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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使
盐铁使
唐代后期主管盐、铁、茶专卖及征税的使职。盐指食盐的生产及专卖；铁泛指矿冶（包括银、铜、铁、锡等）的征税；茶在唐代认为是山泽之利，故其征税亦由盐铁使主管。盐铁使后与转运使合为一职，称盐铁转运使。
唐初不重盐利，玄宗开元元年（713），姜师度始奏请于安邑（今山西运城）盐池置盐屯，大获其利。同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请收山泽之利，玄宗遂令姜师度、强循等俱摄御史中丞出使，检查全国盐铁之课。当时设置盐屯，仿照屯田制度，征发人民充当屯丁，或出租给有力之家经营，按定额征税。盐屯由地方官管理。安史之乱起，军用浩繁，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使，这是盐铁置使之始。第五琦立盐铁法，于产盐处招民为亭户，专业煮盐，盐以每斗十钱之价，尽数交纳给官府。由官府加价至一百一十钱出售，各地置监院管理，严禁私人盗煮及贩卖。从此，征税变为专卖，政府收入大增，上元元年（760），刘晏继为盐铁使，又改进专卖制度。按新办法，官府将贱值收购亭户的盐高价卖给盐商，随其所至贩卖，禁过境州县征税以保证官盐畅销。江南、岭外诸州距产地遥远，盐商少到，则于其地置常平盐仓，商人不至而盐贵时，平价售与平民。江淮要冲及产地置四场、十监以储盐、售盐，又置十三巡院以主持盐务，查禁私盐。在他初任盐铁使时，盐利只有四十余万缗，到建中元年（780）他离职时，盐利增加到六百余万缗，约占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半数。从此，盐利为唐朝除两税外的最大收入。宝应元年（762），刘晏为盐铁使时又兼任转运使，以盐利为漕运经费，使二者密切结合。自刘晏以后，二使常由一人兼任，于是盐铁使与转运使变为一职。
矿冶在唐初由少府管理，铜、铁任人开采，但须向官府纳税。开元十五年，初征银锡税。德宗时，户部侍郎韩回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此，矿冶征税权收归中央，由盐铁使专掌。文宗开成元年（836），一度划归州县征收。宣宗时，复归盐铁使。唐代矿冶税收不多，每年全国不过七万缗，不敌一县之茶税。由于盐铁使主管矿冶，故有时也兼管铸钱，或兼领铸钱使。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始征茶税。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奏立税茶法，在各地茶山及其附近的要道路口征税，按时价抽十分之一，每年得钱四十万缗。穆宗时，王播为盐铁使，奏请增茶税百分之五十。文宗大和九年（835），宰相王涯自兼盐铁使，行榷茶法，令茶衣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采摘茶叶后即在官场中制茶，旧有积贮，一律焚除。王涯置榷茶使，由自己兼领。此法招致人民极大怨愤。令狐楚继为榷茶使后，乃奏罢榷茶，仍由盐铁使主管，实行产地收税办法，由政府所承认的茶商转运贩卖而禁止私人贩运。
盐铁使为财经要职，常以重臣领使，或由宰相兼任。后来，盐铁使与转运使合为一职，其下属机构亦皆合并。唐代后期，盐铁使与度支、户部二使合称三司，至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遂合并为一职，称三司使。
参考书目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北京，1959。
（陈仲安）
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
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汉武帝刘彻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①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②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③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吴树平）
盐铁转运使
盐铁转运使
见盐铁使、转运使。
阎立本
阎立本
（？～673） 唐朝画家。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隋将作少监阎毗第三子。少时好读书。
武德时为秦王（李世民）府库直，贞观时为主爵郎中，显庆中任将作大匠，代兄立德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升任右相，封博陵县男，咸亨元年（670）迁中书令。咸亨四年卒。
立本父阎毗擅长工艺，多巧思，工篆隶书，善画，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立本与长兄立德受父影响，皆机巧有思，也都擅长绘画。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驰名隋唐之际。
阎立本的绘画艺术，先承家学，后师张僧繇、郑法士。据传他在荆州见到张僧繇壁画，在画下留宿十余日，坐卧观赏，舍不得离去。后人说他师法僧繇，人物、车马、台阁都达到很高水平，特别长于刻画人物神貌，笔法圆劲，气韵生动。他的《太宗真容》、《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图绘唐太宗李世民及众臣，形象逼真传神，是当时名作，时人誉之为“丹青神化”。北宋宣和年间，御府尚藏有阎立本作品四十二件，其中有《王右军（羲之）像》、《窦建德图》、《李思摩像》、《凌烟阁功臣图》、《魏徵进谏图》、《步辇图》等。现存相传为阎立本的作品（或摹本）有《历代帝王图》（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萧翼赚兰亭图》、《步辇图》、《职贡图》等。《步辇图》描绘唐太宗同迎接文成公主入藏的吐蕃使臣会见的情景，是反映汉藏和亲的历史画卷。
（张弓）
阎若璩
阎若璩
（1636～1704） 清代汉学家。山西太原人。字百诗，号潜丘。早年，随其父祖客居江苏淮安。康熙元年（1662），返太原。十八年，入京应博学鸿儒科试，落第。二十九年，受徐乾学聘，南下江苏洞庭山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晚年仍居淮安，专意著述。四十三年，为皇四子胤禛（清世宗胤禛）召见，抱病赴京，卒于京邸。他一生为学，博览群书，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长期研治《古文尚书》，潜心三十余年，撰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揭其伪迹。《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伪作，遂成铁案。他亦精于地理之学，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如指掌。撰成《四书释地》五卷，兼及名物训诂、典制考实，旁参互证，多所贯通。于同时学者好加讥评，仅服膺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三人。曾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纠举舛错，为顾炎武《日知录》订正讹误。他以记诵博赡，考核精审名著一时，此后乾嘉考据学风受其影响甚大。其主要著述除《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外，尚有《潜丘札记》、《毛朱诗说》等。
（陈祖武）
阎锡山
阎锡山
（1883～1960） 山西军阀。字伯川。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1年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 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1909年归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习，后升监督。1910年升任山西新军标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率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任山西都督。此后，依附袁世凯、段祺瑞等，长期盘踞山西。1916年7月后，任山西督军兼省长。1917年派兵赴湖南与护法军作战，遭惨败。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投机钻营，扩充实力。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追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通电声称拥护三民主义，自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乘机收编军队，扩大实力，所辖军达十多万人。旋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山西实行“清党”反共。1928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奉军作战。3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主席和平津卫戍总司令等职。1929年后兼任国民政府政务院内政部长、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职。因其势力扩张，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1930年8月，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在北平组织政府，任主席。随后爆发了蒋阎冯大战，失败后逃往大连。“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回山西，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再次控制山西、绥远两省。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日军侵入山西境内时，曾在代县指挥所部积极对日作战，组织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其后态度逐渐变化，接受蒋介石密令，制造反共摩擦，1939年12月制造“晋西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破坏抗日民主政权。曾暗中与日军勾结，在降日和抗日之间投机。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5年9月派主力部队侵占解放区，在上党战役中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1947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但在人民军队的进攻下，其军事力量不断被歼， 1949年3月从太原逃到南京。6月，在广州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后又逃往四川，12月飞赴台湾省。1950年3月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兼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60年5月23日病死于台北。
参考书目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