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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我们是在听不到妇女的意见的情况下陷入这种状况的。现在已到了为当代、也为将来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时候。
我留给你们一个参与政治进程的挑战。从过去到现在，妇女的呼声都集中于为一切人争取平等的事业。让我们参加进去，一起发出更响亮的呼声。
节译自《当今重要演说》何百华译容平校
①意即年轻人的行为是可以宽恕的。
休。S。苏特
美国残疾妇女的杰出代表，曾任美国政府康复事务专员。
本篇是在新西兰康复协会举办的“康复伦理”会议上所作的演讲。她以种种事实说明，残疾妇女是不幸的人中最不幸的，除了身患残疾，更要遭受多种打击。作为妇女，她们受到歧视；作为残疾人，她们又受到歧视，甚至被她们本可寄以最大希望的家庭和妇女运动所贬低，成了缺陷的象征，处于“无角色状态”。她用亲身经历证实残疾并非不可战胜，残疾妇女照样能发挥她们的应有作用。听听她发自内心的呼声吧：“我们残疾妇女有着像我们的无残疾姐妹一样的希望、梦想和抱负。我们既不是弱者，也不是英雄。我们是正常人！”。通篇演讲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同命运相抗争的大无畏气概，充满着对残疾妇女深深的同情和爱心，使残疾妇女对未来充满希望。演说以情感人，极富感染力。
残疾妇女是正常人1993年8月16日
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这个讲话不是“我真苦啊”的叫喊，而是谈论残疾妇女的奋斗及她们从共同的经历中体会到的普遍的、正确的道理。
几天前，在准备这个讲话时，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了妇女权利运动和残疾人权利运动之间的差别。这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如何看待自己，是首先把自己视为一个妇女，还是首先把自己视为一个残疾人？我说我首先把自己看作妇女。这中间有着重要的区别，一个往往为不曾身受残疾之累的人们所忽略的区别。
我在两岁时得了脊髓灰质炎。当时的情况我多半已不记得了，只记得父母告诉我，在离开医院回家时，医生对他们说：“让她躺在床上吧，看来她得在床上度过一生了。”
在大学时，我决定攻读临床心理学，并想取得硕士学位。可是我的生活、职业咨询顾问反对，警告我说：“一个残疾妇女要想结婚已经是够艰难的了，有了高级学位只会更使男人望而生畏。”
我们的儿子出生后，在他和我离开医院的前一天，一位社会工作者来看我，问我究竟能不能照看新生的婴儿。
这些都是好心的专业人员，他们认为自己懂得什么才是对我最适宜的。
但是我的生活却与他们所建议的大不一样。如果我采纳了他们的劝告，大概我今天就不会和你们在一起了。
许多讨论残疾人问题的文章认为性别是没有影响的。其实不然，性别是大有影响的。残疾妇女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三种打击。作为妇女，她们受到歧视；作为残疾人，她们又受到歧视。此外，就像威廉。约翰。哈马和贝乔。罗戈夫斯基这两位研究人员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所说的，人们对于妇女和残疾人这两种身份的交叠会作出一种特别的对待。
在美国，曾对130名大学生作过一次调查，问他们在2张照片中看到了什么。对一个45岁的男人坐在轮椅中的照片，大多数学生认为致残的原因与战争、工作或体育运动有关——都是好的、甚至值得钦佩的原因。在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轮椅中的照片时，没有一个学生提到战争、工作或体育运动，相
反，学生们的回答都集中于比如跌倒之类的疏忽大意，或者疾病，也许还暗示着传染病——换句话说，都是缺陷的表现。
美国最了不起的划船手朱迪思。休曼常说：“不论在最富的国家或在最穷的国家，残疾妇女是不幸的人中最不幸的。”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消极被动、孩子般的幼稚、缺乏最低的技能等等标签所造成的影响。
然而，没有标签同样也会造成损害。在一次调查中，一群大学生在被要求说明残疾妇女时，没有一个人提到独立、领导人、已婚、有生育能力、雇员等字眼。残疾妇女不被人们视为母亲，也不被人视为有专业知识或技能的人。撰文论述残疾妇女问题的某些妇女把这种情况称为“无角色状态”。
克服无角色状态意味着显示出我们是正常人。我再说一遍。克服无角色状态意味着显示出我们是正常人。我们必须反对第三帝国的论调：最伟大的目标是改善人种。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世界需要对正常的人重新作出界定。在人们的生活中，残疾是正常的。残疾人是正常人。这不是意在否认什么事物的一种说法，而是从根本上对我们的不可否认的价值和作为人类一员的身份的承认。
然而，残疾妇女往往被她们本可寄以最大希望的家庭和妇女运动所贬低。女权主义运动积极分子竟说：“为什么要研究残疾妇女？她们加深了那种说妇女是有依赖性的、消极的、贫困的陈腐传统观念。”
对此我不禁要问：谁是设计这种形象的共犯？谁放弃了为一切妇女争取自由和尊严的普遍目标而选取妥协绥靖这种不费力的途径？妥协绥靖曾被人界定为让你的朋友先被鳄鱼吃掉，以便它最后才来吃你。采用这种策略的人必定失败。妇女运动的策略必须灵活，却也必须对自己的事业保持忠诚。
显示我们是正常人的方法之一是投入那些与残疾毫不相干的环境。应邀参加建筑残疾人车道的小组是不够的。我们还得积极争取财政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中的职位，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的活动，参加当地无家可归者临时收容所的工作，竞选公职。总之，对公众所关心的每一个问题都要以主人翁的身份加以过问、参与。
进入上述种种角色，需要采取一种使自己增强力量的“跳崖”行动。
我第一次的跳崖经历发生在升入初级中学一年级的第一天，那是我读完6年特殊学校后跨入正常学校教室的开始。一时之间，我十分紧张，不知道同学们会怎样看待我，接受我。我怕得要死。老师看了我一眼后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句话打破了尴尬局面，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后来我懂得那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介绍。残疾问题一下子就妥善地解决了。
那使我得以自由地利用其余的时间结识同学们，让我们懂得我们所具有的共同点多于我们之间的差异。
跳崖行动是使自己成为正常人的一个内容。尽管每一次都是令人害怕的，但它们是我们生活中最能增强力量的一种活动，因为它们能使我们摆脱孤立感这种感情上的贫困状态。而且，它们能给予我们以服从良心和追寻梦想的自由。最重要的也许是，它们能使我们摆脱标签的束缚。
