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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窥视西方。
正当东部支系斐迪南一世及其承继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任皇帝）在领地上享受相对和平的时候（不算土耳其人在1566年至1567年的进攻），西部支系西班牙的统治者费利普却十分不幸。北非海盗进攻葡萄牙和卡斯提尔海岸，土耳其人随后开始重新争夺地中海。结果，西班牙不得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规模的新战争，从1560年出征杰尔巴，经1565年在马耳他的搏斗，1571年勒班陀战役，以及各有胜负的突尼斯争夺战，直至1581年方实现最后的停战。与此同时，费利普的宗教褊狭政策和日益增加的赋税使尼德兰的哈布斯堡属民由愤愤不满变成公开起义。16世纪60年代中期，尼德兰的西班牙政权崩溃，导致阿尔巴公爵率军北上，实行军事专制。这反而导致四面环海，易于防卫，由荷兰和西兰岛所组成的荷兰人省份的全面抵抗，造成英国、法国和北德意志对西班牙人所怀意图的不安。1580年当费利普二世兼并邻国葡萄牙连同它的殖民地和舰队时，英国人更加心慌意乱。然而，正像哈布斯堡家族要强化（或扩展）权力的所有企图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他们的众多竞争对手觉得有责任进行干预，以防止权力平衡过于失调。到16世纪80年代，原本是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性起义，已经扩展成一场新的国际斗争。在尼德兰本土，攻城和反攻城持续不断，毫无惊人结果。海峡彼岸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顶住内部对其权威的所有挑战（不论支持来自西班牙还是教皇），坚定地向荷兰起义者提供军事援助。在法国，君主政权的削弱导致一场激烈的宗教内战，由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同盟与其对手——受伊丽莎白和荷兰人支持的胡格诺派拼死相争。在海上，荷兰、英国的私掠船则切断西班牙对尼德兰的补给线，并将战火引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这场斗争的某些阶段，特别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和16世纪9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西班牙战役看来就要胜利了。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战；另一支军队在帕尔马公爵出色指挥下由北方进军巴黎。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反西班牙的部队还是顶住了。法兰西王冠的竞争者、颇具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纳瓦尔的亨利，为了争取对他的王位的支持，在教派归属上灵活到可从新教徒转信天主教；然后，又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兰西民众去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到1598年，《韦尔芬和平协议》达成，正值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去世，马德里同意放弃对法兰西的一切干涉。到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的英国也保住了。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两次入侵均遭惨败，在爱尔兰挑动天主教起义的企图也破灭了，伊丽莎白的军队稳固地重新征服了爱尔兰。1604年费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都已去世，西班牙同英格兰妥协言和。又经过5年，直到1609年，马德里才与荷兰起义者停战，谈判和平协议。虽然在此之前，局势早已清楚：无论是从海上，还是经由莫里斯指挥的战斗力极强的荷兰军队坚守的拿骚陆地（和水路），西班牙政权都无法击溃尼德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联合省这三个国家继续存在，而每个国家都有潜力干扰哈布斯堡家族未来统治的事实，再一次肯定了1600年的欧洲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霸主。
这一时期震撼欧洲的第三次大交战发生在1618年以后，德意志身遭重创。仅仅因为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削弱和他个人的才智，以及土耳其对多瑙河流域的再次威胁（1593—1606），德意志在16世纪后期才幸免于一场全面的教派战争。然而，在德意志团结一致的表象背后，敌对的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方的力量。17世纪初，福音派联盟（建于1608年）和天主教同盟（建于1609年）的斗争加剧。况且，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坚决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表兄弟，而福音派联盟的首领，即帕拉泰恩·弗莱德里克第四选侯与英格兰和尼德兰都有关系，于是，欧洲多数国家都加入各自阵线，似乎准备为他们的政治、宗教矛盾决一死战。
1618年波希米亚的新教集团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为另一轮残酷的宗教战争，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所需的导火索。斗争开始，皇帝的军队进展顺利，斯帕诺拉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军队有效地支援了他们。然而结果却是，一群成分复杂的宗教和世俗军事力量卷入冲突，于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向。荷兰人在1621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1609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帕诺拉的军队对抗。1626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它的君主克里斯琴四世的率领下，从北方进攻德意志。在幕后，颇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想尽一切办法给哈布斯堡家族制造麻烦。不过，这些军事的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纪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的有权势的副官华伦斯坦简直就要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到德意志身上，其范围甚至远及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更加奋力地与之拼搏。17世纪30年代初期，最坚决果敢的人当属引人注目、有影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二世（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挺进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冲入莱茵兰和巴伐利亚。虽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中阵亡，但绝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对德意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抵消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反之，到1634年，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华不凡的首相奥里瓦列斯公爵所率领的西班牙人，决定给他们的奥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们派往莱茵兰的、以红衣主教茵凡特为主将的军队，反而促使黎塞留决定法国直接卷入，于1653年命令军队在多处跨过边界。