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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地认为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问题，那我告诉各位，这个思维太过肤浅。正是由于市场化，我国的医改正面临严峻考验。”昨天，经济学界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直言。由于在科龙事件中的“郎顾之争”、关于国企改革的“郎周之争”之中的凌厉表现，使得郎咸平被冠以“郎监管”的称呼。
郎咸平认为，迷信市场化将会毁了医疗改革，也会毁了教育——穷人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会被剥夺。他是在《当代经理人》杂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等主办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揭晓盛典”揭晓典礼上说这番话的。
医疗市场化导致医生看钱不看病
生活中，很多人去医院看病都有这样的经历，医生会问你“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钱多少选择药物。或者问你报销不报销，报销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张“大单子”。公众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郎咸平说：“当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不是问你有什么病，而是有没有保证金，可能各位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据了解，看门诊在国外是免费的，因为国外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健全，政府能够负担这笔钱。“在没有交保证金的情况下，病人也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人性关怀。”郎咸平说。
其实，关于“医院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话题，医疗界和经济学界内一直争论激烈。在20年前，卫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公认“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病人看病难和医院暴利。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认为：总体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医疗市场化的道路不通也被各国实践充分证明，而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教育市场化剥夺穷人上学机会
“目前，我们的大学教改的结果就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郎咸平举例说，今天各行各业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来自农村。如果教育简单地套用市场化的路子，其结果无疑失败。“我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人在火车上站着到北京来念书的，家里分文不给，因为家里没有钱。而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他们脱贫致富的惟一机会，如果教改市场化，那么他们最后这么一点机会都会被毫无理由地剥夺。”
据了解，高校收费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96年左右并轨的时候，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年均约为500元，但2005年时，收费飙升到了5000元左右，平均10年上涨了10倍。这样的结果导致每年有一批考上大学的孩子上不起学，幸运者得到资助，但很多人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据了解，教育收费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即所谓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是属于非义务教育，学生应该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但业内认为，关键在于收费标准怎么定。同时，高校收费猛涨没经过公开论证或听证，而这种涨价的冲动很难用行政方式控制，专家担心这会导致社会问题。
改革的利益要让全民享受
“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这点毋庸讨论，可改革的原则是什么？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是改革至高无上的原则。”郎咸平表示。
“我们的改革思维，需要重新定位。”郎咸平直言，包括医院、高校在内的我国的产权改革或简称国企改革，最后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而改革的利益归少数人，这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郎咸平举例说，地方政府认为企业效益不好，社会包袱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会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而改革利益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于谁呢？归于少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他进一步分析说，就经济总量或GDP总量来讲，我国近几年表现突出。但单纯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现象的背后应更加值得关注，因为社会和谐在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
2006/12/10
郎咸平：改革路径需要反思！ 06年炮口指向谁？
《新世纪》周刊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 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