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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形中遵守某项规则的有益效果能为人们认识的时候，该项规则才会具有约束力。
此种错误观念的最为古老的形式，一直与下述格言常常被错误地引证相关，即“人民的福利应当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suprema lex esto）这一格言，常被人们误引为“人民的福利就是最高的法律”。按照正确理解，此一格言乃意指法律的目的应当是人民的福利，亦即一般性规则应当被制定来服务于人民的福利，而绝不是指任何关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目的的观念，都可以为违反这类一般性规则提供合理根据。一个具体的目的，亦即欲求达致的一个具体结果，绝不可能成为一项法律。
7．自由之敌历来将其论辩立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事务中的秩序乃是以一些人应当颁发命令，另一些人应当服从命令为必要条件。大多数反对以一般性法律为基础的自由秩序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乃是因为它们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活动的有效合作，并不需要某个有权下达命令的人进行刻意的组织。经济学理论诸多成就中的一项成就，便是解释了市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促成个人自生自发的活动彼此相适应、相磨合的，当然，其条件乃是存在着人人都知道的对每个个人之控制领域的界定。毋庸置疑，对个人彼此适应的机制的理解，构成了调整个人行动的一般性规则所应当纳入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知识。
社会活动的有序性展现于如下的事实之中，即个人能够执行一项一以贯之的行动计划，然而，这种行动计划之所以能够得到执行，其原因是他几乎在执行此一计划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能够预期其他的社会成员作出一定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明显存在着一种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的话，则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事其事业，甚或不可能满足其最为基本的需求”。如果我们希望个人根据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只为他们本人所知而绝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个人所完全知道的特殊环境来调适其行动，那么这种有序性就不可能是统一指挥的结果。因此，所谓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
这样一种与环境相调适的秩序，显然不可能通过集中指挥的方式得到建构，因为关于这种环境的知识乃是由众多的个人分散掌握的。这种秩序只能产生于作为社会要素的个人间的相互调适以及他们对那些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事件的回应的过程之中。这就是博兰尼（M．Polanyi）所谓的自生自发形成的“多元中心秩序”（apolycentric order），他指出，“当社会的秩序是通过允许人们根据他们自发的意图进行互动的方式——仅受制于平等一致适用于人人的法律——而实现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系统。我们据此可以说，这些个人的努力是通过他们发挥其个人的主动性而加以协调的，而且这种自发的协调又通过其对公益的助益性证明了这种自由的正当性。——这些个人的行动之所以被认为是自由的，乃是因为这些行动并不是由任何具体的命令所决定的，而不论这种命令是出自一上级还是出自一政府机构；这些个人行动所受制于的强力，乃是非人格的和一般性的”。
尽管那些较为熟悉人们安排物理事物的方式的人，常常会发现很难理解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过程，但在许多情形中，我们还是必须依赖于个别因素间自生自发的调适以形成一种物理秩序。如果我们试图凭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将每个个别的核子或原子置于与其他核子或原子相互关系中的恰当位置上，那么我们就永不可能形成一结晶式的或复合式的有机混合体。我们必须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核子或原子会将自己排列进一个具有某些特征的结构之中。让这些自生自发的力量发生作用，在这些情形中可以说是我们达致所欲求结果的唯一手段，因此让这种力量发生作用也就意味着，在创设这种秩序的过程中，有诸多方面实是我们控制力所不及者。换言之，我们不能既依赖这些力量，同时又欲图确使特定原子将在由此产生的结构中占据某个具体的位置。
同理，我们能够为社会秩序的型构创造一些条件，但是我们却无力为各种社会要素安排一确定的方式，以使它们在恰当的条件下有序地调适它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者的任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地型构起来并得以不断地重构。实际上，促使这样一种秩序的型构，并不以我们能够预测个别原子的行为为条件——因为这类行为实依赖于那些它们发生于其间的并不为人所知的特殊境况。人们所能要求的只是其行为具有一定限度的常规性（regularity）；而且我们所强制实施的制定法的目的也在于确保这种有限的常规性，因为正是这种常规性使秩序的型构具有了可能。
当这样一种秩序的要素乃是有智识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在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能够尽可能成功地运用他们各自的能力）的时候，这种秩序得以型构的主要条件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在他的环境中有哪些境况是其所能依凭的。为避免不可预见的干预，人们就必须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尽管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所具有的特质。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除非这里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个人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进行自由合作的社会，否则这样一种观点就会将这种避免不可预见的干预的必要保护措施局限于为数甚少的社会安排上。这是因为这些必要的保护措施恰恰是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而保障这一条件亦是法律的主要功能之所在。
自由秩序原理第十一章 法治的渊源
第十一章 法治的渊源
