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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做领导），就要谦卑服务众人。要注意“在你们中间”几个字，他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
例如：王莽本是皇亲国戚，又当上了宰相。因为他特别的“谦恭下士”，这就成为他的“标志和特长”。一个领导人物在上位，居于众人之前，如果暴躁武断，刚愎自用，顺己则昌，逆己则亡，自高自大，专恣横行。无论怎样的奴才在他下面和后面，日子久了，也会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这叫众叛亲离。如果他能谦恭下士，温和体贴，给人家的感觉是处上而人不重（部下感觉不到他的压力），处前而人不害（跟随他的人们不会受到伤害），于是天下乐推而不厌（大家甘心情愿地推举他当领导而跟从他）。“谦恭下士”就是让人家不感觉到“重”和“害”的秘诀，也是让人家衷心拥护的秘诀。王莽因为“谦恭下士”而得到了尊位，就在他登峰造极后，突然转变了一百八十度，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暴躁武断，刚愎自用，不管他嘴里说得多么好听，也还是弄到众叛亲离，最后受诛于渐台。王莽三十八岁当大司马，五十一岁做宰相摄政，五十四岁居皇帝位，登峰造极，六十八岁被诛死。从三十八到六十八，这三十年里，前一半直起，后一半直落；直起直落，亲手得，亲手失，是中国历史里仅有的好例子。顺从老子的规律，就直起；违反它就直落，丝毫不爽。
又例如：韩信在占据到了三齐之地后，派人上书汉王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刘邦听到了这样的请求，在韩信的使者面前，马上就气得骂娘。张良在他身边，听他骂得不像话，就暗地里踢了他一脚，刘邦正骂得爽快，经此一脚，突然醒悟了过来。于是他还接着骂，骂韩信不是大丈夫，要做王就应该做真王，屁，没出息，做什么假王，老子就封你做个真的，马上就刻印，做好封册，封韩信做正式的三齐王。韩信那里有个策士，名叫蒯通。他替韩信策划说：将军你现在不同了，有了齐地做根本，你帮汉则汉胜，你帮楚则楚胜，你若两不相帮而独立，则天下鼎足而三，将来鹿死谁手，未可限量。韩信考虑了之后说：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以这样的理由回绝了蒯通。韩信是个精通兵法，会打仗杀人的能手，怎么突然这么温情起来？其实他计算得很明白：如果跟楚，以项羽的个性和做人方式，一定不时会要求他不断证明自己对他的效忠，给他的压力会非常大，最后一定闹翻，得不偿失。继续跟随汉王，则汉王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压力，汉王对他很好，自己不吃给他吃，自己不穿给他穿。他清楚，汉王在军事上斗不过他，只有依靠着他。对他来说，汉王处上而不重，处前而不害。如果自己独立，他有楚、汉两边的压力，别的还没什么，可张良略施小计，他恐怕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要是独立的话，总要在楚、汉两者之间选一个来联合统战，去打另外一个，看来必须联合汉来对付楚。既然还是要联汉，何必先背叛他呢？所以他决定继续跟着汉王，兴兵伐楚，继续做汉王的攻狗。这就是粗中有细，柔里带刚的汉王“后”于人的好处，汉朝的江山是韩信打下来的，也是张良一脚踢出来的。刘邦不止后于韩信，也后于张良，也后于萧何，而他三个，要是没有刘邦，一个也发挥不了自己的所长。所以刘邦后其身而身先。
顺便一提：张良失意时，在圯上，得了黄石公的道家真传。此后他跟谁说话，谁都听不懂，唯有见到了刘邦，一谈就通。可见刘邦的悟性和聪明是天生的、高人一等的。于是刘、张彼此如鱼得水，愉快合作，张良终于完成了灭秦的使命。并且为汉创造了四百年的基业，善名遗留千古。张良原是很“有为”的，所以有“博浪锥”，却行刺秦皇未遂。在圯上潦倒不堪，得遇黄石公，是他的“无为”阶段。遇到了刘邦之后是他的“无不为”阶段。
列宁是一位深通辩证法的人，他的“后于人”“以退为进”“等，等，等”几乎都是挂在嘴上的，不断以此自我勉励和勉励同志。没有列宁，就没有苏联革命的成功。
