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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阿登纳做例子，阿登纳在纳粹势如中天时，担任科隆市长，他反对纳粹党在政府机关胡闹，结果纳粹一火大，干脆把他拉下马，逼他住到修道院，把他太太弄出来诬告他，还找了一个职员在法院说他贪污。但德国垮掉以后，英美联军要找一个没有跟纳粹合作过的，但是，竟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全都跟纳粹合作过，最后只找到一个，就是阿登纳，他已经老掉了。
这次国民党开代表大会，黄石城他们这些县太爷都表示拥护，这与张博雅用国民党籍主任秘书和党外省议员的全体劝进，如出一辙，都证明这些人有问题，都可能放水。怎么办呢？都批啊！谁放水就批准。
问：如果这样，那最后可能一个党外都没有了。
答：没有就没有。过去我出道时也没有啊！《自由中国》垮掉，我出来稿《文星》时有几个党外？当年《自由中国》的英雄，我们今天看到还剩几个了？我现在只承认一个——胡虚一。他还在作战。其他的像聂华苓跑到美国去了，金承艺跑到澳洲去了，傅正在和稀泥了，夏道平老得不能动了……
问：也许他们只是转到另一个战场作战。
答：不要自欺了。只有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并且唯有现实的战斗是检验的唯一标准。如果说过去战过斗了，现在吃利息，这也不行，像××去还写杂文，现在连杂文也不敢写了，他在吃利息。还有人说等未来，谁要相信未来？今天就是未来，在这个每人都朝不保夕的时代，谁能够控制未来？国民党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时，他们也没想到三十年后还要继续在这里统治。
过去我老师姚从吾要做一个研究计划，我告诉他那计划要做完，他要活八百岁。钱歌川本来想做文学家，可是他说做文学家要先通语文才行，所以必须先做语文学家，于是他开始研究英文，做了文法学家，现在他七、八十岁了，还是文法学家。你告诉我，钱歌川要什么时候才开始做文学家呢？
对年轻人而言，也许还有一点未来可言，但对我们这种快五十岁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未来？今天就是未来。
问：你愈来愈感到年龄的恐慌吗？。
答：嗯。至少知道到某个年龄以后，什么事就不能做了。
问：你写作的心情也受到年龄的影响吗？
答：过去觉得有很多青春可以浪费，很多东西可以慢慢写。譬如五年或者十年。现在我不太等了，觉得就要在几个月内写完这些东西。因为没有时间等了，能写的就写了，还等什么？
问：可是我们等了很久，还没看到你的文学名著。
答：我正在写，明年以前至少会先出版一册。
问：不少人认为你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太强，若不把你从党外清除，党外的发展很难健全。也有人觉得你给新生代带来了坏影响，他们从你那里学来了动辄批判的习气，但又没有你治学的工夫。
答：如果我的罪名是给新生代立下写文章批判的榜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榜样，证明大家对是非感明确。
问：但我们如何知道那的确是“是非感明确”的批判？党外的批判也时常发生错误。
答：那不怪我，那要怪《前进》。他们常常事情没弄清楚就乱写，譬如讲国民党生殖器串连的关系，有的明明没有，它硬给人家串连；有的明明有，它硬给人家解开。新生代在采证上时常不够细腻。除了《前进》以外，《深耕》、《政治家》都发生这种问题，这不能叫我负责，就好像我没给他们做打麻将的示范，为什么他们打麻将？大家不必用很复杂的手段反对国民党，只要跟我学戒烟戒酒就行了。戒烟戒酒以后，我们来抵制烟酒公卖，烟酒公卖的收入没有了，国民党连公教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这不是足可置国民党于死命吗？何必搞党外活动呢？大家去宣传戒烟戒酒好了嘛！可是谁有那个决心？为什么他们不跟我学？我认为我树立的都是好榜样，譬如我很有正义感，我很有生气、活力，我主张写文章要有技巧，文章要写得有人看，不要像费希平、傅正之流办。那种没人看的杂志。如果说我这种中古代给新生代立的是坏榜样，那老一代的不全都该死了吗？他们给立了什么榜样？像费希平，他立的是什么榜样？我们为了接纳费希平，党外牺牲重要原则，也就是承认了他们这万年国会的法统。我们欢迎费希平加入党外的标准是他辞职或重新竞选。不然你费希平现在是什么身份呢？是万年国会法统的身份，这样身份的人在党外带头，请问这是什么榜样？
