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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中国如何自处
（奥地利）俞力工
冷战结束以来，事态发展一反国际社会之期望，民众生活非仅不见改善，反倒狼烟四起、两极扩大，甚至连传统的西方阵营也出现严重裂痕。值此丝纷棋布、天下扰攘的时刻，似有必要理出社会进程的红线，从而摆脱泥沼中的徘回与失落。
西方社会民主的历程
近代社会，自十八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迟至十九世纪末期中产阶级崛起、军事官僚先后退出政治舞台，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方始成为摆脱独裁暴政、摒弃自由经济残酷剥削的选择。此际，各个利益集团在遵守宪政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多能平和地派遣代表，以票决方式通过议会安排人民、国家的权利义务，规划市场经济的框架与运作，授权国家出面协调利益团体之间的纠纷与再分配，委托国家经营与人民福祉、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公营事业（如交通、水电、教育、电台、邮政等）。由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体制便在和平、民主、限制资本自由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此后长达百年的摸索、探讨，达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
“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就政治层面而言，此新制度体现着自由与民主的互相弥补、互相制约；每当资本力量侵犯基本人权，便有强调“社会性”、“正义”、“民主”的“左派”对立面进行抗争；每当社会政策过头，国家权力恶性膨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便有高举“自由”、“竞争”、“整顿”的“右派”，争取更多活动空间。
社会民主道路上的两个逆流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借“共产主义”名义，实施传统斯拉夫原始公社制度的“斯大林主义”，以及，在苏联主导下，华沙集团对西方阵营提出的挑战。该斯拉夫体制的弱点，表现在误以为劳动组合的扩大可取得物资生产的升华，遏制市场经济的运作，限制个人的自由发展，盲目扩展国家垄断权力，结果则导致经济萧条、官僚机器肿胀、民众的离心离德与最终的土崩瓦解。尽管如此，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竞争需要，东西阵营分别建立的社会福利措施的贡献也不容抹杀。
社会民主主义百年历程上遭遇的另一个严峻考验，便是三十年代应运而生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扩展尽管一度使全球陷于混乱，而其所体现的毕竟是失意者的狂想。他们既责怪市场经济导致资本集中、盲目生产和经济恐慌；又埋怨民主议会效率低落，无力预测风险、处理危机和维护民族利益，于是乎，便号召民众把国家改造成一个不存在阶级冲突的“人民社团”，以钢铁的纪律支配资本活动与群众生活，并使所有其他
“帮佣民族”臣服于自诩为“优秀民族”、“超人”的脚下。鉴于此，法西斯主义既仇视民主，又妨害自由，更滥用权力，因此至多是图借古代帝国之尸还魂于世的一场徒劳。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经此冲击后，益加注重危机处理，并未雨绸缪地建立了若干国际安全、经济合作机制，如联合国、关税协定、世银、货币基金等等。
社会民主的最新发展 － 保障多元文化、环境的社会市场经济
六、七十年代之交，随着科学、技术、生产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普遍认识到生态破坏、资源耗竭的威胁，由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又普遍提出了“环保、社会市场经济”要求。及至八十年代末，鉴于全球化的急速扩张与文化商品的侵袭使得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于是提出了“保障多元文化、环境的社会市场经济”
的主张。以欧洲联盟为例，其多元化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敦促成员国允许外籍劳工参加社区投票的决定，都反映出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社会发展角度观之，此际开明人士普遍认识到，所谓“文明”、“先进”、“现代化”，不单单是指广泛的有形建设；而更重要的是，在征服自然界之外，必须具备建设社会基本设施（保健、劳保、教育、退休制、养老制、妇幼保障、信息多元化、意见多元化…）的能力，协调社会内部矛盾的能力，促进发展又兼顾生态完整的能力，以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协调不同国家、民族、群体之间利益，并使其互相观摩、取长补短的能力。若非如此，只要在刚果森林落成几座超高的大厦便可挤进“先进”之林。
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与社会民主的退却
综观近代史，无论是早期的利益重新分配、关键企业公营措施、社会福利、对自由经济的合理控制，以及其后的环保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引进，都可视为现代社会的必要开支，必要措施；以及为求社会安定和长远利益所作的努力。因此，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框架条件的拟议，早已成为各国议会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占其业务的80％）的主要课题。这就难怪，当共产阵营分崩离析之时，代表跨国企业资本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也称“新货币主义”）
、“新保守主义”一时甚嚣尘上。一方面，他们牵强附会地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要求社会民主力量退出政治舞台；同时又为了垄断资源、增加利润、扩大市场，竟不顾社会的安定与长远利益，主张逐步削减百年来建立的一系列“社会措施”。为达到此目的，以美、英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与企业，率先削弱工会、裁员减薪、加强劳动强度、以临时工取代固定工、以低薪年轻工顶替高龄工、裁减福利、降低企业税、拍卖公营企业、以公司短期效益决定员工酬劳和经理人员的奖金、以股东的收益多寡决定公司的结构与经营取向；此外，还在国际上以促进“全球化”名义，透过不受任何民主议会推荐、授权、监督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各成员国对进口商品进一步降低环保、卫生管制标准（这些标准往往通过各国议会立法），放宽工、农、文化商品市场，并开放包括金融、旅游、教育、保险、保健等服务业市场，同时还以经、贸制裁手段，逼迫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与任何抵触世贸组织规定的成员就范。同期间，多数社会民主政府却步步退让、妥协，使得失业人口增加而带来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随着大企业的走税、漏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小；此外，唯利是图意识引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后现代媒体的“枕头”、“拳头”文化商品更是推波助澜。结果，社会民主党派的传统选民竟成为“抗议群体”，大批转而支持极右派，而此恶化情况，直到二十一世纪才稍见改观。
