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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兰德军就是由6个主要民族构成的，都相当忠实于天主教的事业，但需要按时付薪。说到海军，哈布斯堡的遗产可以组建一群五花八门的舰队，例如在费利普二世的晚年，地中海式军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型西班牙式帆船、数量庞大的葡萄牙舰队，都可壮大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舰队。
不过，在这140年里，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军事优势恐怕是西班牙训练的步兵。卡斯提尔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氛围造就了一个理想的招兵场地，恰如林奇所指出的，在那儿“当兵是一种合乎时尚而又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仅对绅士而言如此，而且对全体人民亦然”。况且，那位“伟大的上尉”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期对步兵的编制进行了改组，从那时起直到“三十年战争”中期，西班牙的“三重军”是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每团3 000人，枪兵、剑兵和火绳钩枪兵编制在一起，训练相互支援配合。西班牙运用这种兵团扫荡了无数敌人，大大降低了法国骑兵和瑞士枪兵方阵的名声和战斗力。一直到讷德林根战役（1634），茵凡特红衣主教的步兵还顶住了瑞士军队的15次强大攻势，然后，就像惠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战场上那样，坚定地向前推进，粉碎敌人。在罗克鲁瓦（1643），西班牙人虽被法军包围，仍然战斗至死，这当然是哈布斯堡大厦中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军力直到17世纪中叶才明显地出现裂痕，那时的军队主要由德意志、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雇佣军组成，来自卡斯提尔的武士已大大减少。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但西班牙…奥地利王朝同盟却绝不可能取胜。这是由于它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虽然在当时的人看来极其雄厚，却从没有满足过要求。这个致命的缺陷来源于三个始终相互作用的因素。从广义上讲，它为研究军事冲突提供了主要素材。
第一个因素，前面已简略地提过，即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亦即约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战争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剧烈膨胀，这种变化本身是由几种交错因素造成的，有战术上的、政治上的和人口的因素。骑兵控制战场的格局受到打击，打击首先来自瑞士枪兵，然后是操长枪、剑、弩和火绳枪的混合部队，这意味着一个军队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意大利式略图”的发展更加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前面一章提到的高级复杂的城防梭堡系统。部署这样一个防卫系统或者围困它都需要数目庞大的军队。当然，在一场大战役中，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指挥官同样能很好地部署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但这两种部队毕竟不像步兵团队那样无处不在。因此，并不是国家削弱它们的骑兵力量，而是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显著增加；步兵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便宜，可以大量招收，特别是因为欧洲的人口在增长。当然，这些因素极大地增强了对政府组织工作的压力，但不会压垮西方“新式君主”的官僚体系，正如军队人员的大量增加并不一定能使一个将领丧失指挥能力一样，只要他的军队有一个出色的指挥机构，且受过良好训练就足矣。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为“军事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榜样。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说，1529年以前，法国和西班牙在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没有证据说明任何一方使用3万以上的兵力”，但是：
在1536—1537年，皇帝查理五世仅在伦巴底一地就征集6万人，保卫新占领的米兰，并入侵法国的普罗旺斯。1552年，为同时从所有战线进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征兵10。9万人，又从伦巴底征兵2。4万人，此外，还有从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来的兵。这样，皇帝指挥下的、因而也是他供养的军队一定有15万人左右。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1574年，仅西班牙的佛兰德军就有8。6万人。而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费利普四世也可以高傲地宣称，他在1625年指挥的军队不下3万人。在所有这些军队中，真正增长的部分是步兵，特别是枪兵。
在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海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海上贸易（特别是漂洋过海的贸易）的扩大，贸易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竞争，北非海盗船和奥斯曼大型帆船舰队构成的威胁，都与新的造船技术相互作用，使得舰船造得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那个时代，战舰和商船并无明显界限，一定规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装配枪炮，以对付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军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占有一定数量的正规海军，形成一个核心。战时，武装的商船、三桅军舰以及二桅小型舰只可向这个核心集中靠拢。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尤为支持这个方案，而查理五世却不愿自建海军，他更倾向于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式大帆船和单甲板大帆舰。费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接着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压力，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他不得不出钱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施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到1574年，他供养了146只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以后10年里，大西洋爆发的战争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通往西印度群岛（1580年葡萄牙被吞并以后）和东印度群岛的海路，保护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国的袭击，以及把侵略军送往不列颠，这一切，都急需远洋舰队。1604年英西签订和约后，西班牙仍需一支庞大舰队，用以抵御荷兰人的海上进攻，保卫同佛兰德的交通。而且，天长日久、时光飞逝，这些战舰的装备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昂贵。