最受人攻击之一的是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这句话。有人好意替老子解围，把它解释成：不敢为私利而争先。其实，天下人谁无私？“私”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无私也就没有生命与生活了。所以老子既不能违反自然，就从来没有叫人要“完全无私”“去私”，只劝人要“少私”（19章）。由于人人都自私，大家打破了头，要想抢到，达到“私”的要求。可是天下很少有人能真正得到所要的“私”。即使暂时得到了，也绝对保持不了，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9章）。而结果是更多人得到的恰好是反效果，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便是。老子教人，要以“无私——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为”为手段过程，才真能“成其私”（7章）。“私”→“无私”→“成其私”，是一套辩证法。所以“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应该还有更意义深长的大道理在！从前有个讽刺性的笑话，在曹州曹县有个姓曹的秀才。整天摇头晃脑，诗云子曰的，人家问他，你将来飞黄腾达要做什么？他说：要做“母狗”。大家都很奇怪，不知所云。问他为什么要做母狗？他说：子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孔子的意思是：面对钱财，不可不正当地去取得；面对灾难，不可不正当地去避免。）”原来他是个白字先生，他认不得“毋”字，把它当作“母”字。他认不得“苟”字，把它当作“狗”字。他说：孔圣人说的，面对钱财，唯有母狗可得；面对灾难，唯有母狗可免。人生在世，最要的是钱财；最不要的是灾难。只有母狗有钱可得，又可避免灾难，所以他要做母狗。于是人家给他个外号，叫曹母狗。就连曹母狗也懂得人生在世最要得的是什么，最怕得的是什么。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列为三宝之一，第一宝是“慈”，就是慈爱。人因为有了慈爱为动机，凭着慈爱，就勇往直前，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他说：慈，故能勇。第二宝是“俭”，就是节俭，也是收敛。《易经·节卦》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所以他说：俭，故能广（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第三宝是：“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谦卑。《易经·谦卦》说：“谦，尊（高贵）而光（荣耀），卑而不可逾（身处卑下而人格高尚，没有人能超越过他）。所以他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当领导）。反过来说：如果人舍掉慈爱，专门去搞勇敢，就成了莽撞，如同暴虎冯河。舍掉节俭，而去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害民。舍掉谦卑，只顾去升官发财，那么就死矣（要失败灭亡了）。因为那种作风就是“强梁”，强梁者，不得其死，是注定要失败灭亡的。老子这三宝，更突出了先与后的辩证运用，因此，也有人骂老子是阴谋家。其实，老子是实事求是的，他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家。说他是阴谋家不对，因为所谓阴谋家，是在暗地里害人的。他说的是宇宙规律，还再三地，明明地说。不如勉强说他是一位运用宇宙规律来谋求人类真正幸福的策略家，他提出的这三宝，也是从三方面对人审核的纲领和根据。
在《刑事犯罪学》里，要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就必须根据动机（motive），机会（opportunity）和能力（capability）三个基点来审断。检察官根据这三方面来调查起诉，辩护律师也根据这三方面来辩护。譬如，一个人有谋杀人的嫌疑。第一要审查的是，那个死者的死对他是有利无利，还是有害无害。如果无利无害，他何必杀人？第二是要审查他的环境，他有无条件和机会去杀这个人？如果死者在上海，他人在重庆，他怎么杀得到那个人？第三要审查的是，这个嫌疑者有没有能力去杀人，如果他是个瞎子，路都看不见，怎么能飞檐走壁，到楼上杀人？检方和辩方都要根据这三个基点去搜求证据，以求断定此嫌疑者有罪无罪。如果因为某种因素，实在得不到真凭实据的话，只要能建立一个“合理的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推理也可以用来定案。
