信托责任，这是我们所缺乏的。
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产权改革给他们太多的诱惑，有学者说，职业经理人缺位，他们应该当所有人，这样的话才能激励他们做的好，这是胡言乱语，我完全反对，这是政策对他们的歧视，而且是好的歧视，让他们有这种决心来频繁的获取国有资产。
因此说，现在的国有产权改革当中存在着严重的误区。
2004年08月26日
發表於 2006/12/09 10：12 PM
2006/12/10
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文/郎咸平
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北京市发生的毒大米等等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现象，庙堂常常只是一味着急，民间也只是简单地咒骂。但是我希望我所提供的批判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仅仅是呼吁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北京市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引发我关注的事件缘由。最近从媒体上获悉北京出售毒大米的消息，让我惊愕不已。所惊者，世风日下，有人居然丧尽天良、不顾苍生百姓生命安全而牟取暴利；所愕者，此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处于首善之区的堂堂粮食主管部门——北京粮食局。根据此事件之专项调查组的调查，2003 年 4 月北京市非典疫情严重之际，主管北京市粮食局的副市长陆昊决定由粮食局购入 29。2万吨陈化粮作为粮食储备。今年春节后，该副市长再次决定将陈化粮销售给公众。陈化粮含有超量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因此发售陈化粮几与投毒无异。
向公众出售毒大米事件是一例典型的体制内腐败行为。有关官员不仅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为己敛财，已经到了罔顾广大无辜民众性命的地步。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事件被调查出来后，相关责任人不仅不考虑尽快向公众宣传，保证居民的身体健康，反而封锁消息、文过饰非。所谓的主管部门和主管市领导，先不说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不说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连起码的“不要害人”这样的基本做人原则和良心都没有了！
惊愕愤怒之余，我倒联想起前些日子我专门研究过的香港嘉利来股权纠被抢夺案，突然明白，北京市发生这样那样的荒唐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以北京市内部腐败势力之强，气焰之盛，卖毒大米其实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起来毫无顾忌的恶性事件。
且看2000年，社会恶势力垂涎于香港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竟诬陷香港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将香港嘉利来拥有的合作公司的股权“批送”给合谋团伙中的黑势力。香港嘉利来彻底失去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东地位和自己依法在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益。嘉利来愤然抗争，先后依法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即现在的商务部） 提起行政复议。最后，法律给了一个嘉利来公司一个公道，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虽然北京地方政府表明上口口声声正在履行中央政府决定，但是具体的各个部门就是不归还嘉利来的股权，法律的判决至今还是一纸空文。嘉利来至今仍然什么也没有拿回。盖有国徽章的严肃行政决定，在北京竟然可以荒唐如斯地瞒骗！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其中是非曲直的案件，在海内外沸沸扬扬，影响如此之恶劣，但掌管商贸的官员，对此毫不理会，执迷不悟，行径无异于掩耳盗铃。现任主管商贸的副市长陆昊，乃毕业于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他在2003 年初当选为副市长的时候，年仅 35 岁，为建国以来最年轻副部级干部。媒体对此一片颂扬之声，将其看作是选拔年轻干部的好例子。从嘉利来事件处理之上，我一度对其毫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跨部门作恶的行为难以理解。但是经过这次毒大米事件的揭发，我猛然醒悟，原来这群蟊贼硕鼠，从来就是不顾天下人心向背，更罔论国家利益公众得失，其所看重的，只是一己一群人的私利。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下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中华民族原本应当有这种力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但现在，当腐败渗透、堕落侵蚀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吗？毒大米事件发生后，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北京市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有一部分人对于官老爷的所作所为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一声。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们现有的一大批把持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人物没有一个出来说一句。中国的民间舆论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立身之本，对大是大非的事情，已然失去原则和立场。
我最近留意到一篇名为《北京的眼睛》的长文，作者是一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北京人，他在文章之中对于近年北京的荒唐事件进行了沉痛的分析，圆明园防渗漏工程敛财，“ 831 ”黑幕私分囤积土地，旧城改造摧毁老城传统，凡此种种，都是令人发指直接侵害公众利益的恶行。
但是同时，我很奇怪，包括北京大学的著名张维迎教授在内的各位精英身为北京市民，却为何能对北京近年发生的怪现状坐视不见，置若罔闻？我仍记得这两年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候，张教授等人对于既得利益者的保护声嘶力竭，动辄以“无耻”的字眼批评改革反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