正是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权的真正弱点。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结果，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不断地为具有偿付能力而挣扎。16世纪40年代，在对付了阿尔及尔、法国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种种战役之后，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币，才能找到金钱，支撑对付新教王公的战争。1552年，他在梅斯一役中就花掉250万达卡，约为皇帝当时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10倍。不足为奇的是，他被迫不断地举借新债，但是条件越来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银行家征收的利息却越来越高，于是，正常收入的很大部分只能用来偿付以往债务的利息。查理退位时，留给费利普二世的国债已约有2 000万达卡。
费利普还承继了同法国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花费是如此之大，1557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当时，像富杰尔那样的大银行家族也只好屈服。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同一年，法国也被迫宣告破产，这是1559年双方同意在沙托·坎布雷齐和谈的主要原因。紧接着，费利普马上要对付强大的土耳其敌军，20年的地中海战争，对格林纳达摩尔人的战役，在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错综复杂的军事行动逼迫王室寻求一切可能的收入来源。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赋税增加了2倍，而费利普二世仅在1556—1573年间就增税1倍，到他统治的末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费利普的开支更大，在勒班陀战役中，据估计维持基督教舰队和士兵的费用每年需要超出400万达卡，虽然威尼斯和教皇分担了一大部分。佛兰德军的费用到16世纪70年代已十分庞大，而且总是不能按期支付，结果激起军队暴动。1557年，费利普停止向热那亚银行家偿还利息后，形势更趋恶化。虽然来自美洲矿产收入的猛增，暂时缓解了王室的财政和信用危机，16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200万达卡，而大约40年前只有1/10的样子；但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的花费竟达1 000万达卡，而它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一场海军灾难，也是王室财政的灾难。1596年，费利普以空前的额数大借公债之后，再一次拒付。两年后，他去世的时候，总债务高达1亿达卡。这笔巨债的利息差不多等于全部赋税的2/3。尽管西班牙很快与法、英两国达成和议，但与荷兰的战争仍然继续艰苦地进行着，直到1609年，才实现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1607年西班牙兵变并进一步瓦解而紧急促成的。
在以后几年的和平时期，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实质性减少。先暂且不谈巨额利息问题，仅地中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就需要大笔经费以修筑一个沿海防御工事；地域辽阔的西班牙海岸屡遭私掠船的抢劫，也需要在菲律宾、加勒比以及公海舰队上花费相当大的防御费用。1610年以后，欧洲的停火局面并没有使高傲的西班牙领袖们考虑减少军费开支。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不过将一场冷战变为热战，使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钱财流入佛兰德和德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哈布斯堡家族这一时期在欧洲的最初胜利和在美洲有效的防御，很大程度上与其从新世界运来的金锭、银锭的显著增加相吻合，并受它的支持。但出于同样的原因，1626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翌年宣告破产，1628年荷兰人劫持运银舰队的惊人之举（使西班牙及其居民失去1 000万达卡之多），使得战争努力中止了一段时间。尽管德意志与皇帝结盟，但其收入却绝对难以弥补西班牙的亏空（除去华伦斯坦当权的那段时间）。
这就是后来30年西班牙应付战争的情形，把新借到的债款凑到一起，加上新税，并利用任何来自美洲的意外收入，就可支持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诸如，茵凡特红衣主教在1634—1635年对德意志的干涉。但是耗竭财力的战争总是最终侵蚀掉这些短期收入，不出几年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17世纪40年代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葡萄牙人的起义之后，来自美洲的财富大大减少，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纵使一个国家拥有极好的士兵，一旦由一个支出超出正常收入二三倍的政府来管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吗？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从以上简述中已不难看出：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对付的敌人太多了，要防卫的阵线太多了。虽说西班牙军队在战场上很坚强，但把他们分散到国内守备，分散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新大陆和荷兰，就力不从心、难于胜任了。正像3个世纪以后的英帝国一样，哈布斯堡集团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是一个政治王朝的惊人绝技，需要极大的物质来源和心计维持其运转。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战略过分扩张的最大例证之一；占领广大领土，代价就是树立众多的仇敌，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也背着同样包袱。
与此相关的是哈布斯堡战争年表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欧洲冲突频频爆发，其费用对每个社会都是难于承受的负担。但是，所有其他国家，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斯曼帝国，都享有一段和平与恢复的时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别是西班牙，总是不停地从对付一个敌人的斗争转向对付另一个敌人的斗争。刚刚与法国媾和，接着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战；地中海停战，接着就是大西洋上的广泛冲突和西北欧战争。在某些困难时期，西班牙帝国同时三面受敌，而敌人即使没有军事援助，也有意识地在外交和商业上相互支援。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那么，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呢？历史学家指出了长期分散力量的状况，提出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人应制定一套清楚明确的优先防御计划。这就暗示了某些地区是可以放弃的，但是，指的是哪些地区呢？
回过头来反思，人们可以说奥地利，特别是斐迪南二世，要是聪明一点就不会随着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势力向前推进，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然而，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防止王公的派系倾向、法国人的诡计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它不能让奥地利表兄弟落入法国人和路德派手里，也不能让他们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因为这对西班牙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至关