老子的三宝，也是同样的三个基点，根据这三基点来审查一个人，能不能当领导？人们也要根据这三基点来自己审查，能不能成功？这是很科学的、一目了然的方法。所以老子把它们称为三宝。正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3章）。老子还担心人们不够深刻理解和去执行，他再反过来说：“圣人去甚，去奢，去泰。”（29章）。甚，是过分，也是超强的欲望和企图，与慈正好对立。慈爱的本质是牺牲为人；甚是过分的为己图谋。奢和俭，正好是对立的。泰与谦也正好对立。甚、奢、泰的本质是属于反面否定性的东西，去，是去掉、去否定。也就是损之又损，玄之又玄，否定之否定。去掉甚，自然就是慈，去掉奢，自然就是俭，去掉泰，自然就是谦。这三宝的意义，长阔高深，纸短情长，书不尽意。
世界上，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个血淋淋的事实。它的存在也有它的道理，不是理想主义者骂几句就会消失的。人生在世，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也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人无良谋智，岂能富贵齐。从自身到国家，都得运用智慧、策略，无时无刻地保护自己，胜过敌人。这是生存的基本要求，急迫性有时都只在呼吸之间。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五讲 我
（美）张绪通
笛卡儿（ReneDescartes1596…1650）是个划时代的怀疑论倡导者，由于对凡事保持怀疑态度，是真是假就必须经过详细地求证，他就不断地思索。因此产生了一个代表性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由于我能不断地思索，所以证明了“我”的存在，我的思索等于我的存在。
老子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3章）。老子在这里说，一切宠辱、得失、福祉、祸患，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的存在。如果一旦“我”没有了这个身体，那一切都与我不相干了。如果套笛卡儿的话来说，就是“我有身，故我在”。我的身体等于我的存在。那么“身体”是什么？明显地，老子的“身体”不止限于“思索”。
巴利文《弥兰王问经》与《那比丘经》说：“那先问王言，名车何所为车者，轴为车耶？王言：轴不为车。那先言：辋为车耶？王言：辋不为车。那先言：辐为车耶？王言：辐不为车……那先言：合聚是诸材木，著一面宁为车耶？王言：合聚是诸材木，著一面不为车也。那先言：假令不合聚是诸材木，宁为车耶？王言：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那先言：音声为车耶？王言：音声不为车。那先言：何所为车耶？王便默然不语。”这段话很是唆。这个那先问来问去，总是把车的一部分当做车的全部来问，问到弥兰王烦死了，看他执迷不悟，就默然不语。接下去“那先言：佛说之‘如合聚是诸材木用’为车。（车子是合聚一切用为车子的材料，如辕、辋、轮、轭、辐……合在一起的总称。）人亦如是。合聚：头、面、耳、鼻、口、颈、项、肩、骨肉、手足、肝、腑、心、脾、肾、肠、胃、颜色、声响、喘息、苦乐、善恶，合聚名为人。王言：善哉！善哉！”这段话用来描写老子的“身”，恐怕是最近似的了。因此，老子的“我”，即是我的诸肢百节，经络腑脏，思想意志，情觉欲望一切的总合，包括了宠辱、得失、祸福，也明显地包括了笛卡儿的“我思”。由于老子重视“我思”，同时重视“我思”以外的身体其他各个组成部分与功能，所以对于“我”的认识和处理的方法，比笛卡儿的层面就深广得多了。如果按照佛教《那比丘经》的逻辑来说，“车”是诸材木的合聚，光是一个“辕”，就不能称为“车”，这是“一不能概全”颠扑不破的逻辑原理。“我”不只是“思”，以“思”作“我”，就犯了“以一概全”的毛病。
“我”既然包括了身体诸肢百节和腑脏的各种机能，首先保持身体健康，以达到长生久视，这是老子哲学里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惜笛卡儿哲学里付诸缺如，所以他活到五十出头就死了。老子讲究“长生久视”“专气致柔”，但这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