问：你的著作如此之多，生产速度又这么惊人，你估量过你的影响力吗？
答：十年以后当知我，二十年以后当知我，五百年以后更当知我。这问题就像你问耶稣他的影响力何在一样。当时耶稣影响力不强，在他临死前，他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人出卖他，还有人在天亮鸡叫前三次不认他，可是多少年以后，他的作用会发生。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的影响力在今天也许不大，但若干年后会发生。
问：你想读者在看你的书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答：看热闹，看好戏。我想，很少人是以信徒的心情来读的，如果是的话，他们会跟我一样，会有同样的奋斗或牺牲，但他们显然不是。
问：他们的心情不严肃，是否是因为你的写作形式不够严肃？
答：用语不严肃，并不是我的真意不严肃，我奇怪为什么不严肃的用语不能用？这是文字技巧嘛！最好的中文就是这样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中文呢？如果党外也像国民党一样变成八股套子，讲那种没有个性的话，那叫什么党外？我们党外就是要讲有个性的语言。
问：忙碌的读者也许会问，读李敖的书真是有用的吗？读他的书，既不能使我们的荷包增大，也不可能使我们在谋职时方便一点，你想你为读者带来什么？
答：这问题不应由我答复，应该让马太、马可、路加去答复。他们写福音时是要给众人什么呢？当然我们不能拿福音去谋职嘛！除非你要做周联华！
问：那是宗教——
答：我们也相当于是宗教，我们给人家一种心灵上的信念。
问：什么信念？
答：反抗国民党就是一种信念，叫老百姓不要做羊就是一种信念，不要相信张晓风那种羊，不要相信三毛那种羊，也是一种信念。政府德政没什么好感谢，就是一种信念。不要轻易相信女人，也是一种信念。
问：但反抗国民党也是要讲求手段的，你认为党外在手段上表现得如何呢？
答： 现在党外跟国民党都斗得太粗糙了，批的不够细腻，挖他们的根也挖的不深。为什么我李敖厉害？因为我细腻。我每一次出拳都是重拳，这你们都看到的。以前我打胡秋原打得他不能动弹，他就吵说：“这哪里是一个人干得了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集团搞出来的。”后来人家看到了我的书房，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事。
问：拳击手出拳以后总希望有反应，不然老打空拳有什么意思？像你常出重拳是没错，可是出了拳，对方不反应，不是也很累吗？
答：他不反应也是输，反应也是输，只是输的方式不同而已。其实，又要什么反应呢？我们对国民党的警告也好、劝告也好、他都是不可能改变的，改变就不是国民党了。大家以为舆论可以影响国民党，这完全错误，国民党根本不看你的，也不听你的，国民党的压力团体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根本不在台湾。以为国民党听人劝的人，完全高估了自己，国民党哪里会采纳民意呢？国民党的民意渠道绝不来自舆论，甚至也不来自他们自己包办的舆论，他们的渠道完全来自贴身那几个宦竖意见而已。
我承认国民党不能改变，我写文章的目的也绝不是要国民党改变。而是让我们知道国民党怎么错，我们不要这样子再错。你国民党也不要以为你干的坏事别人不知道，我们给你写出来，给你追臭万年。
问：如果是留下历史记录，你以为共产党挖国民党根的工夫还会不如你吗？
答：各有千秋……（略——编者）
问：你已说过国民党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国民党继续不改变，读者也继续沉默，我们很怀疑你所说的，若干年后你的影响力会发挥。
