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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奶粉事件与世贸组织
就全球化的扩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而言，不能回避的是危地马拉奶粉诉讼案。据联合国儿童基金调查，全球每年由于母亲采用奶粉（formula）、放弃用母奶喂婴，而导致婴儿死亡的人数大约为150万。主要原因固然是奶粉质量不及母奶，婴儿往往无法适应；尤其严重的是，落后国家（只有44％的婴儿食母亲的奶，工业国家的比率更低）的食水不够卫生，因此经常导致婴儿患痢疾而死亡。鉴于此，危地马拉政府通过法律，禁止奶粉公司作任何夸大奶粉功效的广告（如，“质量接近或超过母奶”）。此后，奶粉公司更改宣传方式，使得该国婴儿死亡率大减，并受到联合国表扬。然而美国格伯公司（Gerber
Food）不愿顺从该新法律，委托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提出告诉，96年终因危地马拉败诉，被迫更改自己的法律、被迫坐视本国婴儿的死亡…。
香蕉官司与世贸组织
另一件典型的案例为“香蕉官司”。事由为美国在拉美的农产公司（Chiquita）于96年透过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控告欧洲联盟“优先进口加勒比、非洲、亚洲的香蕉”。欧盟败诉后采取拖拉办法拒绝执行世贸组织的判决，于是99年美政府采取单方制裁，使欧盟每年承担1。9亿美元损失。欧盟之所以偏袒上述国家，主要是为了照顾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关系，而且部分加勒比国家纯属单一作物国家，其香蕉收入占进口额的63…91％。一旦失去保护而与美国公司大规模生产的拉美廉价香蕉竞争，这些“香蕉国家”就得面临断炊问题，或者，将被迫放弃香蕉种植，改种古柯或其他毒品…。
全球化的理念与手段
以上若干事件说明几个问题：一是世贸组织的前身，即关贸协定（GATT）的初衷在于协调、降低全球关税与促进国际贸易。虽然长久以来它的规定可对非成员国造成歧视待遇与压力，但非成员国至少可自行决定是否加入该组织并随后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及至世贸组织于95
年成立，它突然增加了制裁手段，不止对成员国有效，甚至可直接干预非成员国。于是乎，一个权力远大过联合国专门机构（如劳工组织、儿童基金、卫生组织），甚至安理会，主要又是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太上皇”组织，就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形成了。二是“新自由主义”的道理很简单，即在全球范围“以最自由、便当、迅速的办法采购原料、组织生产、运输和推销”。然而为达到此“物器第一、生意至上”目的，它不考虑各国、各国际组织为维护资源、生态、健康、传统文化、民主体制和避免垄断、两极化所制定的法律、规定与协议。迄今为止，固然在降低工业产品的关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受惠国却主要是发达工业国。至于农产品，则由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补助政策作祟，大大削减了第三世界的农产品出口机会。前不久，在坎昆世贸会议上农业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提出的严重抗议，多少说明世贸组织多少年来的着力点何在。三是世贸组织的存在固然主要是维护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利益，同时，八十年代以来，美、英政府已蜕变为大资本直接代理人的趋势也是有目共睹，但却不能理解为“代表美国利益”。原因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大企业为减轻负担、推卸责任、增加利润，也同时透过世贸组织向美国的80％环保条例和一系列福利方案进行挑战，换言之，“全球化”、“自由化”也在危害美国人民和所有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同理，欧洲联盟虽然在许多场合与世贸组织貌合神离，甚至针锋相对，但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上文所介绍的媒体资本集中问题，足资证明欧盟内部也有强大的跨国公司利益存在。我们同时也能够察觉到，欧洲内部也有不少的
“右派”，为了使欧盟转变为一味偏袒大资本的“萨切尔铁娘子政府”，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打拼。四是所谓“全球化”不过是幌子一个，“新自由主义”也只是一张学术面子，其真正的里子是由一批大公司透过发达国家政府委派、聘用的“专家”所组成的世贸组织。他们不受任何国际、国家民意机构监督，毫无透明度地秘密举行会议并对诉讼案件作出裁决，并按照“自己”的理念，按部就班地为世界的未来制定“秩序”与“规章”；且由于第三世界无法洞穿、掌握其游戏规则，无可避免地处于被动、不利、受制、受害地位。据报道，当前许多跨国大企业甚至不必真正劳驾世贸组织出面，只消向落后国家的企业或政府抬出“世贸组织”的牌子加以威胁，便足以使对方就范。谈及此，还得围绕“专利”、“知识产权”与将于2005年之前拟就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细则稍加讨论。
专利与模仿的自然权利
