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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2028年前可预见的“较大灾难”，至少出现在四个方面：高失业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金融危机、能源危机。
灾难一：高失业率
1981…1987年中国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从1995年开始加入劳动人口，导致劳动人口比例在2007年达到73％的高水平。
第二次婴儿潮是非曲直962…1975年第一次婴儿潮的回声。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此时进入生育期。
尽管自1980年中国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第二次婴儿潮累计新生婴儿数量仍多达3。8亿，超过第一次婴儿潮的新生婴儿数量（3。7亿）。
如此大量人口从1995年开始加入到劳动人口，导致中国进入了高失业率风险期，并将延续到2012年。顾及到人均受教育周期延长因素，最终可延续到2018年。
直到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在2028年退出劳动人口之前，中国经济都将暴露在高失业率风险之下。中国劳动人口比例的峰值将出现在2011年（73％）。此后，虽逐年下降，但到2028年依然维持在71％的高水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中，85％以上来自农村（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82…76％，加上农业人口出生率普遍较高，因此来自农业人口的比例难以低于85％）。而随着第一产业（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持续下降，将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目前给出的2009年新增就业人口目标值，尽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200万，但对比2009年新增劳动人口预测值2072年，还是会新增失业人口872万。
而且当前失业人口越多，随劳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失业压力就越大。
持续高失业率的代价，一是约束了“财富定律一”因劳动人口增长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劳动力严重浪费；二是人均收入、特别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绝大多数失业人口来自农村）；三是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带来低工资效应，令低收入阶层生活贫困化；四是难以提高居民消费，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五是出现高犯罪率等社会不安定因素。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2028年前必须面对的。
灾难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令占总人口比重绝对多数据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这将抑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过去30年，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78…2007年，由2。57倍扩大到3。33倍。如果剔除农村居民入出打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后，相应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到5。4倍。
1985年到2007年，国内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所以从51。6％下降到35。3％，确切的答案，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那么，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呢？原因在于，依靠不恰当的耕地保护政策和限制投资政策，一味地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束缚在效率极低且越来越低的第一产业（1978…2007年国内第一产业GDP累计增幅级为2。7倍，而第二、三产业分别高达22。1倍、18。6倍）。
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效率上的差距，将约束财富定律二对财富增长的作用。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2007年，美国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9％；第一产业GDP的比重为1。3％；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67％，第一产业GDP比重为11％。
所以要想在2028年前提高国民整体劳动效率，就必须提高农业人口的劳动效率。如果能将农业人口数量减少一半，城乡收入差距将大大缩小，中国也将向发达国家迈进大大的一步。
灾难三：金融危机
高失业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经常性的。而金融危机的影响，则属于非常性。即使应对经常性灾难进展顺利，非常性的金融危机，也足以打断甚至是多次打断2028年前的发展进程。
现阶段国内金融市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广义货币供应量”持续大于“当年GDP”；与此连带的是，“金融机构贷款增长”持续快于“GDP增长”。
1990…2006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的比率，期间平均水平为74％（72％…77％间）；而中国高达136％（82…163％）。
形成这样大差异的原因，一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而美国则有着世界上最低的储蓄率；二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以消费者为主，企业的外部速效主要依靠资本市场；而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以企业为主，企业的外部融资严重依赖商业银行。
与此相关，1990…2006年美国“货币扩张幅度”对“GDP名义增幅”的比率为1。07倍，而中国则是2。09倍。
分析表明，如此不对称的货币扩张，显然是中国通货膨胀较美国相比更加严重的原因之一。1990…2006年，国内CPI的累计涨幅高达1。18倍，平均涨幅为5。36％。
不幸的是，国内物价上涨并不均衡。CPI升幅1994年为24。1％，1999年为…1。4％，无疑加大了金融危机风险。
先后出现高通胀与通缩，将令大量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增加金融体系不良贷款坏帐。2004年前后核销的坏账，竟相当于此前金融机构自有资本合计的数倍之多。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2000…2007年，贷款增长速度仍然大大领先于真实的财富增长速度（这期间虽然“国内金融机构贷款增幅”由上一个七年的202％下降到163％，但对比同期“GDP可比增幅”98％，前者依然是后者1。7倍）。一旦再度交替出现通胀与‘通缩，必然加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激增，以至出现金融危机风险。
那可不可以通过降低“贷存比”来阻止不良贷款率上升呢？国内金融机构“存款增幅”，一向大于“贷款增幅”，如果贷存比持续下降，过度依赖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将面临存贷利差缩小、盈利水平滑坡的风险。这实际上是另一种金融危机，并且会在不良贷款风险的高发期，加大爆发危机的可能性。