统计资料证实了这次会议所指出的一些情况：
——贫困和残疾经常连结在一起。
——残疾妇女往往生活于得不到家庭和社会资助的情况之下。
——残疾妇女一般都得不到足够的保健、尤其是生育方面的服务。
——领导机构内缺乏残疾妇女的代表。
——由于在接受康复治疗和资助方面受到限制，我们很少有可能获得就
业机会或就业所必需的技能，甚至缺乏职业申请书上所要求的文化水平。
我们可以老是想着双重歧视的不公正，念叨着如何结束那些陈规旧习，
那就不如通过下述方面增强我们本身力量的好：——要求获得我们在人类社会中的公民资格。
——超越关于残疾人问题的那些目光偏狭的争论，某些人正放心地让我
们在这种争论中占上风。
——努力控制、掌握那种用来说明我们、界定我们特点的语言。
——把残疾妇女的需要当作公民权利问题对待。
——努力使我们自身成为完全成熟的公民。
——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以启发、帮助那些寻求行为榜样的人。
如果说我要送给你们一种观点的话，那就是我们能够发挥重要的影响。
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了这种情况。
团体和个人都能起到重要作用。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今后仍是如此。我们
残疾妇女有着像我们的无残疾姐妹一样的希望、梦想和抱负。我们既不是弱
者，也不是英雄。我们是正常人。我们是划船手。
节译自《当今重要演说》何百华译容平校
格图德。蒙盖拉一九四五——
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坦桑尼亚人。毕业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获教育学学士学位。自70年代以来，历任坦桑尼亚政府妇女事务部部长，土地、自然资源和旅游部部长，总统府不管部部长，坦桑尼亚驻印度高级专员（大使）。曾多次代表坦桑尼亚出席关于妇女和环境问题国际会议。1985年参加内罗毕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任大会副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于1992年12月任命她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现为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董事。
这里收录的两篇，第一篇是蒙盖拉夫人向联合国大会介绍情况时的讲话。第二篇是她访问上海时发表的即席演说。她分析了自1985年内罗毕会议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迁，认为世界妇女正面临着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机遇。她对‘95北京会议寄予深切的希望，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比作一次新的长征，寓意深长。
面向1995的北京1993年11月
过去十年中剧烈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使我们产生了希望与新的机遇。但是也可能使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失去一些享受人权与自由和获得较好生活质量的机会。
在某些情况下，为实现民主化而增加的压力却同时伴随着内战与内部冲突……政治斗争与武装冲突造成了流离失所的人和难民数量的增加，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在发展中国家里，对于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侧重和结构调整计划的效果，以及工业化国家里经济问题的增长，造成失业、贫穷和社会问题的上升。
妇女在所有这一切问题中都承担着相当大的份额。
在不稳定与变动的背景下，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评估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对于妇女发展的执行情况，并制定一份行动纲领。
从积极的意义来讲，北京的会议不会为冷战的紧张气氛、种族隔离的激烈辩论，以及巴勒斯坦问题所引起的感情冲突而受到影响。
我们具有在这个变革的进程中改善世界的机遇，只要我们能找到和利用它们……今天妇女云集一堂，她们相互取长补短。她们互通声气，建立起相互信任。前几届大会都提供了机会来提高认识、监督进程情况和消除障碍。
通过历届大会，有关妇女的国际议程已从狭小的把妇女作为社会对象演变为对于妇女地位平等的关注，进而演变到关于妇女发展的更广阔的概念。
性别已日渐被承认是一种具体的计划变数。它能帮助人们去理解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与职能。有关性别分析的观念已把妇女作为社会中孤立隔绝的群体转向了由社会决定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它集中在男女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如何使权力得到分配。同时，又将如何使男女参与、控制经济活动和财力并从中受益。
自1975年以来，妇女已敲响大门，并涉足权力的走廊，进入制定决策的房间，迈入经贸活动的场所。我们有必要来重新审视现有的结构和程序，以
利于重新组织来确保两性的平等与公道。
所有这些问题都关系着妇女。北京的大会及筹备工作都应巩固社会的这一变迁历程。这个变迁不会再使人们因为性别而区分他们的地位、价值和机遇。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处对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包括有咨商地位和没有咨商地位者）给予特别关注。我在此强调，非政府组织在各级筹备阶段的参与，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还是国际性的，把它们包括在妇女地位委员会内，都是非常可取的。
节译自《面向1995的北京》李国彤译
世界妇女大会也是一次长征1994年5月
我曾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率领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第二次是筹备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全世界妇女来中国，这次我承担的责任很重，需要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