就当世贸组织不断促进“商品、服务流通”、“降低关税”之时，却要求美国政府把平均定为17年的专利权期限延长至20年。据估计，美国消费者单单在这三年为居高不下的药品价格要多支付60亿美元费用。试想，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般远在20年以上，西方申请专利的产品、技术也远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再要求落后国家等待20年之后开发同样产品与技术，或在连续20年之内支付昂贵的生产许可费用，其动机即便不是为了置第三世界于死地，也至少是借此手段永远保持优势。反观早年所有后起追上的东、西方国家（如美、日、德），其发展历程无一例外地是靠仿照他国先进产品起家。如今，发达国家虽已遥遥领先，却故意把仿造、伪造混为一谈，动辄向使用同样或类似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求赔偿、罚金。其实，一般说来，能够仿造的技术应当属于不受保护、不得申请专利的技术。真正的技术，如奔驰汽车、波音飞机，即便第三世界技术人员成天坐骑、观摩、肢解也缺少如法炮制的能力。当前发达国家医药界频繁施用的一种手段，便是采用某土著对某种草药（该草药甚至经过土著数千年的品种改良）所积累的知识制作药品，待取得专利权之后，该“知识来源地”便不得生产同样产品，即便西方药厂所增加注入的“知识”、“技术”只相当原始知识的千分之一。同样的，软体、软性、智慧产权知识也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共同财产，理当为全人类互相参照利用；更何况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如下载、复制），所谓的“智慧产权”根本无从“保护”。因此，严格说来，专利、产权保护，实际上成为发达国向落后国漫天要价的恶劣手段。鉴于此，第三世界各当局与其盲目听从发达国家发号施令，不如联合起来据理力争，强调人类进化过程中最自然的仿造权、复制权（right
to copy）也属基本人权。
金融市场开放的教训
就服务领域，八十年代以来最快速发展的莫过于金融市场的扩大。尤其是在有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之后，金融“投资”更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深入市场经济的任何角落。以金融投资为例，七十年代初投入于全球股市的资金，只有5％属于与实业、生产毫无关系的金融投机；如今，投机资本则占95％，且其大部收益不支付任何所得税。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之下，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东欧、拉美、亚洲发生严重金融危机，若干国家如印尼、阿根廷，直到今日还没摆脱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凡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均系金融市场开放最快、最彻底的地方；而安然度过难关的国家，却属金融市场有限开放或限制资金任意外流的地方，如中国、马来西亚。当前有识之士，无不极力呼吁设法征收跨国投资的所得税、监控境外走税银行、制定框架条件（如规定持股最低期限），以限制投机资金的兴风作浪。笔者还要着重提示，即便是欧盟成员，也几无例外地备有征收“投机税”的立法。
服务业的自由化与不自由
目前除金融行业之外，世贸组织还筹划进一步打开旅游、信息、咨询、教育、医药、保健、保险、房地产等15大项、150小项的服务业。据观察，中西欧舆论界最强烈的反应是：坚决反对教育机构“学店化”和社会保险的民营化。前者，必然上行下效，导致一切“向钱看”，由是腐化年轻学子的道德人格；后者，把劳动人民积蓄一世的养老金透过私人企业投入投机市场则性质更是与犯罪活动无异。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来，最为不能容忍的是，发达国家以至于世贸组织对“劳务的自由流通”则三缄其口。这种最直接、最有效的缩短贫富差距的手段在殖民时代均以“先锋”、“拓荒”精神加以歌颂，美、加、澳、纽等国也均靠移民、外籍劳工、经济难民的奉献而起家，如今，“低收入地区前往高收入地区讨生活”这种天经地义的活动，却被发达国家视为应当严加防范的“变相侵略”和“犯罪行为”，其动机说穿了就是永远保持领先地位，永远让第三世界成为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厂。
中国的选择
如前所述，虽然中西欧近20年来在全球化、自由化的压力之下，社会民主体制已遭受严重破坏，但基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其民主力量已意识到存在危机，由是其面对全球化“既妥协又斗争”的对应手段便应当受到所有落后国家的重视和参考；在一定的领域，甚至必须加强合作。以中国为例，其发展战略并非是那么盲人过河、无据可考，而是得根据国情、有计划地在“自由经济”与“社会民主”两条道路之间作一妥善安排。如果能够认识到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主要优势在于廉价劳工、土地任当局支配、无需摸索与创新（德、日战后均如此），则中国的有限优势、暂时优势将随着产品质量、生产形态的提高，与发达国家之间发生难以避免的冲撞。本着未雨绸缪，似宜预先参考日本近15年“扩大内需市场”和“不急着把新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的做法”。除此，也有需要密切注意欧洲社会民主的样板，即瑞典的成功经验与特点。如果目光不是单单盯着欧美发达国家的“品牌”、“标签”，而是广泛、深入地与最具社会正义感、人文教育最全面的北欧社会交往、合作，便轻易地能够发现当今“向钱看”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别有天地。同时为了在国际上摆脱孤立，适时抬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我定位”、有针对性地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民主党派中物色友善的朋友也是刻不容缓。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作出如下准备：一是要及时制定框架条件、规划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以促成多元化公平竞争局面；二是根据国力建立社会安全网（社会基本设施）；三是联合欧洲的社会民主力量与第三世界，从而对世贸组织进行锲而不舍的周旋；而“劳务输出”、“智慧无产权”、“药品无专利”就是争取世界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切入点”。总而言之，如若麻痹大意，中国今后必然面对80％边际人口的动乱不安；如果能够在成长中兼顾社会正义，把边际人口控制在20％之内，则既攀登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峰”，又算是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2003/12/31
原载2004年1月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