答：读者不是这样的。耶稣死时有十二个人不沉默，胡适、殷海光死时，他们也没想到有李敖这样一个人把他们继绝学而开“战争与和平”。清朝有个学者叫崔述，他生平只收一个学生，这学生只跟他见面两个月，后来他死了，学生就把他所有著作出版，倾家荡产不说，最后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但老师的著作一定要流。传。这样一个薪火相传，就是这么单线的、微妙的，没有那么复杂，这不需要一堆人，也许就是那么一个半个。若干年后，台湾整个岛枯人亡了，可是历史会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在这个岛上有一个活人，有一个英雄好汉，这人就是李敖。我们现在看南宋、南明的历史，那么一个小朝廷，什么都没留下，历史上只那么一句南宋偏安、南明偏安，就带过了。那些孤臣孽子，我们只记得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其他还知道谁呢？发现新大陆，我们只知道哥伦布，哥伦布的大剧是谁，就没人晓得了。我李敖就是那一个拔尖的，我会流传下来。
问：这是支持你生存、战斗的理由吗？
答：不，那是副产品，那是我死后的事。如果我完全为了我死后的声名，那我去司马光，花十九年时间去写《资治通鉴》好了，我绝对写得比他好。我可以留那种安全的名嘛！但我是战斗的人，不是滑头的人，我在有生之年就是战斗嘛！至于完全牺牲眼前、为了死后的声名的人，那是和尚嘛！有人说和尚是没有欲望的人，错了！和尚是最有欲望的，他们牺牲了现世，是为了来世能够成佛，他们认为现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死后那些才是真的，但我是那样的人吗？我当然不是。 ……（略——编者）
问：也没看见你出来做点破的事啊？
答： 我李敖大才，哪里做这些琐事？但我等于已经点破了，因为我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东西已表示了基本的态度。我帮远流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也选了《资治通鉴》，但我的前提说的很清楚，读中国书，要会读。不会读，对你就有害；会读，这里面会找到一些好东西。我反反复复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哪里能叫别人一网兜收，还告诉你收不下去我翻成白话给你吃？
至于司马光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坏，那是另一个层面，属于整个“通鉴学”的问题了。在史学方法里有门课叫“通鉴学”，专门研究《资治通鉴》。如果你跟我谈这个，那我就跟你讲行话了，只有讲行话才能谈，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共同设定的名词和语言，行家一说就懂，否则怎么谈？这没有小看你的意思，譬如你要我跟
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我怎么谈呢？除非我有基本的数学训练和物理基础，因为他不能逐条跟我解释行话啊！
……（略——编者）
问：历史学家们责备柏杨不是行家硬充行家，可是也没看见我们的历史学家在做这工作啊！
答： 那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啊！你不能对爱因斯坦说，为什么你的相对论我们不懂。当年爱因斯坦推出相对论时，全世界只有十人以下懂，但那不是爱因斯坦的责任，他本人是属于高阶层的人嘛！他不必做那种通俗性、流传性的工作。所以，写 “相对论ABC”的人是谁呢？是罗素，罗素给爱因斯坦做阐释的工作，爱因斯坦不必自己阐释。
有人问爱因斯坦老婆懂不懂相对论？他老婆说我不懂，但我懂爱因斯坦，所以我相信相对论。你看大史学家陈寅恪，他从来不翻译什么《资治通鉴》或写什么中国通史，他都是写小题目，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像《柳如是别传》之类。但从这样“小”的题目里，你看到整个朝代的全面，真是做到了从一粒砂里看世界，一朵花里看天国的境界。这么大的历史学家他做这种事给你看，小题大作给你看，可是你不能说他没翻译《资治通鉴》或没写中国通史就不是大史学家。
问：柏杨即使在翻译《资治通鉴》上犯了那么多错误，但也总有一点可取之处吧？
答：没有完全抹煞他啊！问题是得不偿失，功不补患。例如《资治通鉴》开头第一段的“臣光曰”，麻烦就来了，他的历史哲学出现了，你懂我意思吧？这是司马光专门写给帝王看的教科书，因为那时皇帝是新派人物，相信王安石，相信变法，司马光就花了十九年时间，做一份宣传品，准备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