道德恶果与盲点
社会民主力量之所以退却再三，除了受东欧集团解体的影响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气氛笼罩下，所有坚持“社会正义”的国家都得面临所谓的“道德恶果”（moral hazard），即任何国家只要是继续维护劳工利益，增加环保、福利、援外开支，“不负责任国家”的竞争力便相对提高。这方面只要观察“京都议定书”的拒签，基因作物的诉讼便一目了然。当然，为了不使落后，中西欧就有不少国家东施效颦，逐步采纳“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尽管如此，若干北欧国家却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其理由是，只要政策坚定、合理，并能得到人民的谅解与支持，必要的开支终将取得最大的收获…。不言而喻，如果社会民主首先弃守的是“媒体阵营”，则自然谈不上坚守社会正义并取得人民的谅解。言及此，不妨介绍1995年发生的两个重要国际事件，以说明“全球化”的具体结果
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
1995年，经“关贸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会议决定，在日内瓦把“关贸总协定”提升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吸引与会国的广泛支持，倡议者宣称该组织的成立，非但不对成员国的主权和民主法制构成威胁，还将导致拉美国家经济的跳跃成长，亚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贸易将大幅受惠，美国的贸易赤字将降低600亿美元，美国人民的年收入将增加1700美元…。如今，不及9年，据联合国贸发会的资料，此期间最不发达的47个国家（LCD）的出口贸易额损失达1630至2650亿美元，而粮食进口额则增加2920亿美元；同时尽管这些国家无力改善出口能力，却在世贸组织的要求下，必须降低关税，由此其债务又提高了一倍。此外，当此期间全球跨国企业利润暴涨之时，世界最富的20％人口与最穷的20％人口之间的收入比也从1960年的30：1提升到90年的60：1和97年的74：1（按此速度，2003年的比率应当在90：1左右）。全球447名“首富”的私人财产相当世界半数人口财产的总和。外贸方面，单单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即占全球贸易金额的2/3。换言之，当前全球的实际贫富差距情况远较殖民主义时代更加恶劣。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年来，美国属最低收入的1/3人口实际工资下降了25％，1/5美国百姓的生活处于贫穷线之下；而另外的20％富裕阶层，同期收入则增加了一倍，其中最富的50万人拥有全国1/3的财富。由此观之，世贸组织初定的目标纯系海市蜃楼，而实际的发展却符合同年另一个会议的预测。
旧金山会议
1995年，美国旧金山市曾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500名政、经界精英（与会者包括萨切尔、老布什、电缆新闻网络、惠普、日微系统…的首脑）的会议。该会议主旨在于为全球化之下的今后世界进行分析与规划。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将使全球80％人口“边缘化”，而这80％多余人口与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口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世界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日微系统的老板格基（John Gage）表示，届时将是一个“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世界（to lunch or be lunch）。卡特执政时期的安全顾问及战略家布列辛斯基便及时献计献策，创造了一个“奶头乐”
新词汇（tittytainment，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的组合），意指要使此20％高枕无忧，彼80％的失落、边缘人口安分守己，就得采取温情（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与精力。不难想像，随着时间的转移与情况的恶化，“奶头乐”的剂量必须越来越大，麻醉与昏死之间的距离也将越来越小…。
如前所述，事隔不到9年，当前全球的状况与乌拉圭会议的预言背道而驰，旧金山会议所预测的20：80格局反倒提前实现。更加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现成的商品文化、文化商品的“麻醉”作用也似乎远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9。11事件则来得有如晴天霹雳，不只是让西方“新自由主义”倡议者与战略家认识到，边缘地带的人口还有其他出人意表的抗争手段；连八十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摆布的中西欧社会民主力量也顿然从半麻醉状态惊醒。以下，在讨论中西欧“社会民主势力”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之前，似有需要以几个不同事件为例，详细说明全球化的内在问题。
中西欧的媒体资本集中问题
七十年代初，笔者初到德国之日，正值该国热烈讨论如何制定反卡特尔法，以控制媒体企业集中、垄断之时。根据德国先后制定的相关法律，其主旨在于；通过促成信息的多元化；促成意见的多元化，从而保障民主制度的多元化。因此，社会，以至于法律，对媒体企业的期盼，不是光为了“赚钱”（verdienen）；而是为民主“服务”（dienen）。如今，在“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德国媒体的主要争执议题却是，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为了提高“合理化”与“竞争”能力，如何修改德国法律，以放宽对资本集中加诸的限制。
实际上，20年来中西欧区域，除少数例外，尤其是报纸、电视台的媒体企业（杂志却基本不受影响）不断集中，由是有趣地形成两个对立现象：一是低俗媒体、街边小报（boulevard
newspaper）迅速集中、扩大（甚至垄断了德东地区与若干前东欧集团国家的媒体），高质量媒体（quality
newspaper）却面临倒闭之虞；一是社会民主根基牢固的国家（如北欧），始终能够维护媒体的多元化，而民主文化发展“迟钝”、反法西斯教育推行不力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则其集中率可高达90％（意大利）。该现象说明，中西欧民主力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往后孰胜、孰败，虽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