7年来，国内金融机构贷存比持续下降，到2007年，已由2000年的80。3％降至67。2％。以此推算，到2014年可能进一步降至54。1％。打个六折，贷存比降到54。1％的时间则会推迟至2018年。
到那时，由于存贷利差没有扩大空间，甚至会缩小，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无疑将面对重大挑战。
灾难四：能源危机
另一个系统性灾难，似乎是能源危机。
其系统性表现在：能源危机可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同时导致一切成本与此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价格上涨；由此刺激居民的通胀预期，以至于更多地储蓄，同时约束最终消费率；这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形成更高失业率；结果注定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旦高通胀之后是通缩，将爆发金融危机。
能源危机更多地由本国“能源进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导致。
而中国近年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年为…4。75％，表示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不仅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还能用于出口。
但到2000年则快速上升到3。44％，2005年进一步升至6。95％，5年上升3。51个百分点。鉴于2006年继续上升至8。25％，未来每5年升5…8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极大。如此说来，到2015年有可能升至20％以上。
考虑以国内进口能源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及其二次产品，因此，到那时，一旦国际市场出现供给短缺，价格大幅上涨，在油气领域爆发能源危机的可能性极大。
有迹象显示，在交通运输领域，中国正在步美国后尘，快速向更多消耗石油的运输方式演变。
30年来，铁路的角色逐渐被公路代替。1978年到2007年，两者占国内长途货运总量（不含远洋货运量）的比重，铁路由45％降到14％，公路则从35％升至74％；两者占国内长途客运总量的比重，铁路由32％降至6％；公路由59％升至92％。
此外，国内居民汽车保有量，1978年仅为136万辆，2007年增至4358万辆，累计增幅达31倍。其中，载客汽车的增幅为122倍，载货汽车增幅为11倍。
如果国内交通运输领域的上述趋势不变，且继续保持较高的“汽车保有量”年均增幅（最近年均增长16％），那么，石油类资源危机将为期不远。
何以实现“大发展”
既然中国将在2017年和2021年分别达到“劳动人口峰值”和“总人口峰值”，因此，遵循“财富定律一”，未来20年，中国经济不仅不可以实现大发展，恐怕连发展都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在不改变就业结构 的前提下，即便是将失业率由目前的17。13％降至2％（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瑞典等经济体曾在1990年低低于这一水平，实现所谓充分就业，未来20年的发展也注定有限。
其原因是，较高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决定了较低的总人口劳动效率，由此严重约束财富定律二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这使得答案变得非常简单：未来20年，中国经济实现“大发展”的关键在于“就业结构调整”。
事实上，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下降有密切关系。
不过，在调整与优化就业结构方面，目前中国与世界，包括与其它发燕尾服中国家之间，尚存在很大差距。
虽然未来20年国内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延续过去20年累计降幅32％的情况下，到2028年可降至27。7％；但将被此后总人口及劳动人口的递减所抵消。
我们的判断是：“加快调整国内就业结构，努力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应当是中国经济至2028年实现大发展以及此后应对大灾难的核心战略。
坦率地说，为调整就业结构所做的努力也存在很大障碍。其关键是：既要调整就业结构，以降低失业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要有效规避金融与能源危机。
通常“扩大就业”以“加快投资增长”为条件，而加快投资增长又以扩张货币供应量为条件。于是，那种因货币供应量过度扩张及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过快导致的金融危机，无疑是核心战略的软肋之一。
如果因就业结构调整，在促进工业化的同时，过多地刺激了能源需求增长，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胀，则是核心战略的另一根软肋。
这促使我们对核心战略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核心棋子：提高“国债负担率”
我们给出的新命题是：在核心战略下，是否存在一个同样核心的棋子，在对中国经济大发展产生提纲携领式的推动作用的同时，足以解除对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担心？
这颗核心棋子应当是在约束金融机构“广义货币供应量”扩张的同时，足以为扩大投资、增加就业以及促进居民最终消费，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基于我们对“财政与金融不可两分”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一可靠的资金来源就是：提高“国债负担率”。
所谓“国债负担率”是指“年末国债余额”对“当年GDP”的比率。
预计2008年末国债负担率为19。3％，仅较2005年末的17。79％提升了约1。5％（预计2008年GDP将达到28。8万亿）；但国债余额去较2005年累计增长70％。
有两个原因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在未来20年内足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债余额：
一是相对较快的“GDP增长率”使得借助于“国债负担率”的分母扩大，搂提高国债余额的可能性；
二是当前中国国债负担率与相应的国际警戒线60％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目前已知超过警戒线的国家有美国，2008年在85％左右，预计2009年将接近或突破100％）。
这就是说，到2008年末，中国19。3％国债负担率与60％的国债警戒线相一致的国债余额为17。28万亿元。由于实际余额仅5。55万亿元，当年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为11。73万亿元。
如果2009年中国GDP增长到32万亿，那么与国债警戒线相一致辞的国债余额为19。2万亿，相应的最大扩张空间可放大至13。65万亿元。
推而论之，鉴于过去1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率为221％（按当年价格计算，包含通胀因素；年度增长率最高为17。7％，最低为6。3％），假设未来10年累计增长率降至177％，那么到2018年，伴随中国GDP由28。8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未来10年内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可达到48万亿，相当于2008年国债余额的8。6倍。
此后10年，即使GDP累计增长率降至106％，2028年中国GDP也将达到165万亿元，这使得未来20内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