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所有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这种自由在不存在法律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如我们所被告知的那样，这种自由并不是每个人为所欲为的自由。（因为当其他人的意志支配某人的时候，该人又怎能自由呢？）但是，一种处分或安排的自由，一如他所列举的那些包括对他的人身、他的行动、他的所有物以及他全部的财产的处分，乃是法律所允许的自由；因此，在这样的法律下，他不受其他人的专断意志的支配，而是能够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现代的个人自由，大体上只能追溯至17世纪的英国。个人自由最初似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不是某个刻意设计的目的的直接结果；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是个人自由已存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其益处已能为我们所认识。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中，个人自由的维护和完善渐渐成了英国的支配性理想，而且英国的自由制度和传统也已然成了文明世界的示范。
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遗产与现代自由毫无关联，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遗产的重要意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大。诚然，从许多方面来看，中世纪的人所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大于当下人士所一般认为的程度。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英国人在当时所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大于欧洲大陆许多其他民族所享有的自由。然而，虽说中世纪的人已然知道许多种自由，当然这是在赋予某些等级或某些人以特权的意义上的自由，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那种作为人的一般性状况的自由（liberty as a general condition）却知之甚少。从某些方面来讲，当时所盛行的关于法律和秩序的性质及渊源的一般性的观念，阻止了人们以现代的方式提出自由的问题。然而，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英国较多地保留了中世纪普遍盛行的有关法律至上（the supermacy of law）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其他地方或国家则因君主专制主义（absolutism）的兴起而遭到了摧毁——英国才得以开创自由的现代发展进程。
中世纪提出的“法律至上”观念，作为现代各个方面发展的背景，有着极为深刻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一观念可能只是在中世纪的早期为人们所完全接受；这一观念明确指出，“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对正义本身的否弃，而且这是一种荒谬之举，一种罪恶，一种对唯一能够创造法律的上帝的背叛”。在当时的数个世纪中，人们所公认的一项原则乃是，君王或者任何其他的权力机构只能宣布或发现已经存在的法律，或纠正其间所隐含的对既存法律的种种滥用情况，而绝不可能创制法律。只是在中世纪晚期，经由主观构设而制定新法律——亦即我们所知的立法——的观念才开始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英国，议会也渐渐从一个原本主要是发现法律的机构（a law…finding body）发展成了创制法律的机构（a law…creating one）。最后在关于立法权的论战中（论战各方彼此谴责对方行为专断，即不根据已被公认的一般性法律行事），个人自由的目标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得到了增进。15、16世纪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凭借其新获致的权力，首次将立法作为实施那些经过慎密思考的政策的工具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这种新的立法权在当时有可能把英国导向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一如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情况，而这种政体又将摧毁中世纪留存下来的种种自由。然而，从17世纪英国人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观念，则是一种新的发展，它在当时被用以对付新产生的各种问题。英国早期的学说以及中世纪一些伟大的文献［“大宪章”（Magna Carta）、大“自由宪章”（the great Constitutio Libertatis）等等］，之所以对于英国的现代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就在于英国人在那场斗争中把它们当作了斗争的武器。
虽说从本书的目的来看，我们无须详考中世纪的学说，但是我们却必须较为详尽地探究在现代初期得以复兴的那些古典思想遗产。这一考察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对17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因为古人的那些经验对于今日之世界有着直接的重大意义。
2．尽管古代传统对现代自由理想的影响已属不争之事实，但是其性质却常常被误解。人们经常说，古人并不知道“个人自由”意义上的那种自由。这种说法的确可以适用于古希腊诸邦及某些时期，但却绝不适用于巅峰时期的雅典（甚或亦不能适用于晚期的共和罗马）；它也可能适用于柏拉图时期的衰败的民主政制，但是对于雅典人的自由民主制来说则否。Pericles曾经告诫雅典人，“我们于政制层面所享有的自由，亦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彼此不能以忌妒的方式去监视对方，也不要对邻里据其意愿而做的事情表示愤怒”；而在远征西西里最具危险的时刻，雅典军队的将军则提醒其士兵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为这样一个国家而战：在这个国家中，他们享有着“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进行生活的毫无拘束的裁量权”。那么“自由国家中最自由的国家”（一如Nicias 根据同样的理由对雅典的称谓）的那种自由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在希腊人自己的眼中究竟是什么呢？而都铎王朝晚期及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特征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伊丽莎白时代借之于古希腊的一术语中见到，但是后来，这个术语却不再为人们所使用了，此即isonomia（“伊索诺米”）。英国人在16世纪末从意大利直接引入了该术语，意指“法律平等适用于各种人等”；稍后翻译Livy著作的学者以英语形式isonomy替之，意指法律对所有人平等适用以及行政官员也负有责任的状况。此一意义上的isonomy在17世纪得到了普遍使用，直至最后为“法律面前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