多年以来，法兰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联盟的默契的、间接的领袖，向所有反帝国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贴。现在冲突已公开，每个联盟开始动员更多的军队、武器、钱财。讲话的语言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强硬。奥里瓦列斯在1635年制定下一年三路进攻法国的计划时曾写道：“要么丧失一切，要么使卡斯提尔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是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所力不能及的。其军队刚刚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长战线，横跨欧洲。瑞典和德意志军队在北方进逼帝国军队。荷兰和法国“钳住”西属尼德兰。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义使一部分西班牙军队和物资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北欧转移到本土，尽管这些兵力和资源还不足以重新统一这个半岛。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受到法国人热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有可能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如果说尼德兰在后几项活动中获得好处，那么，其他交战国这时大都因多年的军事活动而损失惨重。17世纪40年代的军队比30年代要少些，各国政府的财政应急措施更加不顾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议日趋猛烈。然而，正因为这是一场相互牵连的斗争，参加的任何一方都难于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国家要是知道瑞典也愿停战回家，他们就会退出。奥里瓦列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与法国谈判停火，但后者不肯抛弃荷兰。不同级别的秘密谈判与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同时并进，每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说，再打一次胜仗就能加强自己在总体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并不干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同年，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终于给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留下来进行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首相马扎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655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1659）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费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战争目标”只是保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甚至这个目标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弃。因为那时葡萄牙的独立已获得正式承认。欧洲大陆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着查理五世1519年继位时的大致状况，尽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纪末仍需为它最初过分的战略扩张付出代价，遭受更多的起义和领土损失的折磨（见地图4）。
二 实力与弱点
哈布斯堡家族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如此复杂，过程又如此漫长，看来很难用个人因素来解释，比如说鲁道夫二世皇帝的疯狂，或者西班牙费利普三世的无能。也很难说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官员们特别无能，看看同时代法国和英国许多君主的失败，以及某些德意志王公的贪赃愚昧就足矣了。回想一下哈布斯堡家族所能积聚和掌握的大量物质力量就更令人困惑费解。
查理五世继承了四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提尔、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英格兰的王冠。这些王朝事件的发生，加上同时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征服与掠夺——都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和资源。
尽管现有统计数字有许多漏洞和不精确之处，那个时期的人口数字又不那么可靠，但假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1/4，是不会大错的。然而，这些概略的总数［2］比起这些地区的财富并不那么重要，这里的王朝遗产看似得天独厚、非常富饶。
哈布斯堡家族有五项主要的财政来源，另有一些小项进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提尔遗产。此地由王室直接统治，议会和教会把各种定期的捐税让给王室（营业税、宗教财产“十字军税”）。此外，欧洲的两个贸易区——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国家——的商业财富和流动资本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金。第4项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即来自美洲国家的收入。在美洲开采白银和黄金的“五分之一王室税”，加上营业税、关税，以及教会的征收，使得新世界为西班牙国王们提供了大笔红利，不仅是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因为流进私人手里的美洲财富，不管是西班牙人、佛兰芒人或意大利人，都有助于这些个人或公司交纳越来越重的国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君主还可以向银行家大量借款，因为运送白银的船队一到，他就可以付清债务。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内拥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卫普的那些富商巨贾，也应算作一种优势，这是第5项主要财政来源。举例来说，这项来源肯定比来自德意志的赋税更容易到手，因为德意志国会里的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只有在土耳其人攻到门口时，才肯投票给皇帝拨款。
封建社会末期，骑士们已不可能再履行个人的军事服务（至少多数国家如此），沿海城镇也不可能提供船舶。对一个交战国家来说，拥有现金和可靠的信贷是绝对必要的。只有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场经济的限度内购到必要的船只、海军设备、武器和食品来装备一支随时可以出战的舰队；只有相当频繁地向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和薪饷才能避免发生哗变，从而把军人的能量指向敌人。再说，此一时期虽是人们称之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期，但所有的政府都大量依靠外国雇佣军来加强军事力量。这一点哈布斯堡家族又占了便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意大利、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招兵。例如著名的佛兰德军就是由6个主要民族构成的，都相当忠实于天主教的事业，但需要按时付薪。说到海军，哈布斯堡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