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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吴良镛，1922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获工学士学位。1948－1950年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并获硕士学位。
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历任系副主任和系主任；1984年筹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任所长；1995年筹建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任主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教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培养建设人才和师资队伍做出了杰出贡献，多次获得国内外嘉奖，1996年被授予国际建协教育/评论奖。此外他主持参与多项重大工程项目和科研课题，如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广西桂林中心区规划、孔子研究院规划设计、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居环境：基本理论与典型案例研究、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东北亚地区城市化发展新途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等。其中他主持的北京市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1992年度的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2000年获得国家建设部颁布的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史纲》（1985，西德英文版）、《城市规划论文集》（1986）、《广义建筑学》（1989）、《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1994和1999，中英文版）、《迎接新世纪的来临》（1996）、《建筑学的未来：世纪之交的凝思》（1999）、《人居环境科学导论》（2001）、《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中英文版）》（2002）、《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2002）等著作以及近200篇学术文章。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建筑学会等多个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担任副理事长、理事长等职，并担任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杂志和刊物的主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望，担任过多个学术团体的领导人，被美、日、英等国的建筑师学会聘任为荣誉资深会员、俄罗斯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内容简介
吴良镛院士此次讲座的题目名为《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首先，吴院士分析了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从建筑界国际竞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切入，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直言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而且中国建筑师对本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信心。另外，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也是造成建筑文化危机的原因之一。吴院士也认为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他认为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
在“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这一段中，吴院士首先从基本国外出版的建筑书籍谈起，引出城市黄金时代的概念，并指出中国城市的黄金时代已经来到，各地建设市场的空前活跃就是明证。在这里吴院士再次重申：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最后吴院士分五点阐述了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问题：
1、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3、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4、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5、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在讲座最后吴院士指出：时代在前进，我们追求的目标必须不断随之向高处发展，难点在于这移动中的目标本身就需要不断寻觅，不能固步自封，学术思想总在原地踏步。文化是与时并进的，积极关注中国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来，我们要及早地从多方面入手。中国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总当以东方的思想情操、美学境界启发新的创造，倡建中国学派，并汇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来不可限量，难于管窥，要有“大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当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路漫长，跬步千里，我们必需艰苦努力。
全文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滩”，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1920－1930年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况，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表面上看，是技术与经济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智能竞争，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智能。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自信。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叹惜不已。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时有发生，北京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荫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所谓全球化（不是真正的）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在19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先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贸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己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还不深。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 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 Hall）在写《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象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我很懊悔自己当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一定象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事实上，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